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形象是指海明威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有拳击师、斗牛士、猎人、渔人等，他们都具有一种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性格，面对暴力和死亡，面对不可改变的命运，都表现出一种从容、镇定的意志力，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桑提亚哥的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即是这种“硬汉”形象的精神境界。《丧钟为谁而鸣》美国青年罗伯特·乔丹和《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桑提亚哥即是这种形象的典型代表。

一、《丧钟为谁而鸣》罗伯特·乔丹的硬汉形象是通过其身上的英雄性和悲观性体现出来的。

（一）、崇高的英雄性：乔丹作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依照“英雄性是指个体为群体而行动时所显示出的超乎寻常的能力、勇气、毅力、胆识”的美学理论来考察，他首先具有美学意义上的英雄性特征。

第一，乔丹作为美国一所大学的西班牙语讲师，来到西班牙内战前线和西班牙“共和国”及国际民主进步力量一起，反对以佛朗哥为代表的国际法西斯势力。乔丹主动加入这一场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正义战争，目的很明确。“他投入这场战争是因为战争发生在他所热爱的国家里，因为他信仰共和国，并且，要是共和国毁灭了，那么信仰共和国的人日子都要过不下去”。显然乔丹的参战既是为西班牙共和国、西班牙人民而战，又是为世界民主、自由、和平而战。这样，乔丹就具有了英雄性的本质特征：为他人、为群体的目的，出自责任和义务的主体动机。

第二，乔丹在行动中也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能力、勇气、毅力、胆识：他勇于接受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深知任务的危险性和艰巨性，仍敢于只身前往敌后，去争取不明究竟的游击队的支持，努力完成炸桥任务。在这种吉凶未卜甚至可以说是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其勇气和胆识，令人钦佩地凸显出来。炸桥后撤退中受伤的乔丹，为掩护战友安全撤退独自留下来阻击敌人，同样显示出过人的勇气和胆识。

乔丹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阻力：游击队长巴勃罗的反对炸桥，法西斯对进攻计划的觉察和了解，因为“聋子”一伙儿的牺牲而造成的人手短缺，清晨实施炸桥行动对安全撤退带来的不便，巴勃罗偷走爆炸装置给完成任务增加的难度，还有乔丹本人和玛丽亚的相识相爱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与行动本身的矛盾，等等。乔丹面对困难与阻力，显示出他超乎寻常的能力和毅力。他在和巴勃罗斗争的同时，力争以彼拉尔为首的大多数游击队员的支持，并争取到“聋子”一伙的支持；实地考察地形，了解敌人的防守情况，制订周密的行动方案，巧妙地应对突如其来的敌巡骑兵，在聋子一伙遭到打击时，果断地从大局考虑，做出保存实力的决定；观察分析形势后派人送信建议取消进攻；机智地使用手榴弹引爆；选择了为理想、正义而战之大我而牺牲了与玛丽亚的小我之爱，最后仍在进攻开始时炸毁大桥，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就乔丹单方面而言）。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他超常的能力和毅力。

第三，乔丹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性特征。美学上的崇高性往往转引指人的精神思想品格风貌的巨大性和超常性。乔丹本来可以选择在美国大学里过安逸的生活，然而他来到了西班牙，选择了与苦难、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尽管不喜欢自己的任务，但他还是毅然接受了那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按时炸桥。当他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之际，他的所思所想不禁让人想到保尔·柯察金：“唯一的遗憾是我将不能战斗了。”“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如今已战斗了一年。我们如果在这儿获胜，在每个地方就都能获胜。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你很走运，他对自己说，你度过了这样美好的一生。”为理想、信仰而生活而斗争，终生不悔，死而无憾，这就是乔丹精神思想品格风貌的巨大和超常即崇高性的充分表现。

总之，从他为群体的目的、在行动中显示出的超常的能力、毅力、勇气和胆识以及其崇高的精神风貌来介定，乔丹无疑具有崇高的英雄性特征。

（二）、浓厚的悲观性：乔丹是崇高的反法西斯英雄，可他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又有着明显而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他身上浓厚的悲观宿命色彩。悲观宿命思想伴随着乔丹执行任务过程的始终。接受任务之初，他就明确表示“不喜欢”这个任务；还没到达目的地就意外地遭到游击队长巴勃罗对炸桥行动的坚决反对，他想“事情开头就够糟的了”；到达当晚，面对比拉尔要求他带玛丽亚远走高飞的要求，他的回答是“只要我们炸桥后还活着，一定带她走”；当巴勃罗谈到炸桥的严重后果时，乔丹想：“老巴勃罗啊，老伙计，我认为正是这样啊。你看得出来，我也看出来了，那妇人从我手掌上也看出来了。”所以，尽管乔丹嘴上说不信吉普赛女人的“迷信”，但实际上他既认同巴勃罗对形势的分析，又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比拉尔的宿命判断。也就是说，他坚信实施炸桥行动的灾难性后果和自己的不幸结局，乔丹最终的死亡结局又恰恰证实了乔丹等人的悲观宿命思想。正是因为这种悲观宿命思想的影响，反法西斯英雄乔丹身上罩上了一层浓厚的悲观色彩，他的一言一行都带上了悲观意味。

因为悲观，他甚至把这次任务看成是荒诞不经的“把戏”，“在这样一场糟糕的把戏中，设法取得两帮胆小如鼠的游击队的配合，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帮你炸桥，来阻止一场也许即将开始的反攻”。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对任务本身产生过犹豫，“一个明知那些行不通的命令会导致什么后果，他还应该执行吗？……他应该执行这些命令，因为只有在执行进程中，才能证明行不通。你没有尝试哪能知道行不通呢？”显然在乔丹的意识中，这次任务是行不通的，如果执行势必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难性后果，仿佛他全力以赴地去执行命令，只是为了证明它行不通。因此，乔丹的思绪中才会出现没有未来的感受，“我现在能从生活中得到的也许不过如此了。也许这就是我的一生，不是七十年，而是四十八小时，或者说得确切些，是七十或者七十二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三整天就是七十二小时”。“除了现在再没有别的了，既没有昨天，当然啦，也没有明天。你要活到多大才能明白这一点呢？”在他的意识中，自己和玛丽亚的爱情也是不存在美好明天的，“不会有时间，不会有幸福，不会有乐趣，不会有儿女，不会有屋子，不会有浴室，不会有干净的睡衣，不会有日报，不会双双醒来，不会醒来看到她在身边而你不是孑然一身。不，不会有那等事”。正是因为悲观情绪的存在，他在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会想到游乐场里徒劳轮回的旋转木马，在等着与玛丽亚相会时会说“快来吧，玛丽亚，因为时间不多啦”。在临行动的前夕还在想，“这就是你所不愿正视的。你不得不干下去，制订了一个自己知道没法完成的计划。你制订了个计划，而现在你明白这是没有用的。你能用现有的力量攻占两个哨所的哪一个都行，绝对不成问题。可是你没法同时攻占两个。我的意思是说，你是没有把握的。别骗自己啦。黎明快来临了，别骗自己啦”。应该说，乔丹最终也没有为炸桥任务的胜利完成做好充分必要的准备，他是怀着失败的信念去执行炸桥行动的，即他对炸桥的结果是抱着肯定的悲观态度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巴勃罗的意外带人参加战斗，乔丹是不可能完成炸桥任务的。因此，在受伤后独自留下阻击敌人时，他有一种解脱的喜悦，“得啦，事情终于到了尽头，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不管以往的一切如何，不管未来的一切会怎么样，对他来说，再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了”。

总之，《丧钟为谁而鸣》具有浓厚的悲观宿命色彩，悲观情绪伴随着乔丹行动的始终，悲观是乔丹的重要特征，这使得反法西斯英雄乔丹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政治英雄的悲观性特征。乔丹身上散发出的浓厚的悲观色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主人公乔丹本人，二是他人的影响，三是叙述者的悲观叙述。就乔丹本人而言，过去一年多的战场失利和眼前的艰巨任务所构成的残酷现实，是乔丹悲观情绪产生的根源。共和国军队司令弋尔兹向乔丹布置完任务后马上补充说，“那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然后针对乔丹的疑惑不解他又发出了一连串气愤的反问：“有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行动不被取消？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能保证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不超过六小时？有过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进攻吗？” 同样，当法西斯的飞机成群掠过时，乔丹马上想到可能是敌人知道了进攻计划，并在心中反问自己，“为什么不会呢？以前每次进攻，他们不是事先知道的吗”？分析现实形势后他派安德烈斯给弋尔兹将军送去建议取消进攻的信函，与此同时他想“我相信会发动的”。弋尔兹拿到乔丹迟到的信后，说“我们完了。对。跟以往一样。对。太遗憾了”。乔丹和弋尔兹这些看似荒诞的言行，就是过去战事的一再失利留下的伤痕。这同时证明乔丹的悲观不是没有根据的，它来自对战场现实和艰巨任务的深刻内心体验和理性分析，它来源于现实，不仅仅属于乔丹一个人。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国一方高级指挥层的官僚作风和权利争斗，权利既集中又分散并相互牵制的现实，使得身在其中的乔丹自然也会感受到形势的严峻，这种情况下，作为任务的执行者，乔丹只能抱着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去勇敢地“尽力而为”。正因为如此，乔丹面对反攻显然的失败结局和自己的死亡之时以“尽力而为”来宽慰自己。

二、《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桑提亚哥

“人可不是造出来给打垮的，可以消灭一个人，就是打不垮他。”这就是老渔夫桑提亚戈的做人准则和风度。他笔下的桑提亚戈也和作者一样，年青时争强好胜，扳手腕时，为了胜过一位黑人大力士，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终于以顽强的毅力使那黑人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到了老年，他便失去了当年的锐气，而且很背运，在海上打鱼时，接连84天打不到一条鱼。但他还要再出海打鱼，他必须证明自己是有技能和勇气的。在第85天，他终于侥幸捕获到一条硕大的马林鱼———自然界美好的东西的象征，但却被大群鲨鱼抢夺去了，他进行着无望的搏斗，直到精疲力竭，一败涂地，在和鲨鱼的争夺战中失败了，最后他只能带着一副空空如也的鱼的骨架返回港口。固然老人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我们在他的身上感觉不到什么悲观失望的伤感情调。相反却能在他身上看到美好和崇高的东西，能看到鼓舞人们斗志的东西，因为他并没有被鲨鱼的强大所吓倒。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失败中，他却在风度上取得了胜利，他表现出了人的崇高的尊严和对前途的乐观态度。桑提亚戈决不是悲观绝望的和使人意志消沉的人物，而是一个刚毅坚强、崇高的人物形象，是海明威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不畏艰难、挫折、甚至诽谤攻击，勇敢地探索前进的化身。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这样他就有幸会获得成功”。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美国上个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和短篇故事作家之一。他是“迷惘的一代”的杰出代言人，也是第六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4年)的美国人。有的评论家认为海明威是继马克·吐温之后对美国文学语言影响最大的作家，他的独特文体风格影响了不止一代文风。海明威以洗练的文风和其作品中的硬汉形象著称。海明威笔下的硬汉独树一帜，在灵与肉、胜与败、强与弱、苦与乐、生与死等一系列问题上、硬汉自有自己的精辟的见解。

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评论家们都曾把他比喻为狮子。他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生性爱好冒险。他曾说：“没有行动、我有时感到十分痛苦、简直痛不欲生。”他争强好斗、从不妥协、事事爱争第一名。他爱好体育运动、热衷玩垒球、爱好拳击。他爱好斗牛，爱好钓鱼和打猎。打仗是男人们的事业，他曾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身上留下二百多块弹片，使他得到几枚奖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违反了“新闻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直接参战曾因此而受审，但结果却因他勇敢善战而获得奖章。

从《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到《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菲特力，再到《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罗伯特·乔丹和《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可以看作是海明威的硬汉形象的三个阶段。从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海明威小说中的悲剧主人公是如何从一个消极处世的迷惘者而成为一位积极抗争的悲剧英雄的。

在《太阳照样升起》中，通过侨居巴黎的一群美国青年的生活透视了一代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揭示了战争给人们生理上、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战色彩。

在《永别了武器》（这是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的主要作品之一）中，美国青年弗瑞德里克·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志愿参加红十字会驾驶救护车，在意大利北部战线抢救伤员。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亨利被炮弹击中受伤，在米兰医院养伤期间得到了英国籍护士凯瑟琳的悉心护理，两人陷入了热恋。亨利伤愈后重返前线，随意大利部队撤退时目睹战争的种种残酷景象，毅然脱离部队，和凯瑟琳会合后逃往瑞士。结果凯瑟琳在难产中死去。海明威根据自己的参战经历，以战争与爱情为主线，吟唱了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曾多次被搬上银幕，堪称现代文学的经典名篇。

在《丧钟为谁而鸣》中，美国青年罗伯特·乔丹在大学里教授西班牙语，对西班牙有深切的感情。他志愿参加西班牙政府军，在敌后搞爆破活动。为配合反攻，他奉命和地方游击队联系，完成炸桥任务。他争取到游击队队长巴勃罗的妻子比拉尔和其他队员的拥护，孤立了已丧失斗志的巴勃罗，并按部就班地布置好各人的具体任务。在纷飞的战火中，他和比拉尔收留的被敌人糟蹋过的小姑娘玛丽亚坠入爱河，藉此抹平了玛丽亚心灵的创伤。在这三天中，罗伯特历经爱情与职责的冲突和生与死的考验，人性不断升华。成功炸桥后，撤退的时候被坦克打中，左腿被所骑的灰马压断，独自留下阻击敌人，最终为西班牙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是一部极具寓言色彩的小说。小说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含意却十分深刻。小说的主人公桑提亚哥实质上是整个人类的化身；他与鲨鱼的搏斗，是人与命运搏斗的象征。这个“硬汉”形象成为了海明威式的英雄的代表，象征着人类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这是一部极具寓言色彩的小说。书中“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励志的一个真理。小说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1954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