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时，如果开小轿车，二氧化碳排放量（公斤）等于油耗数乘以2.7。

低碳，是指较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节水、节电、节油、节气，是国家倡导的低碳生活方式。近年来全球变暖已成为人们公认的地球最大危机之一，而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通常被认为是地球变暖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低碳生活”正在悄然兴起：

少开私家车、坚持爬楼梯、不用电脑时选择关机等，人们可以用各种办法减少碳排放。

生活中，一方面要鼓励采取低碳的生活方式，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是通过一定碳抵消措施，来达到平衡。种树就是“碳中和”的一种方式，需种植的树木数（棵）等于二氧化碳排放量（公斤）除以18.3。

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的专家提出了“低碳生活”的建议：

衣，随季节更替，穿着适宜的应季服装可以减少空调的使用。选择环保面料并减少洗涤、选择手洗、减少服装的购买。

食，购买本地、季节性食品，减少食物加工过程，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使用少油少盐少加工的烹饪方法，健康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地球。

住，居住面积不必求大，理智选择适合户型。因为住房面积减少可以降低水电的用量，这在无形之中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行，选择合适的汽车车型，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汽车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大户，应尽量选择低油耗、更环保的汽车。

用，洗菜水洗澡水循环利用、每间房只装节能灯、不吃口香糖、使用时尚的环保袋、双面打印、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尽量购买包装简单的产品，既减少生产中消耗的能量，也减少了垃圾。

使用洗衣机时，同样长的洗涤周期，“柔化”模式比“标准”模式叶轮换向次数多，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至7倍，“标准洗”更省电；

如果每个汽车司机都注意给轮胎及时适当充气，车辆能效就能提高6%，每辆车每年就可以减少90公斤二氧化碳排放量；

用微波炉加工食品时，最好在食品上加层无毒塑料膜或盖上盖子，这样被加工食品水分不易蒸发，食品味道好又省电。

根据专家统计:每节约1度(千瓦时)电，就相应节约了0.4公斤标准煤，同时减少污染排放0.272公斤碳粉尘、0.997公斤二氧化碳、0.03公斤二氧化硫、0.015公斤氮氧化物。

为此可推算出以下公式:

节约1度电=减排0.997公斤“二氧化碳”；

节约1公斤标准煤=减排2.493公斤“二氧化碳”。

(说明:以上电的折标煤按等价值，即系数为1度电=0.4公斤标准煤，而1千克=0.7143公斤标准煤。)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也能以自身的行为方式，为节能减排出一份力。以下是“碳足迹”的基本计算公式:

家居用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公斤)=耗电度数×0.785；

开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公斤)=油耗公升数×2.3（基于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短途飞机旅行(200公里以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公里数×0.275；

中途飞机旅行(200公里到1000公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55+0.105×(公里数-200)；

长途飞机旅行(1000公里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公里数×0.139。

中国

2009年9月14日，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韩文秀局长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关于绿色经济的一个讨论会上，对欧美等国的碳排放量归属计算标准提出异议，他还呼吁在“国内排放值”和“国民排放值”之间做出一个区分。

韩文秀指出，算在中国名下的很多碳排放量其实来自在中国设厂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在中国生产，造成了污染，同时把很多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并赚取利润。由它们造成的排放量完全由中国承担是不合适的。

韩文秀局长明确表示，中方对“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微妙联系非常担心。韩文秀在会场并没有明确回答本报记者提出的如何界定“碳(排放量)所有权”归属的问题。

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克劳斯·齐默曼教授就此问题回应道，碳排放量的分配权是最棘手的问题。“中国固然可以把问题本身国际化”，他说，但是就像世界各国在资源分配上始终是不均衡的一样，如何在综合考量历史维度、所有权维度后，界定各国合理碳排放量是一个无法由经济学家解决的政治问题。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副所长奥特马·埃登霍夫尔教授则用一则“绿洲故事”的寓言展示了他对发达国家历史排放责任的看法。“在沙漠两个绿洲之间行进着十名旅行者，其中的两人在达到下一个绿洲前就喝掉了团队一半的饮用水。”他笑道，“这时候主要的不是追究被用掉的一半水的分配权，而是剩下那一半的分配权。”埃登霍夫尔教授是伦敦G20峰会报告《实现全球绿色复苏——G20即时行动建议》的撰写者。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不少国家政府把经济复苏和节能减排看做一对非此即彼的矛盾。为此，埃登霍夫尔建议，中国、欧洲、美国、印度等温室碳排放大国致力于发展全球碳交易市场，通过征收“碳税”，发放碳排放权交易许可证等办法，在节能减排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

埃登霍夫尔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现在可再生能源在市场上确实缺乏竞争力”，但政府不应就此对可再生能源产业进行补贴，而应注意培养它们的市场竞争力。他表示，只要各国增强中期技术研发投入，改革产业结构，整合环保技术，世界经济在未来10年内就可以因绿色经济的发展增长一到两个百分点。

埃登霍夫尔的“碳税”设想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美国国会此前提出的“碳关税”议案。2009年6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边界调节税”法案，计划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碳关税”，即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该议案的实质就是在环保名义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削弱竞争对手。

碳排放量研究阶段 建立中国碳核算系统

自1990年代以来，人们对确定和量化温室气体排放的兴趣越来越大，以了解其对全球大气的影响，并开始更好地了解不同温室气体的来源及影响。当前的排放是通过诸多方法确定的，包括宏观模型、直接测量、计算和估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增加，对每一种方法的准确性、价值和适用性的了解也在增加。

根据荷兰环境评估局提供的资料，中国如今是头号碳排放国。中国自然是建立温室气体测量与报告基础设施的下一个中心。显然，中国将大大得益于转变为资源节约型以及能源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成为环境友好技术及政策方面的领跑者，中国必将大有好处。这一现实在中国政府雄心勃勃的节能目标中得到了反映，如果得以贯彻执行，定将成为世界最积极环境政策的一部分。

然而，为了实现那些目标，中国需要建立一套量化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系统。此系统必须以增长为导向、透明、精确可靠、符合国际标准，并伴之以第三方认证系统。一个碳与能效在线注册系统，将为中国实现其自身能效目标的努力提供支持，促进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双边合作，支持中国参与减少碳排放的国际协议。

假如中国能在未来的5至10年里实现其目标，那么注册系统必须立即上线。但是，关于如何实施这一工具、由谁来管理以及采用一套什么样的方法，问题依然存在。

如何最佳测量排放，也许取决于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例如，各国政府可能基于经济方面的假设来制定国家气候变化政策，使用自上而下的评估。地区贸易机制取决于较小地域内特定减排项目有关的彼此无关联的排放活动的精确计算和测量。管理部门希望有评估同类设施绩效的参照数据：例如，比较两家工厂，以了解减排效果。各公司为了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可能想了解来自其所有经营活动的碳足迹，包括任何的相关责任及风险。

在中国建立这种网上自愿报告系统，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在过去12年里，越来越多的全球大公司，为了了解它们自身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温室气体核算纳入其标准商业实践。而且，它们期望供应商、竞争对手和客户也这样做。在中国，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出现，为依靠现有的经验并开始进行强有力的严格核算提供了机遇。

最佳的做法是，采用气候注册组织和加州气候行动注册专案在加州发展的模式，两者共有500个会员，其中包括美国一些最大的排放企业。

这一模式建立在《温室气体协议：企业核算和报告准则》（通称为“GHG协议”）的基础之上，该协议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共同制定。GHG协议提供了中立的、高水平的核算标准，被公认为是确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责任的国际最佳实践。

不同于跟踪某一单位或设施的排放的传统污染控制方法，GHG协议仿效财务核算标准，并根据一家企业所拥有的不同排放源或设施，认定其排放责任。鉴于温室气体的全球性，这种方法认为，每家企业的碳足迹可能来自于该企业可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诸多活动，包括移动排放源和电力使用，以及发电和重工业生产等活动。

GHG协议建立了一套温室气体核算语言，包括划定企业（“实体”）的报告范围和定义报告的内容，其依据是实体的经营控制、财务控制、排放源或每一排放源的股权情况。也许最为重要的是，GHG协议出于核算目的定义了不同的的范围。当考虑一家实体的碳足迹时，可能存在：

范围1–直接排放：在实体控制范围之内的排放，来源于静止燃烧、移动燃烧、化学或生产过程，或逸出源（非故意释放）。

范围2–间接排放：实体控制之下的耗电量所产生的排放，但发电不是：电力、蒸汽、加热及制冷方面的购买行为。

范围3–其他间接排放：涉及使用生产的产品、员工通勤、差旅等等所产生的排放。

通过把排放划分为不同的范围，一个组织机构就能逐步形成自身的全部碳足迹。范围2中终端用户耗电量带来的每一点排放，也许还被算作发电厂的范围1排放。把排放分成不同的范围，有助于确保不会大范围重复计算排放量。

除了可靠的方法学之外，注册系统必须具有良好的商业模式。应该有一个让企业披露其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强有力的刺激措施，这些数据信息通常没有确定或公开。注册温室气体对企业有利有诸多的理由。首先，通过向注册系统报告，在中国的企业就能够提升和宣传其绿色形象。其次，在增加透明度和执行能源使用内部监测系统的同时，有一些公司能够减少能源成本，并在减少碳排放方面领先一步。

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指出，工商业界对加入注册系统的很多担忧是毫无根据的。例如，担心获得准确数据方面的管理成本的企业通常发现，跟踪数据的效益要大于成本。担心不必要地披露其经营信息或相关信息会成为不利因素的企业发现，对于信息披露的担忧往往被夸大了：信息披露让股东对公司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并认为投资风险减小。最后，对那些担心这类数据公开将触犯隐私并为其他要求打开闸门的企业，反而发现与股东合作提供了将来设定有利条件的机会。

总之，在中国建立一个通过可测量、一致和可验证的方式量化碳排放的注册系统，是朝着更大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迈出的必要的坚实的第一步，也是气候变化双边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前提条件。注册系统将使中国摆脱全球最大污染国的负面形象，走向一个负责的、资源节约型的、能源自给自足的国家，成为绿色技术的领跑者。这一发展必定会使中国受益良多。

2014年12月9日，正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轮缔约方会议（COP20）的中国政府代表表示，2016～2020年中国将把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100亿吨以下。

中国承诺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有推算认为最高将达到150亿吨。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预计中国发布数值目标将对今后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产生影响。

2024年10月17日，发表于《科学》一项研究表明，自2001年以来，全球由森林火灾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了60%。该研究将全球森林分为12组，每组的森林火灾模式都受到相似的环境、人为和气候因素影响。其中，2001至2023年，在横跨欧亚大陆和北美的北方森林，火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增加了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