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简称NEPA）。根据这一法案，涉及到美国联邦土地、税收或管辖权的开发项目和政策，必须提交一份环境影响报告书（EIS），其中必须详述拟建项目及其备选方案对自然、文化及人类环境的影响。在1970年前，开发项目的影响，或者对影响分布的公平性议题都很少被人们关注。当时普遍的观点是，从项目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可以弥补任何可能的负面影响，现金补偿可以弥补任何不利社会后果。而NEPA法，认识到了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可能削减项目效益，甚至超过了项目带来的利益，危及项目的成功，并且严重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对预计项目的潜在环境影响提前做出评估并记录备案。这样，决策者可以根据所有必要的信息做出决策、考查预计项目或政策的备选方案、或者制定措施减缓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并且要求项目建议者提供减缓项目负面影响的措施以及监测项目，以确保这些措施的成效（NEPA，1969）。因此，评估者应综合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规划方法）的视角和方法进行评估。

1981年，国际影响评价协会成立。

1986年，世界银行要求所有受资助项目做环境影响评价(多数区域多边银行仿效)。

2003年，国际社会影响评价协会出版《国际社会影响评价原则与指南》。该《指南》比美国的版本涵盖的范围更广，并且适用于国际货款与援助机构，适用于发达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影响评价的目标，是促成一个在生态、社会文化和环境上可持续和公平的环境。因此，影响评价促进社区发展和赋权、能力建设并增加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信任）。

社会影响评价关注的焦点，是开发前的预警和更好的开发结果。而不仅仅是识别或者改善不利或者预期之外的结果。协助社区和其它利益相关者确认发展目标，实现积极效益的最大化，比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更为重要。

社会影响评价方法可用于广泛的预计干预，并且可以由不同角色的人来承担，它并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框架。

社会影响评价对政策、项目、计划、工程的适应过程提供帮助，为预计干预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信息。

社会影响评价应用当地知识和参与式过程，来分析受益和受损群体。它包含利益相关者分析、分析备选方案并监测预计干预。

社会影响评价承认，社会、经济和自然影响是本质地、不可避免地相互关联的。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变化，都将波及其它领域。因此，社会影响评价必须了解影响产生的路径，一个领域的变化造成了其它领域重复的和连锁的影响。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到次级以及更高层次的影响和累积影响。

为了增加社会影响评价学科的知识，并使其日渐完善，我们必须分析过去的行动造成的影响。社会影响评价对其理念基础和实践，必须保持反省和评估的态度。

社会影响评价用以预计干预，也可用以其它事件的社会影响，例如，灾难、人口变化和流行性疾病等。

确保所选方案适宜于所服务的和受影响的个人和社区，促进政策、计划、项目和工程（PPPPs）更加健全和可持续。通过提供支持以及因地制宜的制度安排，确保政策、计划、项目和工程（PPPPs）的有效性。通过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更多样的社区参与，使政策、计划、项目和工程（PPPPs）更加有包容性。忽视社会影响，将会导致项目建议者在将来花费更多的时间，应对出现的不利情形。制定有效的项目。社会影响评价改进项目建议，确认社区基础设施需求，及其解决方案——以此提高回报率。避免负面的后果。不做社会影响评价，一些项目直至已做出决策，甚至建成，仍然发现不了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

它既是国际上先进的理论，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是宏观的，又是工具化的、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既是群众高度关心的，又是政府可实施的。

当前许多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都是因为不重视社会影响，进行社会社会影响评估，能预防和化解大量的社会矛盾；能大大改善政府行政；能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能更有效地创建和谐社会；能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

步骤：收集基线资料、拟定评估指标、影响范围界定、识别关键利益相关者、评估方案、提出备选方案及减缓负面影响的措施。

社会影响评估基本的模式：历时比较模式

简单地说，就是在开展一项工程（B工程）之前，先回访过去已经建设的类似工程（A工程），研究A工程开始时社区的状况、工程建设中的做法，以及最后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然后将B工程开始时的状况与A工程开始时的状况比较，B工程预计行动与A工程实际行动相比较，据此预计B工程会造成的社会影响，并修改和校正B工程的建设方案。对工程A的研究是比较研究，对工程B的研究是影响研究。

参与式管理的概念

参与式（Participation）管理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新型管理理念，是一个与权威式管理相对的一个概念。随着社会影响评价理论的发展，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影响评估不仅仅应该研究社区将会发生什么，或者已经发生了什么，而逐渐转向关注如何动员社区，

权威管理的缺陷

权威（主要是行动建议者、决策者和专家）管理的优势：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掌握许多相关的情况和资料，可以专职从事这项工作，因此看起来可以做得非常专业、科学、全面。

但是，单纯依靠权威管理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建议者、决策者和专家只是相关利益者的一部份，并不能全面代表各方意见。

当“增长机器”开始运转时，当地社区政府和地方经济精英也会服从于这种压力，采取一种迎合公司的态度。这就是一些学者所称的“挟持”模式。 “政府机构的行为，实质上就成了帮助开发商逃避法律，而又保证他们操作的合法性。”

“案例显示，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或者技术专家，可能会成了一个‘合法化者’，而不是一个中立的信息收集者和贡献者。”（Rabel J. Burdge）

参与式决策的优势

公众参与可以更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知识，不同社区群体的参与，可以丰富备选方案。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何况权威与大众的知识相比，并不是智者和愚者的关系。除了人多主意多外，当地群众对当地情况更加掌握，有更多的本地知识，能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可行的建议。

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由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来进行社会影响评估。他们应该具备以下条件：受过培训、有社会评价经验，掌握进行社会影响评估的工具和技术；有丰富的社会科学背景和经验，掌握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方法和分析程序；具有广泛的知识，最好是由不同专长的人组成跨学科小组；了解社会，善于测量和解释个人和社区如何适应社会变化，懂得群体间的互动，善于和不同的人群沟通；熟悉政府机构、企业的决策程序；能预测预计行动方案的潜在影响；能充分理解和分析不同社区及项目建议机构的立场和观点；很好地权衡政府、企业、群众各方面的利益，“社会影响评价实践者必须跨越两个世界：社区的世界和决策机构或政治精英的世界”；对受影响社区的历史、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有尽可能多的了解；敢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尽管许多政府部门都宣称要帮助“弱势人群”，然而，在社会经济下层的个人和家庭获得的项目利益最少。”（Rabel J. Burdge）这得情况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具有较强的信息收集能力、资料分析能力、社会价值判断能力和对决策者的说服能力。

价值观因素、体制因素、认识因素、技术和基础因素、政治因素

拉贝尔J. 伯基（美国）著， 杨云枫 译 ，《社会影响评价的概念、过程和方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1-11-1

林扬，《社会影响评估通俗本读本》，二○一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