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

孝宗时与李东阳、谢迁俱在内阁，“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孝宗）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武宗即位，刘健等提出几条压制近幸的办法，“拟旨上，不从，令再拟。健等力谏，谓‘……所拟四疏，（自信正确），不敢更易，谨以原拟封进’。不报，居数日又言……（表示既不批准票拟，便求退休）。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复上疏，历数政令十失，……因再申前请。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仍未批准，而是）命所司详议。健知志终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东阳、谢迁继之，帝皆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这是内阁经过斗争，终于将自己意志强加诸皇帝的例子。明武宗是个十分任性的人，为什么他不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迳直否决刘健等的票拟呢？就因为发展到明中叶，一般情况下如同孝宗那样，照批票拟已成惯例，要想否决，便得提出理由；武宗又提不出理由，于是便只有拖。拖来拖去，被迫批准。

《明史》卷一六八《陈循传》

在比孝宗还要早的景帝时入阁。“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肖镃半之。比下诏议，循等遂不敢诤（而遵旨票拟）”。为什么景帝更易太子要向阁臣行贿，而不迳直行皇权决断呢？正象武宗一样，就因为缺乏理由，所以害怕阁臣不同意，拒绝拟旨。景帝虽达到了目的，但那是由于阁臣腐化怯懦，未尽到职责，属于另一问题；而行贿本身，却正足以说明内阁和票拟确是对君主的独断专行，胡作非为，起着很大限制作用的制度。明末冯元飙曾针对一些阁臣自称只供票拟，不是宰相，以推卸责任的话，批驳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明史》本传）。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事实的。 第二，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下手诏、中旨的斗争，更加制度化。当时一般的做法是：各类文书全归口于内阁票拟，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但必要时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动提出自己关于政事和用人的意见，通过手诏、中旨（或宦官传口谕）下内阁票拟。对于这类手诏等，内阁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绝，全都合法。

《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

入内阁。孝宗弘治五年，“中旨”给一革职者复官，溥等言：陛下“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意即全都通过正常途径由内阁票拟），幸门一开，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八年溥等又言：“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愿陛下曲赐听从……”。“奏入，帝嘉纳焉”。同上卷一九○《杨廷和传》：世宗以孝宗侄、武宗堂弟身份嗣位，欲崇亲生父（兴献王朱祐杬，已死）为“皇”，群臣反对。帝召阁臣杨廷和等，“授以手敕，令尊父母为帝后”。廷和退而上奏说明理由后曰：“臣不敢阿谀顺旨”。“仍封还手诏”。世宗坚持己见，“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廷和因乞退休。继任者蒋冕、毛纪继续不肯奉行旨意，毛纪且上言曰：“曩蒙圣谕：国家政事，商确（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诚内阁职业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迩者大礼之议（即崇兴献王事），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何可否之有”（同上卷一九○《毛纪传》）。这是指斥世宗口头上表示与内阁商量，实际上拒绝众议，独断专行。 清初沿明制，凡奏章皆由内阁草拟谕旨，称票拟，再以满、汉两种文字写纸签上，称票签，再以票签附奏章内呈送皇帝批示，得旨后，批本处满族翰林中书批录满字，再交内阁汉族学士批录汉字。自设置军机处后，重要奏章改用奏折，此制渐废。

票拟是在没有中枢权力机构的情况下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是君权高度强化所派生出的一种畸形议政形式，它对明代历史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票拟批答拉开了皇帝与大臣之间的距离，它实际上为皇帝怠政创造条件。明中后期，皇帝与大臣之间常常仅剩下票拟这一通道，这种辅政方式减轻了群臣对君主的压力，削弱了士大夫对皇帝的制约作用，君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有了票拟，奏章可以留中，御批可以拖延，可以复议多次，甚至可以交由司礼监代批，因此这又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方便。

票拟是内阁议政职能的进一步扩大和延伸，是明代辅政制度发展成熟的标志，但内阁并未因此改变性质，他仍然是一个咨询机构，内阁票拟和中书省丞相的行政决策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内阁作为议政机构不具有中书省出纳政事的行政授权。大学士基本职责为“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平允庶政”是其目的，也是票拟的本质，行政决策权仅归皇帝一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