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认为，在社会契约的订立之时，人们交给国家的仅仅是判断善恶和实施惩罚的权利，至于财产权、言论自由权、信仰自由权和思想自由权永远属于人的自然权力，任何人不得剥夺。这意味着人们放弃了行动自由权而永远保留了思想自由之权。

自然权利论

斯宾诺莎在其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的指导下，从自然法理论和永恒人性论出发来建构其政治哲学体系的。他认为。围家的基础是个人的天赋权利或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即自然律叫做“上帝的天命”，因为在他看来自然即上帝。他指出，“自然之力不过是自然中个别成分之力的集合，所以每个个体有最高之权为其所能为……每个个体应竭力以保存其自身，不顾一切，只有自己，这是自然的最高的法律与权利。”因此，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然权利即指每个个体按其天然条件生存与活动的最高的法律和权利。显然，斯宾诺莎立意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来演绎出“最初合实际的原则和制度来。”这里，斯宾诺莎又进一步把他的人性论与功利主义结合起来，公然声称：“人性的一条普遍规律是，凡人断为有利的，他必不会等闲视之，除非是希望获得更大的好处，或是出于害怕更大的祸患；人也不会忍受祸患，除非是为避免更大的祸患，或获得更大的好处：也就是说，人人都会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

斯宾诺莎认为：“个人的天然之权不是为理智所决定，而是为欲望和力量所决定：”这就是说。据自然法所规定，人们的自然权利的大小同人的力量和欲望成正比，“力之所及乃理之所致”，“权力就是权利”。这是不折不扣的“强权即公理”的强权政治论。从这一理论出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弱肉强食和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被归之为天赋的自然权利，反映了自然权利所依赖的不平等基础。

社会契约与政体模式论

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斯宾诺莎深受其同时代的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影响，从其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出发，用演绎推理的方法，阐述了其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的思想。

斯宾诺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理论和自然权利论。斯宾诺莎认为，自然状态是国家起源的前提。斯宾诺莎认为，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安全和幸福，以达和平共处之目的，人们就在理性的启示下，认识到生活和利益不取决于自己的力量和欲望，而是来自于全体人民的力量与意志。于是人们就缔结契约，这样，国家便产生了。

斯宾诺莎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组成社会，必须放弃部分自然权利，把判断善恶和实施惩罚的权利交给国家，由国家执行，同家统治者享有最高统治权，人们服从国家的最高统治是他们应尽的义务。由于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利己的，因此国家权力必须强大和有力，可以对任何不服从同家的公民进行严厉的制裁。由于个人权力的大小来自个人的力量和欲望，因此，斯宾诺莎指出，统治者权力之大小，同样取决于统治者个人力量的大小。“统治者所享有的权利只能以他的权力之大小为限”，凡力量超过统治者的人，必然不会去听从他。同时，由于社会契约订立时，人们仍保留一部分权利，因此，当同家中出现了力量和欲望更大的人以及当人们所保留的自然权力受到侵犯时，人民可以废除契约，订立新的社会契约。

《神学政治论》一书是从科学上批判《圣经》的初次尝试，给教会势力以沉重打击。斯宾诺莎的思想也有局限性。如他认为“发财的欲望”是“人类本性的永恒特点”，认为人类分为“自由民族”和“被奴役民族”，等等。尽管如此，《神学政治论》一书的出版，在当时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关于民主制的许多论述后来直接被卢梭所继承。

美国历史学家维尔·杜兰特：这本书的主要原理是，《圣经》的文字是故意用的比喻或寓意。这不仅因为它融入了一种东方倾向，着意于高度的文学色彩与修饰以及夸张的描绘手法，也因为先知和使徒要通过唤起想象来传递教义，不得不使自己满足普通大众的能力和口味。

《神学政治论》于1670年匿名出版，出版地点署为汉堡。1671年被新教教会宣布为禁书。后又被荷兰总督奥兰治·威廉三世公开。

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儿的思想，把他的二元论改为一元论。他的基本哲学观点是从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出发，提出整个自然界是一个实体，它是唯一的，永恒的。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是必然的；意志自由的想法只能是想象和无知；对“必然性的认识就是自由”。他的这些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学目的论和超自然的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神学宇宙观。他对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有《神学政治学论》《伦理学》和《知性改进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