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 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乔氏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氏商业长久兴旺的重要原因。如祁县人阎维藩（1859－1949），原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任职时，曾为福州都司恩寿垫支白银贿官，总号认为阎违背号规，要处置维藩，不久恩寿升迁汉口将军，但维藩因处分之事不快，已决意辞职。乔致庸得知消息，认为阎善于交给官府，又是个经营人才，派其子学仪专程途中截迎，礼聘阎氏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阎为报答乔氏知遇之恩，殚精竭虑，苦心全营，使乔氏商业获益匪浅。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乔映霞就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场失意，又可另外交结新官吏。也就是说前一个靠山倒了，还可找新靠山，使商业经营不受影响。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乔贵发共有三子，长门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后继乏人，人丁缺少，故长门所营商业较逊色。

次门全义，生子致远，堂名宁守堂。致远生二子。长嵘，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乔超五是咸丰九年（1850年）举人，光绪初补新城知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弟秉承遗训，追求功名，故乔姓这一支，父子、叔侄、爷孙、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长子致广，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术荣门阀”，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于是决心继承租业，在商界大展宏图。致庸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他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在致庸的精心经营下，乔氏“在中堂”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人称致庸为“亮财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仪所生子映霞，过继长子景岱，人皆称大少，乔氏在中堂后来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颇严。映霞不愿意乔家诺大家业在他手中败落，力图振兴，维护这个家族的繁盛和完整。

映霞还针对众兄弟与子弟的性格特点，分别立书斋名，如“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订立家现：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 贝者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乔家对子弟读书也十分重视，而且要求甚严。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待，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尽管乔映霞很能干，但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完美，而且还引起过报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较开明，早期崇拜康梁，后倾向孙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之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委主任。一次在与邻村人械斗中，误用枪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银才了结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时，意欲勒索乔家，又旧事重提；传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间，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但杨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与刘菊秀邂逅相遇。刘氏天津人，协和医专肄业，护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后二人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

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踝骨断裂，终生成踢腿。《在中堂——乔家大院》一书载：“对刘菊秀外界诋毁颇多，说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结婚不过贪乔家之财而已。婚后仍和原来情人鸿雁往来，暗渡陈仓，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通信用英文书写，欺映霞不识英文，映霞截获原信着人翻译，始知为请书等等。”1994年笔者在日访学期间，蒙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小野和子教授帮助获得民国10年 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的婚姻内情：即乔刘是1917年夏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嫁北京某医生。

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乔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是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不会用财产呢？”该文作者结论道：“父母遗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从乔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国初年乔氏资产尚多，不过并不等于乔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满的婚烟。

乔氏家族的衰败，是从清末清政府设户部银行始。时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乔氏在包头的复字号商业，1926年冯玉祥军向北撤退，饷粮皆由包头商号垫支，摊派极重，乔氏复字号因此损失粮食五万石，现洋150万元，元气大伤。

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乔氏复字号当铺、钱铺均被日伪组织接收。抗战后，乔氏商号复业，仅苟延残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