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这一概念的兴起，源于其对社会互动的恰当描述。如果将咖啡馆里的人、一起工作的同事或者在互联网上互动的人认为是一个有边界社会群体，就会错误地认为他们是相互认识的，而对共同群体有归属感。然而事实上人们是在不断地进入和退出一个社会网络，而这种社会网络中又具有复杂的结构，含有丛、裂痕和分离的联结。而其中一些重要联结往往是越过网络边界的。

“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国外从30年代末出现并在最近20多年得到重要发展的研究社会结构的最新方法和技术,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社会网络分析法已得到广泛应用。

发展历程

社会网络分析是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R.布朗对结构的关注中提出来的。但是,布朗所探讨的网络概念焦点在于文化是如何规定了有界群体(如部落、乡村等)内部成员的行为,而实际的人际交往行为要复杂得多。因此,为了深入理解布朗提出的“社会结构”概念,从30年代到60年代,在心理学(主要是移居美国的具有格式塔研究传统的德国社会科学家如K.勒温(Lewin)对群体结构的研究、J.莫雷诺(Moreno)开创的社会计量学研究以及F.海德(Heider)对社会态度、社会均衡的研究等)、社会学(莫雷诺等)、人类学(布朗、纳德尔等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梅奥等人对霍桑工厂的研究、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巴恩斯、米歇尔等人的研究)以及数学(特别是欧拉开创的图论、代数模型研究)、统计学、概率论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构建“社会结构”概念,认真思考社会生活的“网络结构”,各种网络概念(如中心性、密度、结构平衡性、结构均衡性、区块等)纷至沓来“,社会网络”一词渐渐步入学术殿堂。随后,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日益深入,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研究范式。

1978年,国际网络分析网组织宣告成立,这标志着网络分析范式的正式诞生。此后,在网络分析的一些重要概念得到深化的同时,一些网络分析软件应运而生。

“丛”分析

网络化的个人存在于相互之间密集联系的“丛” (cluster) 中，这种“丛”跟传统意义上的社区不同，仅仅以相互联系为特征，而不将情感与归属感因素纳入考虑。同一“丛”内部的个体和不同“丛”之间的个体都有可能发展出相互联系。利用丛分析的方法对社交网络上的用户关系和用户言论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关于人际关系和有关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立场的信息。

在大型社会网络中寻找“丛”需要标准化网络分析软件进行矩阵操作。这些软件包括UCINet,Pajek和 NodeXL 等。

社会网络革命（social network revolution）是与 移动革命（mobile revolution）与互联网革命（internet revolution）并列为新时期影响人类社会的三大革命，其中社会网络革命是最先出现，却是最不为人关注的。

社会网络革命带来的变化，主要有广泛连接、群体性弱化和个人自主性增强。

广泛连接

1. 交通工具便捷化推动社会网络远程化。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州际公路网的修建和完善，使得长途旅行成为可能；80年代之后，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私家车逐渐普及，“自驾游”成为很多家庭出行的选择。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私家车在美国得到广泛普及。2011年，美国没有私家车的家庭在总家庭中所占的比重从1969年的21%降到8%，同一时期，只拥有一辆车的家庭也从48%降到31%，大多数家庭拥有至少两辆私家车。人们越来越频繁地驾车出行，出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无论如何，都导致了他们对居住地的依赖性降低。

客运飞机的增加和新航线的开辟使得远程出行更加便利，即使是住得相隔很远的亲戚朋友也可以常常相见。因为航空旅行的便捷性和出行成本的降低，飞机受到很多商务人士的青睐。1954年，美国平均每个人四年才乘坐一次飞机，而到了2005年，平均每个人每年坐飞机出行2.5次。

私家车和飞机的普及使得社会网络变得更加无远弗届。

2. 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推动信息获取和交流更加高效、个性化。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讯事业最大的革新是电话的自动拨号功能代替了各地区间的接线员，之后电话走进千家万户，有的家庭甚至安装了使用同一个电话号码的多部电话。随着电话的普及，话费进一步降低，电话的使用也更加简便和私人化。远距离交流问题仍然存在，但是已经不能对人们的电话沟通造成任何障碍。

电话在1950-2000年间的迅猛发展之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从2000年开始电话的数量开始缓慢减少。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一方面，更加个性灵活、功能强大的手机挤占了电话的市场；另一方面，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不需要通过电话拨号就能上网。到2006年，美国移动电话线的数量已近超过固定电话，到2010年底，手机用户以及达到美国总人口的30%，这其中包括了一半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互联网向公众开放，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电脑为终端的信息交流技术（ICTs）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沟通联系的个性化，因为世界各国都使用这一相同的传播工具，因而这种变革是世界性的。ICTs配合着交通工具的便捷化使得城市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城市不再是人和工业的聚集，而是社会网络的中心。

3.总体和平的环境和国际贸易的扩展强化了商业和社会的互联性。

随着地区性冲突的减少，国际间互动交流更加频繁。在欧洲主要国家，欧盟的扩大和1985年欧洲25国贸易协定的签署消除了很多欧洲国家间的贸易、劳务和通行壁垒。在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常见的军事摩擦很少在发达国家出现。

生产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进入到更高的层次。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九十年代末苏联解体，整个世界的开放程度提高，美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国际间的分工合作更为细化，产品生产自世界各地，也在世界市场上销售。消费者选择多样化，人们可以获得世界任何地方的产品或服务，这也是个人社会关系趋向网络化的重要原因。

群体性弱化

1. 家庭构成、角色和责任的变化推动家庭由群体化转变为网络化。

结婚率的降低、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主妇向职业女性转变的趋势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网络化的家庭出现。家庭不再是温暖的城堡，而是人们走向外部世界的起点，人们在家中逗留的时间越来越少。

2. 有组织的志愿服务机构被更为松散而开放的公民和宗教活动所代替。

政治理论家Robert Putnam在Bowling Alone中提到1960年到1997年间，美国32个最大的组织机构的会员数减少了将近一半，同样，在这些组织中仍然积极参加活动的人数也大大缩减。

这种脱离组织转而趋向独立的个人生活的现象还表现在宗教活动中。根据Putnam的American Grace，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掀起一场“宗教实验”浪潮。在这期间人们纷纷探索“精神性”的行为，和这一时期教堂礼拜活动的式微不无关系。在今天，美国很少有人属于某个宗教组织，大多数人有灵活而个性化的宗教信仰方式。很多人并不会坚守自己出生时的宗教信仰，在之后的生活中随时可能发生改变。美国三大教派天主教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的在信众上多多少少都受到了损失。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不再那么虔诚了，根据2008年的一项美国公民宗教和公共生活调查，92%的被调查者称他们仍然相信“上帝”，只是换了一种信仰的方式。

3. 通过少数大众传媒公司传播的大众文化转变为多渠道传播的碎片式文化。

在互联网给人们带来海量信息之前，大众媒体的种类已经有所增加，从报刊到广播电视，人们可以尝试各种风格各种类型的信息获取方式。以电视为例，数以百计的电视频道中真正被人们关注的节目却很少，人们通过遥控器换台，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信息传播的个人化增强。

个人自主性增强

1. 发达国家的工作变得更为灵活，操纵机器的制造业工人转变为电脑办公的白领阶层。

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制造业的主导地位被服务业尤其是信息产业所代替。企业主不再需要像以前密切监督蓝领工人一样时刻关注员工的动向，科层制的管理形式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创新性工作的弹性管理方式。人们运用电脑办公，获得宽松的工作环境和自由的工作日程安排，办公的物理空间不再显得重要，事实上，很多项目是通过网络化的远程协作高效完成的。

2. 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性别、宗教、性向歧视逐渐消除

尽管美国社会仍然存在歧视现象，比如直到2006年仍有高达20%的美国居民不愿意和移民者成为邻居，22%的人不希望和穆斯林住在一起，但是对种族、性别、宗教、性向差异的歧视越来越模糊。

不同人种可以和平相处，平等相待。1967年以前，美国有17个州是禁止不同种族间通婚的，随着联邦法院出台法令宣布跨种族婚姻合法化，跨种族甚至跨国夫妻变得司空见惯，为人们广泛接受。另一方面，不同种族的公民都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就足以说明问题。

随着教堂礼拜活动的式微，更加个人化的宗教信仰方式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以前被视为社会禁忌的同性恋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讨论中，同性恋人群逐渐为社会所接受。

3. 社会统筹的福利措施减少，独立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增加。

美国社会统筹的职工福利制度逐渐弱化，促使人们更加积极自主地为个人财富、工作和养老寻求出路。在几年之前，很多人还因为固定收益的养老金不愿意离开他们的“铁饭碗”，但是很快一些大中型企业和政府部门就缩小了固定养老金的规模。这个转变在小微企业中并不明显，但仍然对美国社会造成很大影响。随后，美国的就业者纷纷转向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经营，打破了就职单位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类似的情况也在医疗保险领域缓慢发生，这些变化减少了人们“跳槽”的后顾之忧，工作选择和变换更加自由。

传统边界如社区、宗教、国家、种族和性别的模糊，人们不断扩大出行范围，信息获取更加快捷，信息交流更加广泛直接，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一个灵活琐碎的社会网络逐渐构建起来。

社会“网络化”的趋势取代的是有严格边界和明确秩序与认同感的“群体”组织形式。在这一转换中人们常常忽视网络化趋势中的个人主义成分，因为人们倾向于表现出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人们要么以群体形式存在，要么以个体形式存在，似乎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网络化社会既不是群体性社会，也不是个体社会。在网络化社会中个体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但个体之间的联系也不像群体社会中那样有明确界限和秩序。

群体性社会的特征

群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十分丰富，可以是家庭、社区、工作单位，甚至是志愿服务组织，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与群体有所关系。群体由个人组成，群体以组织的形式出现时，具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和秩序性，比如军队中的首长和士兵，公司里的老板和员工，家庭中的父母与孩子。每一个群体可以看做一个缩小化的社会，在群体中人们没有充分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群体间的交流也是有限的，并且常常是点对面、上对下的浅层信息传达。

但是，人们却更愿意呈现自己的群体身份。当考虑自己的社会关系时，人们总是刻板印象地把自己放到群体中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第一，在群体中可以进行广泛的利益交换，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亲密，互相帮助变成了一种义务，群体中每个人都兼有助人者和受益者的双重身份；第二，群体使很多人获得认同的来源，在群体中，每个人都被其他成员所接纳，能力较强者通过群体树立威信，获得更高的地位，但是在给予成员社会支持的同时，群体也会限制他们获得更多机会；第三，群体关系由于紧密更趋于固定性，相比之下，其他松散关系则会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具有不确定性。

网络化社会的个人化与互动性

人们对群体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减弱。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人们不再将自己框定于有严格边界、以群体为中心的世界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关系也开始向网络化发展。人们不再仅局限于Facebook的小圈子中，而是通过更为广泛的社交网络平台如Twitter、微博，在天南海北建立并不稳定的社会关系，以自己为节点向外发散。人们的工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项目的达成越来越需要创造力，因而团队协作的重要凸显。通过远程技术，一个人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团队中工作，“互联网办公”成为新兴的潮流。信息传播更加自主化、个人化，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创造者。总之，一个灵活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网络正在逐步代替现实中的组织和Facebook等基于线下关系的社交网站所建立的网络小圈子。

网络化社会并不是完全个人化的，互动性仍然是重要的社会特征。人们的选择会受到自己所在社会关系网中的其他个体和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个人仍然无法完全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网络尽管是不可见的，却是人们信息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

以美国的医疗保健为例，具有专业医疗水平的家庭医生固然重要，但是网络化的个人还会去寻找一些个性化的医疗方式作为补充。人们的社会关系网越发达、越多样化，就会获得来自各个关系网的医疗信息和有价值的建议，比如在社交网站上发言询问会收到各式各样的回复，选择也就越多，尽管人们通常只会采纳自己信任的朋友和亲戚的成功经验。

社会是相互联系的，处在网络中的人们既不是毫无关联的一盘散沙，也不是休戚相关的小圈子，而是在开放和互动中保持一种若有若无的琐碎联系。

群体性社会与网络化社会的对比

群体性社会与网络化社会特征对比如下：

对社会网络的认识，消解了西方社会自二战后起对发展中国家的担忧。他们担忧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农村社区分崩离析，移入城市的人相互隔离被社会排斥，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同时人们还意识到社会网络结构的重要性：节点分布分散的社会网络经常架起不同社交世界之间的桥梁，而节点分布密集的网络（如小镇和村庄等）经常提供情感联系、团结和安全，但代价往往是与外界相对的隔绝和社会对个人的较强控制。

随着群体的逐渐消亡，群体认同的安抚作用减弱换来了社会灵活性的增强，群体组织活动的便利性让位于网络中繁复的“微协调”。如同社会学家 Bernie Hogan 所说，“我们不再独自打保龄球，而是发短信给我们的朋友，看谁有时间，发放电子请柬然后等待人们出现，因为有人不能来而改变时间，然后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也许能打上保龄球”。

社会向网络化方向的转型的基础，在于个体间的灵活连接，以及越过距离和组织界限相互信任而不需要惩罚逾矩的强制力来约束的能力。除非个体间丧失灵活连接或跨越空间与社会距离的信任，这一趋势将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