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竞争与资源的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存产值等于边际社会存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并不相等。因此，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

第三篇“国民收入与劳工”，主要是关于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

决定国民收入大小的主要是劳动，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业，减少国民收入和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

第四篇“国民收入的分配”，论述的是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

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即一个人的货币收入越多，其边际效用越小；而货币收入越少，边际效用越大。因此，穷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进社会的总效用，即增进经济福利。

庇古指出，实现收入的转移有自愿转移和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仅靠资源转移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所得税与遗产税，并将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

序

第三版前言（1928年）

第四版说明（1932年）

重印说明（1952年）

20世纪初，随着美、德经济异军突起，英国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与美德对抗，英国掀起了一场技术革命。然而技术虽然给英国带来了繁荣，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工人失业。因此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加剧。时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庇古希望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给内外交困的英国带来火种，驱走黑暗。他的“火种”就是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在《财富与福利》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在《财富与福利》的前言中，在阐明将此书作为调查失业原因不久后，庇古意识到这些原因在经济行为中太混杂相近了，单独一种解决方法很难行得通。重写《财富与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使它易懂，并加入了原先没讨论的一些问题。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基本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1、效用基数和经济福利

关于福利的概念，庇古把研究的主题限制在能够用货币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经济福利。

为了计量经济福利，庇古提出了边际效用基数论。他认为边际效应递减不但适用于商品的边际效用，而且也适用于货币的边际效用。

2、收入的转移或收入均等化

庇古通过分析影响经济福利的因素（国民收入的大小及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行分析，研究收入的转移，建立了“收入均等化”学说。

这一学说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把富人的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社会的福利就会增大。收入转移的途径就是政府向富人征税，在补贴穷人。

庇古认为，如果政府一方面采取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之类的措施，另一方面采取一些社会福利措施，将货币收入从富人那里“转移”一些给穷人，可以增进货币的边际效用，而使福利总量增加。

3、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庇古认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就是促进经济福利的主要因素，而要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资源的最优配置所以重要，是因为转移收入的措施虽然可以缓和贫富之间的矛盾，但如果要彻底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则必须增加社会生产，而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竞争与资源的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即社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并不相等。因此，庇古主张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

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进行征税，而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小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进行补贴。庇古认为，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可以减少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之间的差距，其结果将使经济福利增加。

《福利经济学》大部分内容都和当代经济学有关。庇古的许多分析继续在当代经济学领域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福利标准、指数问题、价格歧视、企业理论、救济穷人的计划以及公共财政等理论，为现代市场运行提供了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英文第一版在1920年由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1924年第二版，1929年第三版，1932年第四版。期间多次重印，并被译为多种文字。1952年的重印本包括四卷，六十六章和十一个附录，是现在公认的标准版本。中文版由台湾学者陆民仁译，台湾银行研究室出版。

阿瑟·赛西尔·庇古 （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 ），英国经济学家，旧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师承马歇尔，剑桥学派主要代表之一。其主要著作有：《工业和平原理和方法》、《财富与福利》、《失业论》、《福利经济学》、《静态经济学》、《就业与均衡》、《收入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