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绪方洪庵（1810-1863）是一位兰学大家，也被尊为荷兰医学的专家，悬壶于大坂。他开设的家塾叫做适适斋塾（简称适塾，今国立大阪大学起源），是当时日本首屈一指的兰学塾。塾里经常有学生一百人左右，前后就读于该塾的已超出千人以上。门生人才辈出，多有建树。谕吉于安政二年（1855年）三月，进入适塾就读。这是他按部就班，正式从师学习兰学的头一遭。在这以前，从没有固定的业师，多半单靠自己的努力，偶然获得别人的指点而已。从此以后，一直到安政五年受聘到江户担任教职之前，焚膏继晷，潜心钻研，自不在话下。不久，他被擢升为塾长。

在绪方塾，学问上的切磋，使得谕吉大放异采，崭露头角。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也得到磨练的大好机会。安政三年初春，谕吉因为看护一个学友，自己也不幸感染了伤寒。多亏洪庵先生亲自按脉诊病，另一位医师处方，悉心照拂，使得很快康复如初。据说医师诊治自己子女的重病，往往拿不定主意。洪庵先生当时邀请另一位医师会诊，就是这种父母心肠的表露。洪庵先生对学生像父母对子女般的爱护和照顾，使谕吉深为感动，所以他日后开办私塾时，也深爱他的门生，常以金钱物品接济家境贫困的学生。遇到学生久病初愈回到学塾，其欢慰逾常的神态，有如迎接生还的己子一般。

谕吉侍奉恩师和师母，始终如一；洪庵夫妇作古之后也是如此。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他到大坂扫墓，一抵达大坂，便匆忙上绪方府的墓园，卷起裤脚，用草绳当作刷帚，婉谢随行人员的帮忙，亲手把墓碑洗刷干净才叩拜。从这一则小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洪庵先生为人师表的伟大，同时也可以看出福泽先生做人的态度。他祭扫父母的坟墓也一样，从清扫至上香，完全亲自料理，不假人手；在家里，开启佛龛的门扉和奉献供物种种，都自己做——这就是否定宗教的谕吉本人的行为——只有注意到这一层，我们才能确切了解不关心宗教的他的生活。

谕吉在适塾修业期间，德川幕府的封建体制，急转直下，摇摇欲坠；列强的势力步步紧逼；地方上的各藩也纷纷以大藩为中心，斥责幕府的专政。他们认为政治的动摇，启端于外国问题。这个问题是迫使时代变迁的基本动力。各藩为了自卫，为了准备应变，为了研究学术和了解国内外情势，往往需要奖励洋学的研究。江户奥平藩也不例外。

安政五年（1858年），谕吉二十五岁那一年，他接受奥平藩的征聘，到江户教授兰学。江户是幕府政治财经的枢要所在；处身其境，自然能够密切观察社会舆论的动向，注视局势的演变。这对于谕吉的一生，具有划时期的重要意义。这所初具规模的兰学塾，设在江户驻地的铁炮洲地方。它就是后来谕吉所创的庆应义塾的肇始。

谕吉认为大阪的学生在学问方面，所向无敌。这一次自己是以教师的身份来到江户执教的，因此颇为自负。事实上，他曾经利用机会，试探过当地兰学大家的学识，证实了平日所信的并不虚妄。谁知道，第二年（安政六年），他到横滨观光的体验，对他无疑是一次残酷的当头棒喝，使他从自我陶醉中醒悟过来。当时横滨依据日本与列强订立的五国条约（安政六年），开辟为通商口岸之一，与外国人交易。他走遍街上各个角落所看到所听到的，商店的招牌也好，瓶上的商标也好，或和别人交谈也好，语言一窍不通。这对他好像是晴天的霹雳，觉得数年来苦读兰学的努力，尽付东流。他即刻猛省到，兰学已不能迎合时代的潮流。此时要补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学英语一途而已。于是，他又开始废寝忘餐，读起英语来。因为多方求教适当的老师未果，不得不依靠仅有的兰英对译字典和兰英会话等书，跟另一个朋友埋头共读。这样开始学习之后仅历半载，他有第一次极好的机会，随幕府的使节前往美国。

安政六年冬，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的规定，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空前的壮举。谕吉经过朋友的推介，获得舰长木村摄津守的准许，做为一个随员，终于能够成行，到了旧金山和夏威夷等地。但这一次放洋，随员的职务繁忙，除对美国外表的文明感到愕然之外，没有太多见闻的机会，未能引起思想上重大的变化，仅仅携带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回国而已。这是日本人输入这种辞典的开始。

回国之后，谕吉接受木村摄津守的推荐，受雇于幕府“外国方”（即外交部），充任译员，翻译与外国往来的公文。当时，外国机关送达日本政府的公文，有添附荷兰文的惯例，因此常有机会对照学习英兰两国文字，颇利于英文的研究。不久，谕吉废除了家塾的兰学，改授英文。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但充为一所英文学塾，仍然微不足道。

谕吉从美国回来之后第二年（文久元年，一八六一），和藩士的女儿锦女士结婚。同年十二月，谕吉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当时日本的国内情势，摇撼不定；因此，依据五国条约开辟港市的规定，有些部分无法实施。为了要和各国直接交涉，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被任为一名译员，参加此行。

这一次旅欧，对谕吉的思想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所以能够洞察文明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固然得力于平日的学习，但更有赖于这次旅游的经验。贯彻他的思想的爱国精神，似乎也渊源于此。这一次赴欧，他对于社会经济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或选举等问题，都能做比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间，所见所闻，没有一样不是新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国只观察到表面壮观的情形不同，这一次谕吉已能留意到欧陆各国内部的观察，并作详尽的笔录。这次幕府派遣使节访欧，并没有什么收获，但一行中偶然有谕吉参加，这对日本后来的发展，却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回国之后，他根据这些笔记资料，另参考原书，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庆应二年，一八六六）。这部书好比一座警钟，敲醒了民众的蒙聩，启迪了无知的社会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甚至深刻地影响维新政府的政策。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发行部数约有二十五万之谱。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此书是第一部谕吉呕心的杰作，充满着睿智的表现，显示谕吉的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谕吉自欧洲归国后，国内的情势丕变，主张攘夷论者日趋猖獗。倡导开港论者被视为“神州的盗贼”，暗遭袭击的事件，迭出不穷。为了避免惹祸，谕吉只好埋首于译著工作。同时因时势所趋，一般人对英语的需求日益殷切；谕吉所办的家塾是江户唯一的英文学塾，学生与日俱增。为了整顿兰学塾紊乱的旧态，把它改设为学生的“修养所”，谕吉从故乡邀请小幡笃次郎等数位青年到江户，共同经营塾务；谕吉又不忍心让这几位青年虚掷宝贵的求学时光去抄录兰书以获得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己勉为其难，用自己从事译述所得的稿费养活他们。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谕吉的为人。

庆应三年（一八六七），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这前后三次的国外旅行，使谕吉深切体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痛斥当时幕府的压制政策和陈腐的门阀制度。这种体验，决定了他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的一段转折期，在日本的文教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回国之后，他更致力于从事教学和译著工作，积极倡导西学，作育英才。

谕吉的家塾原设在铁炮洲。在庆应四年（一八六八）四月，迁到新钱座，同时取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庆应义塾。这是谕吉平生最伟大的事业的开端。他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

谕吉主张义塾的教育方针应有两方面：有形方面，以“数”“理”为基础；无形方面，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易言之，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如以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相比，这两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欲使日本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各强国，除鼓吹独立精神及提倡实学之外，别无他途。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数是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除各种辞典、地理、历史等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书，分发给学生研读。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措施。

明治元年五月，上野发生战争，江户顿时陷入混乱的状态之中，市内的一切公共游艺场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纷纷避难。义塾所在地新钱座，距离上野约八公里，没有飞来炮弹的危险。谕吉在遥闻炮声而远望硝烟的紧急情况下，依然从容地讲授美国威氏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在兵荒马乱当中，唯一能够独立其间，扶持泰西新学的命脉于不坠的，只有庆应义塾。谕吉坚忍不拔的办学精神，于此可见。

谕吉对于塾生品行的陶冶，也很用心。战乱平定后，塾生人数急剧增加，但多数是身历战役，刚丢弃枪械退伍下来的青年；他们性情暴躁，面目狰狞，行为狂妄，时有拔刀相向的事情发生。为了要整顿学塾的风纪，变化他们的气质，谕吉制定了简单的塾则，一面要求他们严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则，躬行实践，期以导纳他们的生活于正轨。经过一番苦心，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塾才归于井然有序，蔚为学术气息浓郁的学园。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义塾迁到景色秀丽的三田（今东京都港区三田），学塾地基比新钱座设塾时代，已扩充到三十倍之多；学校的诸般事业也一日千里，欣欣向荣。庆应义塾大学，就是谕吉当年草创的家塾，经过积年累月惨淡经营所换来的辉煌成果。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二月三日，谕吉终因宿疾——脑溢血症复发去世，终年六十六岁。噩耗流传所及，日本全国上下，不问识与不识，都惋悼这颗巨星的殒落。他的逝世，确是日本最大的损失；全国的报刊杂志，齐声哀痛不已。众议院也破例对谕吉发布吊词，使他身后备享哀荣。

福泽谕吉如何设计侵华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的侵华理论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在书斋里提出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演变为侵华理论与侵华战争的互动。其中，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福泽谕吉，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密切联系起来，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辈全都付诸了行动。

一、对中国的蔑视、嫉妒与垂涎

如果说，此前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侵华主张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言论，而没有来得及实现充分的社会化，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影响也有限，那么，福泽谕吉（1834～1901）的侵华言论则大有不同，他的侵华言论主要是在他主办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时事新报》上刊登出来，因而对社会舆论、对一般国民的思想、对政府的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时事新报》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为依托，虽为民办报纸，但政治性极强。福泽谕吉在为该报所写的《本报发兑趣旨》一文中称，本报“以专记近时文明状况，议论文明进展之方略事项，追踪日新月异之风潮，并报道于世人为宗旨”，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福泽谕吉本人在从报刊创立的1882年3月到他去世之前的1902年11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有时是间隔一两天——都为该报写文章，包括社论、评论、随笔等近千篇，议论国内外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文章占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的一半以上，在岩波书店1961年版全十六卷《福泽谕吉全集》中占了九卷，其中涉及侵略中国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

福泽谕吉思想的出发点是所谓“脱亚”，意即日本要脱离亚洲。1885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这是一篇极有影响的文章。福泽在该文中对他早已形成的思想加以集中概括，他写道：

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韩的标准来评价日本也并非不可能。例如支那朝鲜的政府仍在实行古老的专制，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无法律的国家；支那朝鲜的士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的学者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鲜耻，日本人的侠义就可能为之遮蔽；朝鲜人行刑场面残酷，日本人也被怀疑为无情等等，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10卷第238～240页）

作为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文化人，福泽谕吉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文人一样，对汉学都有一定的修养，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对中国问题很关注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这种关注和了解并非出于此前的日本文化人对中国文化的那种崇敬，他完全用近代西洋文明的价值观、以“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来观察中国、看待中国，认为到了现代，中国人由于一味保守传统文化而不加改变，已变成了顽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没有新水注入，也没有水流出，有风吹来的时候，整个的池水被吹得浑浊，风止的时候池水又复归平静”。他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清朝的政治统治下，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根据这样的看法，福泽谕吉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甚至认为与中国这样的冥顽不灵的国家为邻，是日本人的“大不幸”。在1884年9月发表的《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甚至极端地主张凡是“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他说：

支那人和日本同属东洋国家，但其心情风俗不同，这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说最显著的不同，就是支那开国已经百余年，日本开国只有三十年，尽管有前后七十年的差别，但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而我日本人一旦开国，人心为之一新，脱掉数百年的旧套，而追求新文明。从无形之心，采有形之事物，三十年虽日月尚浅，倘若如此进步下去，〔与支那相比〕可以说定形成冰炭之差。日支两国之所以呈现这样显著的差异，有立国根源的不同、数千百年的教育的不同等，原因不一而足。但从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一个止于外形，以我鄙见，可以说原因在于进入两个国家时的途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在日本，文明由国民的上层进入；在支那，文明由国民的下层进入。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在支那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的媒介，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但在进口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人不读这类的书。（《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49～50页）

在这里，尽管有意无意地歪曲和忽略了一些史实，如中国人介绍西洋的东西仅限于商业目的，而对西洋的“主义”不感兴趣，殊不知中国的严复等人，更早的如明末的徐光启等人，对西洋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翻译并不比福泽谕吉等日本人晚，更不比他们少。尽管如此，福泽谕吉对中国与日本接受西洋文明途径的不同的分析，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甚至有些话颇中要害。但问题是，他要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

以上的理论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可以说终究不能指望今天的支那人能够开化。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惧怕，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既知没有好处，那就对它避而远之，以防同流合污。双方的交往只限于商业，知识上的交往应一律断绝，其国的政教不采纳，其风俗不效法，以至衣服器玩之类的东西，不管其使用价值如何，只要有可替代的，支那品就要摒弃。我国现在是日新之国，必须防止邻国的弊风污染我文明。（《福泽谕吉全集》第51～52页）

这种断绝交流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实施“锁国”，因为中国已经很不合他所提倡的“近代文明”了。但是另一方面，福泽又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许多方面是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不可比拟的，并时时在文章中流露出对中国的复杂心情，鄙夷之后，则是嫉妒。1884年，福泽谕吉在《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与中国的竞争意识。他认为，由于中国面积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与西洋人的利害关系大，所以在东亚国家中，西洋人更重视中国，中国的名声在西洋很响，西洋人对日本相对不够重视。对此，福泽认为，日本要不被中国所遮蔽，“就要进一步不断地采用西洋文明的利器，扩大贸易，伸张国权”。而在嫉妒之后，就是艳羡、垂涎中国的地大物博的富足，所以尽管福泽尽情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屑和厌恶，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日本人应多多到中国去，他在《到支那去应受奖励》（1883年）一文中，认为日本人到中国去的太少，鼓动日本的“有为之士”多多到中国去闯荡。为什么呢？因为“支那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因此他鼓动日本人要大胆西渡，将“支那的四百余州”，作为经营事业的地方，这样一来，“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都有好处”。这就是他提出的为什么要奖励日本人“到支那去”的理由。“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如此而已。事实上，此后的许多日本人或成群结队，或只身闯荡，怀着各种目的，纷纷来到中国，其中许多人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先行者。可见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对华锁国论是思想层面上的，而在军事经济层面上，他是主张对中国“积极进取”的，而以经商等和平的方式到中国去搞“国权扩张”，毕竟不能尽速，也不能尽兴。所以，福泽谕吉最推崇、最力主的，还是武力侵华。

二、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

福泽谕吉是一个典型的穷兵黩武主义者，也是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通俗国权论》一文中说过：“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表明了他对武力的崇尚。他在不少文章中无所顾忌地大谈战争的好处、打仗的好处。他反复强调：“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他在《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1887）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说：“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究竟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和“外国”打仗是好事呢？统观福泽谕吉的全集，答案十分显然，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朝鲜或中国土地上跟中国打仗。和中国打仗之所以是好事，就是因为日本可以从中“扩张国权”。

当年的福泽谕吉密切关注着世界及亚洲的局势和动态，从不放过一切可以从中国得到好处的机会。如1891年当他听说英法等国因中国国内焚烧教堂、杀伤外国传教士事件而正与中国交涉，若中国不答应，便组成联合舰队占领上海吴淞口，他便写了一篇题为《支那的交涉事件是我国的好机会》的文章，指出：“今我日本在东洋立国，与支那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必须高度予以注意。以我所见，目前的〔列强〕与支那的交涉，是我国国权扩张的一大机会。从我国的国家利益来看，求诸支那的很多，不一而足。”他接着举出的有：希望修改以前的条约（指《天津条约》——引者注），使日本商人直接进入中国内地，还有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等等。众所周知，1900年日本果真加入了主要由西洋人组成的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大捞一把，从而又一次在中国伸张了日本的“国权”。福泽谕吉早先提出的这一“莫失良机、趁火打劫”的“建议”，自然是产生了一定作用的。

1884年10月，福泽谕吉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法战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和法国的战争——福泽称为“法清战争”——“是支那灭亡的伏线，即使一时得以和解，今后不可挽救的顽症，必由此事件引发出来”。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就像此前欧洲的波兰，免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福泽的看法基本没有错。然而，福泽强调“支那必被分割”，并非同情中国的命运，而是为了鼓动日本人参与“支那分割”。他在文中附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之图》，称是一位“在外国的友人寄来的一本《支那帝国未来记》中抄下来的”。这张图把中国的各省份都标上了外国的主人，例如东北各省是为俄罗斯所分割，山东、河南为德国分割，湖南、江西等为法国分割，福建和台湾为日本人所分割。福泽附的这张图上的文字全是汉字，并无洋文，而且日本分割福建、台湾，和福泽此前此后的主张都非常一致，所以有理由怀疑这张图实际上并非外国某书所绘，而是假托洋人，实则出自福泽自己之手。他在解释这张图、谈到日本为什么可以分割到台湾和福建时，这样写道：

日本在地理上与支那相近，欧洲列强能有今天的幸运，十几年来日本不仅与之有共同方向，给予大力协助，作为东道主人也给了他们不少便利，所以今天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的上一个朝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原文如此，福泽并不忌讳使用“侵略”一词——引者注）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这次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78页）

在中国的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可以说是福泽谕吉的夙愿。福泽明白，要实现这种夙愿，单靠坐等“分割”不行，而是要对中国发动战争。1894年12月，当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已占上风时，福泽谕吉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提出日本接受中国投降的条件是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割让土地。关于割让土地，福泽说，有人也许认为日本一打胜了马上就让中国割让土地，似乎是“非君子所为”，所以在割地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所犹豫。对此福泽认为，“这毕竟是忘掉了军国大事的迂腐之论”，“以我所见，分割〔中国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且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因为中国东北的土地从地理上说是对朝鲜的一种掩护，而分割台湾也是为了日本南部冲绳县的安全。所以首先必须割让台湾。他接着在《眼中无清国》（1894年12月）一文中又称，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并认为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

怀着对中国的领土及财富的贪婪的欲望，本着这种“打仗是好事”的想法，福泽谕吉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动态，一直在寻找与中国“打仗”的机会。当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赴朝平定朝鲜动乱时，福泽谕吉认为时机到来了。作为一个民间人士，福泽谕吉一直以强硬的霸道的态度，煽动舆论，怂恿日本政府把朝鲜国内的动乱与中国的干预作为一个良机，趁机把朝鲜从中国的藩属中拉出，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声称如果中国干预朝鲜事务，即与中国开战。他在《日支韩三国的关系》（1882年）一文中说：

如果虚妄自大的满清不知自己的空虚而以强大自居，以此次事变为借口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如果它说什么朝鲜国是我属国，朝鲜政府是北京政府的别府，属国别府发生的事本国本府加以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朝鲜亦敢甘于从属地位，支朝串通一气敌视我日本……如果支那傲慢无理，使我日本人在世界上丧失体面，那我日本就应该勇敢应对，开启战端，将东洋的老大朽木一举摧毁。（《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304～305页）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福泽谕吉密切地关注着中国和朝鲜的动向，并不断写文章煽风点火。当时的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合法要求，以两国既定的关系为依据，派兵前往朝鲜帮助平定国内叛乱，日本却蓄意趁火打劫，也派兵侵入朝鲜，遭到中朝两国的抵制。消息传来，福泽谕吉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什么：“在今次的朝鲜事件中，我日本国的名誉、权力、利益蒙受了大侮辱、大损害。其主谋是支那人，其教唆者是支那人，其实际行动者，又是支那人……支那人的罪行不遑枚举。”他还宣扬中国兵虐杀日本妇女儿童，肆意煽动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支那士兵罪责难逃》，1884年12月）；还说什么在这次事件中，“日本是被害者，支那和朝鲜是加害者”，日本应当向这两个国家兴师问罪，尤其是对中国，光让他“谢罪”远远不够，“事已至此，必须抛弃以口舌论是非，而必须断然诉诸兵力，尽快了结局面，虽然这对两国人民都是一个不幸，但国耻难消，此事必须断然实行。”接着，福泽在《一旦开战，胜券在握》一文中还提出了更狂妄的作战计划：

我国一旦向支那、朝鲜两国兴师问罪，朝鲜固不足论，我们的对手就是支那，首先应派一支军队赴朝鲜京城与支那兵鏖战，让朝鲜政府答应我正当的要求；同时，我军从陆海大举进入支那，直捣北京城，皇帝若退到热河，那就跟着进攻热河。这样一来，无论怎样刚愎自用的支那人也不得不答应我正当要求，低头谢罪。（《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页）

他认为，日本直捣北京的行动是有胜利把握的。原因是，“支那军队腐败，八旗、绿旗、勇兵、蒙古兵，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其实能够使用西式武器的不过五六万人。又号称军舰百余艘，有相当于我海军四倍的兵力，其实不过是纸糊的炮铳船舰，实在不过是太平的虚饰物。就是说，船舰炮铳是铁制的，而使用它的人不过是木偶一般。”在1894年9月发表的题为《支那庞大，但不足惧》一文中，福泽认为日本有些人担心要使中国那样的大国屈服并非那么容易，他表示反对这种看法。他说：“以我的看法，以上的说法只是皮相之见。支那虽号称大国，但其政治组织已从根本上腐败，国民的团结不巩固，表面上属于大清帝国皇帝治下的大部分版图，其实是半独立状态，政治法律因地而异，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从一般的地理书上看，那个国家地广人多，但由此判断他们拥有几倍于日本的兵源，那就大错特错了。支那军队号称百万，实不足信。支那人的毛病是喜欢虚张声势，不过是出动一两万的兵力就声称几十万，古来笔法即如此。”他还分析了中国兵训练不足，不过是由乞丐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因而，“大国之大，在彼不足赖，在我不足惧，总之，我希望对支那加以损害，要迅速、要广泛、要大”。

福泽谕吉还分析了日本所具有的优势，强调日本具有精兵强将，一定可以打胜。“如支那的战争若不能取胜，我日本人自今后不但永远受支那凌辱，也会被世界各国所轻侮欺凌，最终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如果打胜的话，则我日本的国威不仅可以炫耀于东方，也会令远方的欧美各国所敬畏。取消治外法权不必说，作为万事〔与西洋〕平等的文明富强国，会永远被东方奉为盟主。”他还鼓动说：“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接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此次朝鲜事变若果真引发日支两国的战争，则我辈可以断言：日本必然胜利。”（《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1884年12月）。他在《御亲征准备如何？》（1885年1月）一文中进一步煽动对中国开战，认为“比起谈判的准备来，更应该做开战的准备”。他鼓动天皇亲自率兵征讨中国，即所谓“御亲征”，强调“我辈所希望的就是准备御亲征，仅此而已”，并在这句话旁边加上了着重号，以示恳切郑重之至。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更起劲儿地鼓吹立刻对中国开战。7月，他在题为《应该直接对支那朝鲜两国开战》一文中，称李鸿章给朝鲜政府的电文所说的“内修德政，勿负皇恩，倭寇放肆，敢恃狡毒，第视天兵一举，无异以石压卵也”这些话，“是对日本无礼万千的语言”，并指出由此可见是中国“挑拨朝鲜政府拒绝我要求的事实确凿无疑”，因而提出“一刻也不要犹豫，要与支那为敌人，断然开战”，而且在向中国开战的同时，也不要放过朝鲜，因为朝鲜与中国是“同一个洞里的狐狸”。他说朝鲜是小国弱国，攻打它别人看来好像有点可怜，但“为了打破它多年来脑海深处崇拜支那的迷梦，必须付诸弹丸火药”。1894年11月下旬，日军攻入旅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美国的《世界日报》（WORLD）、《时报周刊》等媒体报道日军从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后，四五天中屠杀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六万人，称日本人为“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怪兽”，而一贯标榜“文明”的福泽谕吉却为日军屠杀辩护，称中国军人伪装成市民，杀死他们理所应当，说中国人没有信义，“不能把他们当普通的人看待”（参见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3卷第756页，岩波书店1932年版）。

三、“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除了这样赤裸裸地鼓吹与煽动战争、为侵略战争及屠杀行为辩护外，福泽谕吉更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的幌子，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这集中体现为“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他把西方列强依靠武力向世界扩张作为“文明”的楷模，认为那就是“文明开化”，日本应该、并且已经这样“文明开化”了。他早在《文明论概略》（1875）等一系列著作中，就认为日本的文明已经高于支那（中国），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正在或已经“脱亚入欧”，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开化”的国家，而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则尚在“未开化”之列，不属于文明国家。在这种前提下，日本对朝鲜和中国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被他归为促使中国和朝鲜“文明开化”，为了这个名义，纵使侵略，也是正义的行为。信奉“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福泽谕吉，就这样振振有词地把最丑恶可耻的侵略主张与行径包装起来，加以美化。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写了一篇题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的文章，其中说道：

在朝鲜海丰岛附近，日清两国之间展开海战，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听到这一消息真是欣喜若狂。由于我军的开战而博得了胜利的大荣誉确实可喜可贺。我军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锐的武器，打他的腐败国的腐败军队，胜败的结果本是明明白白的。恰似挥日本刀斩草无异，所向披靡，无可阻挡，原不足为怪，与预想的完全相同。最可喜的是日本军人果真勇武，文明的利器果真好用，绝非出于侥幸。日清战争就这样在世界面前展开，文明世界的公众到底如何看待？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本来日本国人对支那人并无私怨，没有敌意，而欲作为世界上一国民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竟敢无法无天，对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发生了此战。也就是说，在日本的眼中，没有支那人也没有支那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是妨碍和反对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所以这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可以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之争……几千清兵无论如何都是无辜的人民，杀了他们是有点可怜，但他们不幸生在清国那样的腐败政府之下，对其悲惨命运也应有所觉悟。倘若支那人鉴于此次失败，领悟到文明的力量多么可畏，从而将四百余州的腐云败雾荡涤一空，而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付出一些代价也值，而且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叩九拜，感谢其恩。我希望支那人早早觉悟，痛改前非。（《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491～492页）

在福泽谕吉的逻辑中，他的所谓“文明”——实为弱肉强食的法则——具有绝对的价值，“文明”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日本是“文明”的代表，不服从日本就是不服从“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和必要的。他在不久之后写的一篇题为《直冲北京可也》（1894年8月）一文中再次重弹“文明”老调：

盖此次开战，是日本促朝鲜朝文明的方向改革，并让它自身真正自立。但那支那人却反对文明的主义，试图施以种种的妨害，终于以兵力表示对我的抗拒。与其由他们首开战端，不如我们断然宣战。支那人千百年来在周公孔子的梦中沉睡不醒，自尊自大，蔑视他人，以堂堂中华圣人国自夸，只有让它看到自身的无知蒙昧，事事才不致碍手碍脚；若对自身蒙昧无知毫无认识，那就要将自家的臭气传到邻国，反对改革，以至妨碍文明开化的事业，此罪重不可恕。倘若对其任意胡为坐视不管，任凭它以无知蒙昧之力压制文明革新运动，那就会使它越发傲慢，不知最终会做出何等事情来。也就是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给它顶门一针，乃至当头棒喝，启蒙昧国家之蒙，促其真正悔悟，甘心俯首于文明的脚下，以求上进，此为要紧。（《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500页）

根据这样的逻辑，福泽谕吉并不满足于在黄海上与中国海军的战斗，他再次提出日本军队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还远远不够，还难以使中国“幡然悔悟”，日本军队还要“直冲北京”——

要以文明之势力席卷四百余州，让四亿人民沐浴革新的阳光雨露，就必须做出决断，直冲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于文明之师面前。此非好战，乃是世界文明大势赋予日本的天职，是不得不为之也。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四百余州的全图尽在文明的阳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辈翘首以盼。（《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501页）

接着，1894年8月11日，福泽又发表《赶快攻略满洲三省》，提出“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又在8月16日发表《旷日持久会上支那人的当》一文，认为日本和中国打仗不可旷日持久，“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断，直冲其大本营，蹂躏（“蹂躏”一词是福泽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汉字词汇——引者注）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国的机会。此外别无选择”。

福泽谕吉就是这样，一边口口声声“文明”，一边煽动日本政府和军队将侵略战争推上中国大陆，尽快蹂躏和吞并整个中国，将日本国旗插在中国上空。这就是福泽谕吉所提倡的传播“文明”的途径和手段，也清楚地表明了他所谓的“文明”究竟是何种东西。正如现代日本学者竹内好在《日本的亚细亚主义》（1963）一文中所指出的：福泽谕吉所信奉的文明“并不是当时所流行的欧化，当然也不是鹿鸣馆中举办的化装舞会。对他而言，文明就是冷酷无情地扩张自己，如果否定这一点那就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不下去”。换言之，福泽谕吉的“文明”就是以进化论和社会生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穷兵黩武、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所信奉的不是国际间的道义、友谊与合作，而是依靠赤裸裸的武力来扩张日本的“国权”。在福泽谕吉的有关思想言论中，有着军国主义的全部基本的特征——对天皇制专制集权的推崇，对“御亲征”的热望，鼓吹国家体制的军事化，动员国民踊跃参军，鼓动国民为战争捐款等等，他还在不少文章中动辄自称日本为“军国”。特别是，福泽的思想言论中有着军国主义者的非理性、疯狂性和冒险性的特征。甲午中日战争中他极力主张日本军队攻略中国“四百余州”，在当时来看就是一个极大胆和冒险的想法，刚刚维新改革三十年的日本当时显然尚没有足够的国力做到这一点，但向来以理性分析见长的福泽，却异想天开地认真地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从一个方面暴露了以传统日本武士道精神为内核、以近代“文明”相标榜的近代军国主义的非理性和冒险性。

福泽谕吉虽然终生在野不仕，但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他一直以民间学者文化人的身份开办学校、编辑报纸、著书立说，其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百年来日本主流舆论奉福泽谕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的肖像一直印在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即一万元纸币上。纵观明治以来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八十多年间日本所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福泽谕吉的影子无处不在。日本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福泽谕吉所设计的脱亚入欧、以欧洲列强的方式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近代文明国家”的道路。福泽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在中国大陆领土中首先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他的后辈全都照样做了。然而，福泽为日本所设计的以对外侵略来扩张国权的道路，虽曾给日本带来了一时的“荣耀”，但却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带来了长期深重的灾难，也最终使日本走向失败的深渊。对于近代日本来说，真所谓“成也福泽，败也福泽”！如何对待和使用福泽给日本人留下的思想遗产，足令后代人三思。

福泽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著作家。他的多产的译著作品，和他创办的义塾教育事业，两相辉映，成为启发日本民智的两大法宝。他的大量的著述，在启导一般国民的新知和建设日本新文化方面，都已发挥到了极致。

谕吉的著作浩瀚。他以犀利的直观，论述当时的日本国民热衷追求的新知，加上文体平易、内容通俗，字里行间洋溢着侠骨棱棱的气概，使当时饥渴的知识份子如获佳肴甘泉，争相阅读。这种平易通俗的文体，豪气纵横的笔调，正是谕吉文章的特色。

他有这样的造诣，固然由于辛勤耕耘而然，但他的老师绪方洪庵的翻译法和莲如上人的笔路，对他都有深邃的影响。洪庵……译兰文原书，很少一字一句毫不苟且地直译。他凭着豪放的气质，常取原书里的要旨来翻译，省去晦涩难解的词句，行文以浅近畅达为主，期能达到翻译的目的。同时谕吉也十分钦仰莲如上人平易的文章，以及插用“假名”（日语字母）的文体；谕吉的文章也夹杂着“片假名”，以收醒目易读和加强语意的效果，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谕吉的处女作《华英通语》，出版于万延元年（一八六〇年）。这是一本英语的单字和会话的书，用“假名”注音，汉字释义。接着出版《西洋事情》一书，介绍西方的文物制度、权利义务观念、和文教政经的实况。此外，影响力比《西洋事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便是小册子《劝学论》，共十七篇，在明治五年到九年（一八七二－七六）之间陆续出版。它阐释人权平等的精义，新学问的真谛，以及法治国家的国民应尽的职分等等。这部书开宗明义宣称：“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好比神的启示一样，给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数日本人，带来无比的振奋。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导，恍然大悟个人的尊严，能在独立自由的新天地间，获得精神的解放。这部书，如以每篇销行量二十万册计算，大约有三百四十万册传布于日本民间。如此盛况，诚可用“洛阳纸贵”一词来形容。在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和十二年相继问世的两本书，《文明论之概略》和《民情一新》，探寻古今中外文明发展的原因和变迁，阐述日后日本国民处在文明世界之中应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国运之道。这些书是最适合于了解谕吉的哲学、思想、历史观和国家观的名著。

到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谕吉兴办了一种不偏不党的日刊报纸，称为《时事新报》。他亲自撰写社论，竭尽了领导舆论的天职。《时事新报》的社论，有下列数种特色：针对当时的国际情势，倡言“东洋政略论”；关于国内政治，主张“官民调和论”；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为主题，鼓吹“妇人论”等。他撰写这些社论，都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以一个民权运动理论的领袖，积极推展启蒙运动。他在晚年发表的《福翁自传》和《福翁百话》，可说是他平生的阅历和思想的总结。

除此以外，他译著的书不胜枚举，前后共有六十余部，论册数，计达一百数十册。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

主要著作总结：

《西洋事情》

《劝学篇》

《日々のをしへ》

《文明论概略》

《通俗民权论》

《通俗国权论》

《民情一新》

《时事小言》

《福翁自传》

《福翁百话》

《痩我慢之说》

《丁丑公论》

《脱亚论》

《西洋衣食住》

福泽谕吉生为日本的一个国民，无限热爱他的祖国。他遭遇到历史上罕见的激变时期，本乎一己的忠贞与爱国的热忱，挺身而出，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企望完成“书生报国舍我其谁”的宿志。可是，他乐意做国民的一分子，和大众同生活，在大众中活动，对世上庸俗的荣华富贵却不屑一顾。维新政府为要借重他超伦的才识，曾再三请他出任政府的职位，但他澹泊名利，置若无闻，从不改变以一个平民终其一生的初衷。此外，为了表彰他毕生的丰功伟业，常有颁赠给他学位、勋章或爵位的倡议，但他总设法婉辞，始终没有接受过。明治三十三年，日本政府特旨嘉奖，并赏金币五万元。谕吉把这笔款项，悉数转赠给庆应义塾充作基金。他是何等彻底坚守独立自由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剖视谕吉的一生，他真不愧为一位典型的学者，终生不失教育家的本色。引用他自己的譬喻，说他是一只忠心耿耿的“雁奴”，绝非言过其实。他曾经倡导“学者雁奴论”，认为学者是雁奴。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的时候，动辄有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或人类前来捕获它们。这些从事警备的，称为“雁奴”。学者也是如此。独有学者能够瞻前顾后，留神今生，展望来世；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择善而固执，为真理，绝不肯折腰；不因时势的演变，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其所发的言论，虽是逆耳的忠言多，却有警世的余韵萦回。对照谕吉生前的行谊，他始终以一只雁奴自任，并以此为荣。

谕吉毕生对于日本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以著述教导全体社会；第二，创设学塾，造就人才；第三，创刊新报，普及新知，拥护公论；第四，提倡演说和辩论，巩固民权政治。这些事业，谕吉莫不营运自如，一帆风顺。

福泽谕吉是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时代，一位新思想的先驱，领导日本文化的大功臣。他的英名在日本文化史上有口皆碑，流芳万世。

一位卓越的日本教师，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史上空前的动荡颠簸时期，如何竟其生涯？他的生活态度怎样影响那个时代？时代的变迁又怎样影响他的成长？时代和个人有什么相互关系？能不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从这位人物毕生的言行中，领悟到我们个人应该有的作为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很值得世人深思的重要问题。

再说，谕吉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走进屋里，无意中踩住了他的大哥平铺在室内的废纸，引起大哥勃然大怒，挨受一顿教训。原来废纸上写有藩主“奥平大膳太夫”的名字；践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谕吉为了息事宁人，连忙谢罪，心里却颇不释然。他暗忖着：臣民不小心踩踏了藩主的姓名是罪恶，必有果报；那么践踏写有神名的神符，又当如何？为了试验有什么报应发生，他居然暗自踩踏神符，也拿到洗手间去。此外，他也暗中掉换神社供祭的神体，窃笑善男信女膜拜的无知，揭穿天谴冥罚的骗局。他对于迷信的厌恶，以及不关心神佛的态度，似乎受了母亲的影响。他后来由对门阀制度的反感发展成为批判诸事的态度，绝不是偶然的。当他追念他的先父有生之年怀才不遇，惨作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默默无闻终其一生，饮恨于九泉之下时，往往不禁黯然泪下。他认为“门阀制度是父亲的仇敌”。由此可见，他对封建门阀制度痛心疾首的一斑。

谕吉对木村所持的态度，值得一述。这一次赴美，木村在名义上把谕吉当作一名随员，要他随从到美国；但除了公务之外，都以朋友对待谕吉。谕吉却为了报答他的恩情，终生以从者的礼貌侍候他。例如，木村曾经请谕吉为他的著作写序文。但谕吉在序文中，甚至谦称自己为“木村前舰长的仆从福泽谕吉”。此外，呈函给木村，始终顾到文体是否得体。每逢年节，必定端正衣冠，亲往致贺。由此可见，他崇敬尊长、重视礼节的态度，不失为世人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