何人作颂比《崧高》24，万古斯文齐岣嵝25。

勋劳至大不矜伐26，文武未远犹忠厚27。

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文字谁记某。

自从周衰更七国28，竟使秦人有九有29。

扫埽诗书诵法律30，投弃俎豆陈鞭杻31。

当年何人佐祖龙32？上蔡公子牵黄狗33。

登山刻石颂功烈34，后者无继前无偶。

皆云皇帝巡四国35，烹灭强暴救黔首36。

六经既已委灰尘37，此鼓亦当随击掊38。

传闻九鼎沦泗上39，欲使万夫沉水取。

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40。

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工令鬼守41。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

细思物理坐叹息42，人生安得如汝寿。

嘉祐六年寒冬的十二月，我刚上任便去孔庙拜鲁叟。旧时听说的石鼓今天见到了，鼓文雄奇有力如蛟似蛇走。细看石鼓文字模糊好象指画肚，想读出声来又是那么难上口。好古的韩退之慨叹自己生得迟，何况我又在韩公百年后。强去寻找石鼓文的偏旁推敲点画，只认得一二还剩下八九。终于认出了“我车既攻马亦同”，又辨认出“其鱼维鱿贯之柳”。好象在纵横成堆的古玩器中识得古鼎，又象那错落的众星辰中辨出了北斗。多半模糊得象疮痕和手掌老茧，形体不全尚能辨认出足跟与臂肘。那么象娟娟的月牙隐入云雾，又真象好苗秃秃埋进深草里。石鼓四处漂流历经百战还偶然幸存，不知它独立千载与谁作朋友。上可与轩辕、颉帝古文奇字抗礼，下可把李冰阳和李斯的小篆哺育。追忆昔日的鸿雁是歌周宣王名篇，当年太史籀用大篆来改变古文蝌蚪。人心厌恶厉王、夷王之乱思圣贤，周室中兴天生了辅佐周王众耆耆。他们东征徐虏象勇猛的强虎咆哮，北伐降伏犬戎多象轻易地驱使走狗。周穆王征战犬戎得四狼四鹿而归，连连赐方叔、召虎以玉器斗酒。每因军中击响犬小鼓而思将帅功绩，岂能敲击军鼓而烦劳瞎眼的礞瞍。何人曾作《崧高》歌颂周王功业，写此文的作者名声应如衡山岣嵝。勋功极大而又不矜夸居功占为已有，手下的文臣武将又那么的老实忠厚。周王留下的石鼓文寻不到年岁甲乙，那里还有名字记载着谁或某。自从周王衰退更叠七国相继灭亡，竟然使一统的泰国积有九有之师。秦朝扫除诗书崇尚暴虐的法律。放弃了祭祀祖先的器具用上鞭枉。当年是何人辅佐暴君秦始皇帝？上蔡公子李斯牵着害民的黄狗。登山刻石想记下自己功勋著烈，真个是后无继人前也不能成偶。都说秦皇巡视被他占领的四个国家，烹灭了强暴说是他解救了黔首。连《六经》也化作了灰尘，真担心石鼓文也在当年遭到击剖。传说九鼎之一沉沦在泗水河里，想让万民沉入水底去摸取。暴君即使用尽了众多的人力，神物也不会染上秦国的污垢。当时真不知石鼓到何处去避厄运，无奈何天工令神鬼把石鼓把守。人世兴亡多变而石鼓依然自闲，那些大富大贵们不朽也只有一朝。细细思量万物事理而坐着叹息，人生怎么才能与石鼓那样长寿？

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苏轼初登仕途，签判凤翔（今属陕西）。作者初到风翔府，拜谒孔庙，观看石鼓及其他七处遗物景观。嘉祐八年作《凤翔八观》八首，诗序中有“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一观其遗迹”的说法。《石鼓歌》是这一组诗的第一首。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在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在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在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在。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在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在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在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在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在，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在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雄文健笔，句奇语重，气魄与韩退之作相埒。而研练过之，细玩通篇，以‘冬十二月’四句起，以‘兴亡百变’四句结，起仿《北征》诗体，结亦悠然不尽若韩诗。起四句未免平率，结云‘呜呼！吾意其蹉跎。’又何衰飒也。中间分三大段。第一段自‘细观初以指画肚’至‘下揖冰斯同’，铺叙石鼓之文词、字迹、实景、实事，所与韩公不同者在此，故详述于前，且正是初见时情状。‘古器纵横’六句，详写石鼓之奇古，固非‘文字郁律蛟蛇走’一句所能尽。‘缺月’、‘嘉禾’，视韩诗‘鸾翔凤翥’、‘珊瑚碧树’之词又出一奇也。‘漂流百战’四句作转轴，起下二段意。‘忆昔周宣歌《鸿雁》’至‘岂有名字记谁某’，推原溯委，铺述典重。‘自从周衰更战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凭吊古今，却以六经九鼎作陪。澜翻无竭，笔力驰骤中，章法乃极严谨，真足嗣响少陵。”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韦苏州《石鼓歌》云‘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石鼓歌》初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录》云：‘至於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此盖原苏州之歌而云尔。苏长公《石鼓诗》云：‘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亦原于苏州也。

赵克宜：“先生诗后段云：‘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则石鼓文字盖蝌蚪之变。韩愈有《科斗书后记》一篇云：‘李阳冰之子服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且曰：‘古书得其据，依略可读，如是则退之宜识科斗书者。’《石鼓歌》乃云：‘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而先生今诗乃能通其六句，则先生为精于字学矣。欧阳《集古》跋尾盖谓：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韩退之以为宣王之鼓，不知何所据而然，卒以退之好古不妄者为可信，然未尝载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诗，乃云：‘形虽不具意可知，有云杨柳贯鲂。’先生诗注云：‘维维鲤，而子由云，鲂！岂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

朱彝尊：“杨用修谓：‘从李宾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见东坡之本人多惑焉。’考宾之《石鼓歌》中云：‘家藏旧本出梨枣，楮墨轻虚不盈握。拾残补缺能几何，以一涓埃裨海岳。’夫以欧阳、薛、胡诸家所见止四百余字，若宾之本有七百余字，拾残补缺亦已多矣，宾之不应为是言也。子瞻之诗曰：‘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强寻偏傍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藓，文字皴剥因风雨。字形漫汗随石缺，苍蛇生角龙折股。’夫用修子本既得自宾之，传自子瞻，是子瞻克见其全，子由亦得纵观，子瞻子由又不应为是言也。”

袁宏道：“道古不减昌黎。”

纪昀：“精悍之气，殆驾昌黎而上之，摹写入微。”

赵翼：“形容处沉着有力。”

翁方纲：“以东坡才力之富健，于《石鼓》中间用力摹写，亦何难直造昌黎堂室。”

方东树《昭昧詹言》：“韩、苏《石鼓》，自然奇伟。东坡《石鼓》，飞动奇纵，有不可一世之慨。”

高步瀛：“此苏诗之极整束者，句句排偶，而俊逸之气自不可掩。”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之子。嘉祐年间（1056-1063年）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好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