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1783－1850），字衎石，浙江嘉兴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户部主事、工科给事中，参与会典的编纂，主讲广东海学堂、河南大梁书院，著有《三国会要》、《黄舆图说》、《衎石斋记事稿》和《刻楮集》等书，还有节录名臣事迹的《先正事略》。《清史列传》卷73、《清史稿》卷486均有其传记。兹将《清史列传》其本传附后，唯传内所说的《献征录》，是《碑传集》的早期异名，请读者不要误解。

钱氏认为清初以来王侯卿相、硕儒才彦之士有官修传记，但人们见不到，即使象他那样因参与修纂会典有机会看得到，但也没有敢抄录向外界流传。他为了人们能够了解那些名人的生平，乃搜集传文，编纂图籍。在编辑过程中，因为一件有关赋役掌故从碑传文中的发现，进而使他懂得，编这类的图书还有益于政事的治理。事情是这样的：嘉道之际，政府要把相沿已久的江西百姓津贴漕粮银米，由漕项开支，改交中央户部，在讨论中，钱仪吉认为既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事情，必然有其原由，如今不明究竟，不能随意改动，户部采纳了他的意见，但对那个事情仍然不明原委。他在搜集碑传文时见到李绂写的《郎温勤公墓志》（郎指郎廷极，康熙中任江西巡抚），文内将民贴产生的事说得很清楚，因此非常高兴，并在碑传集《后序》里写到当时的心情：“时方辑诸家碑传，搜罗旧闻，谓其有裨于实用也，日奋不能以已。”所以说编辑这类图书，不仅有学术意义，对于政事的治理也不无参考价值。

钱氏收集资料，墓志铭、传记及具有传记内容的文字，都在网罗范围之内，自云“采集诸先正碑版状记之文，旁及地志杂传，得若干篇”，整理编辑而成《碑传集》一书。钱氏于道光六年（1826年）写《自序》，时在北京，是开始编辑事务之时。他为搜求传文，常于琉璃厂书肆索书回家，用子女帮助赶抄，抄迄送还，可见编辑之不易。后到广东，乃至于晚年在开封，仍继续搜集资料，所以列女传文以河南人为多。此书初无定名，或曰《百家献征录》、《五百家银管集》、《湘管集》、《昭德文编》，至道光十六、七年，终以《碑传集》为名。道光二十五、六年始将体例确定。

《碑传集》成书后没有得到及时出版的机会，但是这是人们渴望读到的书，所以对它传闻甚多，如曾国藩在《国朝先正事略序》中所写的：在道光末年听说有此书，因请钱氏之侄钱应溥抄写目录，才知书的大概情形，到了同治初年，又获知钱氏还有《先正事略》一书，即到这时曾氏也没有见到《碑传集》原书，因为它还处于手稿阶段。光绪中，江宁布政使、贵州贵筑人黄彭年与道员朱之榛立意刻印此书，并请江宁书局提调诸可宝主持其事，因原书为众人所抄录，分量又大，钱氏虽编辑用力甚多，但仍需要相当的加工量，黄氏与诸氏着力整理，再次根据类目调整某些传文的编排，并付梓印刷，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竣工，线装六十册，一代名著始与广大读者见面。此版卷首刻有诸可宝的《校勘记》和钱氏外孙沈吉士的通讯，对此书的编辑和刻印过程叙述甚明。此书版本甚多，这里再说一种，即靳斯标点本，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十二册，附有《人名字号索引》，其他版本待后与碑传集续补诸书一并说明。

钱氏编书的体例，在《序》中说是“略依杜氏大珪、焦氏竑之例，以其时、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厌之，为若干卷”。就是说，他按传主的爵秩官职、人生特点和生存的时代进行分类。类目分得很细致，类下又根据需要区分以时段，具体是：宗室；功臣，内分沈阳、国初、康熙朝；宰辅，内分开国、明臣、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部院大臣，内分国初、明臣、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抚，内分国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河臣；监司，内分国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守令，内分子目同于监司；校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逸民；理学；经学；文学；孝友；义行；方术；藩臣；列女，内分贤明、孝淑、节操、烈义、贞洁、合传（婆媳、妯娌等）。编辑者对所选碑传文的著者作了简介，称作《作者纪略》，还有《引用书目》，都刻于卷首，另有《附存文》、《集外文》。其所有类目，请见该书总目。

《碑传集》所记录的人物，多达两千余人，而且什么社会阶层的人都有。从目录里已可看出，上自宗室王公，下至方术列女，旁及遗民、藩臣，而以贵胄和各级官员为主，官吏里不仅分类细致，且卷数繁多，达一百二十二卷，占全书的四分之三，其中宗室、功臣、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及督抚六类高官计有五十六卷，表明官员中的将近一半是达官贵人，然则下余的一半以上的官吏是中下级成份，而守令、校官、佐贰杂职等下层官员有二十六卷，为官员总数中的五分之一强。此外学术类的理学、经学和文学有十五卷，列女有十二卷，分量也不算小。总起来看，此书提供中下级官员的碑传文数量当居第一位，提供的达官贵人的碑传略居其次，学术人物和女子也有一定的数量，孝友（四卷）、义行（一卷）、方术（一卷）类人物多系平民，且有三教九流各行各业人物，只是数量不多，仅只六卷，不过多少也有出现，说明此书具有下层人物的碑传文。藩臣最少，仅有一卷（三个人），是美中不足。要之，此书含有各种社会类型人物的碑传文，是综合型的碑传文汇编，欲了解清人的传记，不妨用此书一查。

此书编辑于道光朝，所收的碑传文，是清朝开国期至嘉庆朝时期形成的文献，传主自然是清初至嘉庆朝的人（包括明臣而入仕清朝者或遗民），所以此书记录的是嘉庆朝以前清朝二百年间人物的传记，道光朝以后近百年间清人碑传文，当求诸于他书，下面即将讲到，请读者耐心一候。

钱氏所收碑传文，经过严格选择，有内容相同的诸篇选择其一，对见解不一的篇章则常予保留，以便读者对照阅览，传主子孙的文字一般不取，而确实写得好的也不排斥，诚如《序》中所说：“或一人之事，杂见他书者；同时之迹，及其子孙言行有可称者，间为附录，殿于本篇；或论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过当，或沿习忘反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观之，固可考信而不惑也。要其大体主乎乐道人善，以为贤士大夫畜德之助。”钱氏表示他编辑此书的目的，是以善人善事濡染人之耳目，使人向善。本来碑传文就只书善不书恶，钱氏教化人心之意原是向善的，再持此心选文，所选文字就是教化的教材了。今天不必管它的思想倾向，而要看它的叙事内容，看其是否提供传主的生平事迹，是否能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风貌。从这个角度把握，此书提供大量的有用的原始资料。兹以卷104 《守令》中的刘鸿翱作的《刘青天大绅传》为例，文章叙述长期任县令的刘大绅清白为官，却遭到罢斥的历史。卷124《逸民》所录的李元鼎撰《朱先生统墓志铭》，述说了明朝宗室朱统在明清易代之时的避世态度，不愿受人重视，数度迁徙，最后逃亡山林，与僧衲为伍。再如卷148的《噶岱默特传》（选自《回疆通志》），讲了维吾尔人噶岱默特降清，参与平定准噶尔阿睦尔撒纳部的历史。此书没有僧道类，但在卷末《附存文》收有秦瀛的《诗僧野蚕、碎琴传》，反映尘世不得意的人愤而出家的历史。

所选文章的作者，有五百六十余人，为使读者对他们有所认识，编辑者特制《作者纪略》，置于卷首，其编排以选文出现的先后为序，叙说作者生平，如“郑文虎，字病也，秀水人，乾隆壬戌进士，官至左赞善，有《屯松阁集》。”这样，《作者纪略》又等于五百多人小传汇编。

所收碑传文，有一传主而有二三种文献的，编者是作了选择的，但是《清代七百名人传》的著作者蔡洛冠在该书自序仍然批评《碑传集》，“所收赅博，而少所甄择，微病其杂。”有点不合实际。不过书的部头一大，难于处处精当，惹人议论。

总之，钱氏《碑传集》，汇编二千余人的碑传文，提供了清代前期和中期重要人物，乃至稍有特点的人物的传记文献，省却读者的搜检之劳，且开了为清人汇集碑传文的风气，在清史文献学上有特殊贡献。

缪荃孙编著，八十六卷，宣统二年（1910年）成书，当即有江楚编译书局印本，为续钱氏《碑传集》之作。

缪氏（1844－1919），江苏江阴人，晚年号艺风。出身于诗书世家，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不屑官场的逢迎，得罪大学士兼掌翰林院的徐桐，离任，入湖广、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府，主持江楚编译书局，主讲常州南菁、金陵钟山等书院，充南京高等学堂监督、京师图书馆监督，晚年入清史馆参加全书的设计及列传的纂写。他一生从事教育和著述，特别是版本目录学和金石学的研究。著作宏富，有《南北朝名臣年表》、《近代文学大纲》、《艺风堂文集》、《艺风老人日记》、《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等书；署名张之洞作的《书目答问》，传云出自其手；另有《艺风堂友朋书札》，为其与友人的通讯集；主编的方志很多，并主持《常州先哲遗书》的编务和椠刻。关于缪氏的生平，有其自撰的年谱，有夏孙桐作的《缪艺风先生行状》，第二章介绍过的费行简《当代名人小传》亦有其传，因其简明而附录于后。缪氏在清国史馆时担任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和隐逸五类传记的写作，是继续阮元在史馆的工作，这大约也是他后来从事碑传集编辑的契机。

钱氏《碑传集》的传主生存年代至嘉庆朝截至，到了缪氏作书时代已经过了九十年，中间大事频生，有关的人物传记频出，是以缪氏认为需要续纂钱氏之作，遂于光绪七年（1881年）开始搜集资料，图书文献之检索外，同时向名人后裔广泛征集碑传文，历经三十年而成书。所收作者三百五十九家，志书十六种，记录道光至光绪时期的历史人物一千一百余人。

体例上遵循钱氏书，然根据清代后期的实际情况作了小的变动，体现在二级类目中，如功臣类下沈阳功臣、国初功臣和宰辅类的开国宰辅、明臣宰辅概行取消，因这些类目的内容到清代后期已无从出现；藩臣类改称“外藩”，后加“客将”一目（因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才产生利用洋将的事情，故有此目的增设）。将经学和理学二类合为“儒学”一类，列女类下加“辨通”一目。计分二十二类，为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属、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校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藩臣、客将、儒学、文学、孝友、义行、艺术、列女。在宰辅、部院大臣、督抚等类中，又按朝年区分为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小类。具体到人物朝年的确定，以其卒年为准。

缪氏对所选文章持谨慎态度，抱着“借名人之文字，即以存名人之事迹”的目标，不改动人家的文章，发现有误失的，或作夹注说明。对列女传的选择尤其严格。他把自己给人写的碑传文，有的也选了进来，不是为己身存不朽，而是为了尊重传主，保存其史料。他在传主的分类上，自己感到有混乱的地方，如将护理督抚的传主列入“督抚”类，而将署理督抚的人又没有列入，却放在“监司”类，有人应入“九卿”而列进“文学”，应进“文学”的又入了“忠节”。他自我责备是自乱体例，其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他还给乾嘉名人搜集了碑传文，集成十四卷，原预备附在书内，因故未能刊刻，甚为可惜。以上所叙，多据其《自序》，兹将其附后，供读者阅读方便。

所选碑文，多有实际内容，令读者阅后能获知传主的主要行事，如卷四十二《守令三》的杨兆杏传，有两份，一为易燮尧作的传，云杨氏辗转各地任县令，行惠民实政及论为官之道；另一为彭崧毓撰的家传，比易作多叙述杨氏的家世，又写作清官而被弹劾罢任，流露出对弊政的不平之意。兹将两文附载于次，以见选文的一般情形。卷46《校官》的《书丰县训导赵君事》、《宝应县训导张君墓志铭》，写卑官县学训导赵氏、张氏的尽职尽责。卷85《列女·辩通》写秀女的指斥时政，除表现幼女的机辩，读之对清末败政及民间的不满情绪均能有所了解。

对所选文章作者作《撰人小传》，以介绍其生平。这种作法与《碑传集》一样。

闵尔昌辑录，六十卷，成书于1923年，1932年梓刻。

闵氏，江都人，清末入袁世凯幕，民初为总统府秘书，后为北京辅仁大学文学系讲师。长于经史，善作词章，对人物年谱颇为注意，这应当对其汇编《碑传集补》有密切关系。著述不少，有《雪海楼诗存》、《雷塘词》、《江子屏年谱》、《王伯申年谱》、《王石曜年谱》等。他鉴于人物的传记总在传主身后的若干时日才会陆续产生，因此缪荃孙所辑的清代晚期人物的传记，在缪氏编辑时尚未出现，而后才相继问世，因而有续编的必要和可能，闵氏为此花费十年功夫搜集资料，以补续编的不足。

体例上与钱氏书、缪氏书相近，稍微有所增损。宗室、功臣、藩臣、客将四类皆取消；增“使臣”、“畴人”、“党人”、“释老”四类，立“使臣传”，是因使臣为晚清始设之官，应予增添，而列“畴人传”，是学的阮元、罗士琳的作法；将理学、经学分为两类，是恢复钱氏方法；列女传中取消缪氏的辩通一目，而增“母仪”；又有卷末《集外文》。其作书缘起及体例，具详其《自序》，兹附录于后。闵氏保持正编、续编的特点，为所选文章的著者纂写小传－《作者纪略》。

此书所收传文的传主，颇有一些同光以前的人物，如卷四十四文学传中，有明清之际的钱谦益、金人瑞（圣叹）、龚鼎孳等，卷五十六的罗聘、卷就的尹会一母李氏等等。

全书拥有八百一十五位传主，所提供的传文都作了选择，比较成功。现选录几篇于次，请读者对选文作出判断。卷八有黄彭年撰《西沤先生墓志铭》，写进士、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李惺伯在家庭为孝子，在乡里助亲邻，不乐荣达，而任教于书院的淡泊一生。卷十三《使臣传》收有薛福成、何如璋、杨儒、黄遵宪和许珏五人传文，马其昶所写《清故出使义国大臣许公墓志铭》之传主许珏，在使臣中并不出名，然读这篇传文后，对其人的立身行事有深刻的印象。卷末收有杨守敬、詹天佑、刘师培等传，陈衍作《杨守敬传》，对以“杨图”著称于后世的地理学家杨守敬的历史交代甚明。

汪兆镛编辑，五十卷，又卷首一卷。笔者阅读汪氏的《微尚老人自订年谱》，知其生活在清末民初（生卒年1861年－1939年），一生坎坷，却对亡清法自内心的怀念。他是广东番禺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并没有能够走上官场，为人作幕客，生活拮据。取斋名“微尚”，大约是表示崇尚微子启的气节，这就成为他选择《碑传集三编》传文的一个标准。汪氏处幕，为幕主作文，又勤于治学，后半生尤其如此，所以著述丰富，有《孔门弟子学行考》、《晋会要》、《微尚斋杂文》、《微尚斋诗》、《澳门杂诗》、《岭南画征略》、《番禺县续志》、《广东遗民录》等，这后一部书，张尔田在为其写的墓志铭中说是汪氏的“自寓”，即其以清异名自居。兹将张氏之文附于后，以便读者明了汪氏的历史。汪氏晚年定居澳门，从事《碑传集三编》和《椶窗杂记》的编著，弥留之际委托友人审定，足见其对汇辑《碑传集三编》的重视和审慎。

汪氏佩服钱仪吉和缪荃孙的编辑业绩，所以本着这两家宗旨，续作第三编。本来在他编辑过程中，见到闵尔昌的《碑传集补》，闵氏之作应当是三编，他再编，该是第四编了，而却自居三编，将闵氏之作排除于外。他认为闵编选文不慎，“采及时流，以媚浊世”，不足计数，因此不论闵编选文如何，他按照自己的设计进行选编。汪氏主旨是要将光绪宣统时期的人物传文选好，适当补充钱、缪二氏遗漏的文章，所谓：“期于光宣以来，数十年政治之流迁，人才学术之隆替可以考镜；往昔名流，为钱缪所遗者，亦补辑一二。”具体说是做了四项工作，一是订伪，有的文献对历史人物记载有误失，汪氏发现有正确记录的文章，就把它选择进来，以抵制荒谬记载的流传；二是补遗，就是对正续编缺漏的人物传记文加以补充，如杭世骏、翁方纲、朱筠、吴荣光、鲍廷博、舒位、孙原湘等国史馆它传记的人，不能在碑传集中有遗漏；三是参证，有的不是碑传文，但有传记文所不记载的事情，应当把这类文章收入，有与传记文互相参证；四是续纂，是将死于《清史稿》成书之后的人，依照其人在清朝的社会角色，将其传文编入书中。以上所叙汪氏编书的设计，见于他的《自叙》，兹附于后，也请读者一阅。

与此编选原则相适应，基本上遵循钱缪分类法，不同的是创设“算术”、“独行”二目，前一目收集与科学有关的人物传记，后一目大约是汪氏遗民观念的产物。

“三编”与前几编一样，备有《作者纪略》，使此类书籍保持一惯作风。

汪氏所选传文究竟如何，兹举数例以明之。嘉道时期名宦阮元，清人为他写作的传记文很多，笔记中关于他的逸闻趣事也不少，“三编”卷一有《阮文达公逸事》，并非一篇完整的文章，而是从《南海县续志》、《番禺县续志》选取的阮元三段故事，另有汪氏所写的阮元在广州允许进口西洋米的文字，这几篇短文合在一起，给人一个鲜明的印象，阮元在广东做了不少好事，如此选文，反映人物与地方关系，有独到之处，详情见原文复印件。“三编”卷二十选有《诰授光禄大夫前新疆布政使陈公墓志铭》，此文写传主陈际唐读书时代关心经世之学，初理地方事务即显示出从政务实的才能，后任职新疆，斯时此地靠内地钱粮接济，而内地财政状况又很不好，不足依靠，陈氏乃力谋自济之道，使藩库贮银大增；清亡，侨寓天津，主持广仁堂，办理善事。民国时期北方有位藏书名家傅增湘，笔者早有耳闻，但不明其根基，及至读到“三编”卷二十七吴汝纶撰的《江安傅君墓表》，始知其祖傅诚，于太平天国战后，任佐贰杂职于江南，社会经济不景气，人们抛售图书，傅氏事冗俸薄，然而节衣缩食，购书读书，藏书逐渐多了起来，后来到天津，吴汝纶见他“僦居斗室”，“蓬头敝屣”，一面教几个学童，一面研究学问，而后来诸孙得以发迹。其根源就在于聚书力学。“三编”卷四十六《史苓宾先生传》，写传主是江苏阳湖人，青年上遇太平天国战乱侥幸逃生，因而无意于仕进，致力于文诗，辛亥革命后，听到有人指责清朝，必然愤恨不平地与人争辩。这是汪氏借此文抒发自身感情了。

关于清人的四部碑传集，每一部都有其价值和使用的方便，但是若作有清一代的总体检索，则要把这四部书一一找来，必费寻觅之力；设若查找这四部书断限时代的人物，如嘉道之际、同光之际，不知是在哪一部书里？是正编还是续编，抑或是续编与补编、三编？要解决这类不便，最好是将这四部书汇刻在一起。近人深感于此，连续出了三种合集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的《清代碑传全集》，包含钱氏、缪氏、闵氏和汪氏四种书，系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陈金陵等编辑，十六开本，每页分三栏缩印，计二册， 1987年发行。编者对原书作了校勘，删去“三编”的六十六篇，免去与“补编”的重复。编者制作了《姓名字号索引》，将四部书的传主混合编码，以便读者迅速查到传记所在的页号。这个索引姓名为主，字号作参见条目，检字采用四角号码编排法。索引附有四角号码笔画对照表，便利读者使用不同方法检索。详见索引的《凡例》和《笔画索引》。

《清代碑传全集》问世的次年，即1988年，上海书店出版《清碑传合集》，也是十六开本，每页分上下两栏影印，分装五册，计四千四百五十页。第一册、第二册为钱氏书，第三册系缪氏续编，第四册是闵氏之补作，最后一册为汪氏书。前面关于各个碑传集传文的复印件，大多数是据这个本子复印的。这个本子页编有《人名索引》，检索方法与古籍出版社的索引不同，系以姓氏笔画为序。

台北文海出版社的本子。该社编辑并印行《中国名人传记丛编》，将清人的四部碑传集全部收入，并放置在一起，编成总目。分装四十四册，即正编十二册（1－ 12），续编十册（13－22），补编十而册（23－34），三编十册（35－44）。制有人名、字号、谥号索引，依姓氏笔画编排；其对人名索引的制作颇下功夫，在人名下力求注出生卒年、字号、籍贯、旗籍、谥号，女性的丈夫姓名，对不知生卒年的则注明朝年。有了这样的说明，对区别同姓名的人特别有益，入康熙朝有两个做过两江总督的于成龙，一个是汉军旗人，一个是山西永宁人，不作这类说明，要找汉军于成龙的传文，可能翻阅的却是山西于成龙的传记，岂不费事，有了文海版的索引就不会发生这类问题了。详见附录。

清代碑传汇集本的行世，在两方面便利了读者，一是有清一代人物碑传文的全本，令读者觅书方便；二是备有索引，且检索方法多种，使读者能够利用其熟悉的方法迅速查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