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他被调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887年毕业。

1891年调陆军总参谋部三局任职，晋升少校。不久，又入高等军事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讲授战略课。他推崇攻势作战和心理战，强调正确判断敌情、集中优势兵力、严明纪律和提高士气对于夺取胜利的重要性。

1894年任教授，1901年福煦返回军队。

1903年升任上校团长。

1905年调任第五军参谋长。

1908年，他晋升为准将，同时被总理克列孟梭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在该学院的25年中，他一直在研究和教授军事理论，不仅为法国培养了整整一代军官，而且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

他的理论的核心是进攻学说：进攻是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获得胜利的途径，即使濒于失败也不要放弃进攻。这个原则的关键是“意志”和“思考”。关于意志，他曾这样说过：“克敌制胜的意志是胜利的首要条件”，简言之，“胜利即意志”，“一场胜仗就是一次决不服输的战斗”。而思考，就是根据不断改变着的情况随机应变，而不应事先制定一份万无一失的作战时间表。福煦常说，“操典条令在操练时确是再好不过的，但在危急关头就没有多大用处……你们必须学会思索”。

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军事思想在法国军事界一直占统治地位。法国总参谋部的大部分军官都是它的信徒，以作战处处长朗格梅松上校为典型代表，甚至总参谋长兼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霞飞也深受它的影响。总参谋部1913年5月通过的霞飞的“十七号计划”，10月法国政府颁布的《野战条例》，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

1911年，福熙离开军事学院，升任第十三师师长。

1913年8月，出任第二十军军长，坐镇南锡，守卫着洛林前线。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遵照实行十七号计划的霞飞的第一号命令，法军右翼的第一、二集团军于 14日向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发动进攻，福煦兵团是第二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攻到莫朗日后，德军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玛利亚·柳特波德·斐迪南的第六集团军开始反攻，法军整个右翼和左翼一样，在德军的猛烈打击下败退。8月21日，福熙回到南锡，对第二集团军司令德卡锡特尔诺撤离南锡的打算进行抗争，坚信最好的防御就是反攻。这一主张被接受后，他看准机会，于8月25日对气势汹汹的德军进行反击，一举收复三个城镇和十英里的国土，稳住了法军右翼的战线并实施了熟练的撤退。福熙在这一战斗中名声大震，成为法军的中流砥柱。

边境战役后，法军的左翼在德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8月28日，撤退中的法军在中部出现“缺口”，情况危急。为了避免被德军包抄，福煦受命来到左翼，指挥一个新建的特别部队，填补缺口。不久，这支特别部队成为法国的第九集团军。

9月上旬，法军在连续退却之后，终于在马恩河地区开始反攻了。孤军深入的德国第一集团军，受到了英法部队的夹击。福熙的第九集团军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坚决顶住了前来增援的德第三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的左翼，保证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他在给约瑟夫·霞飞的电报中说，我的左翼在撤退，我的右翼在撤退，我的正面受到敌军的猛攻，好极了，我正在进攻。接到电报的法军官兵无不动容。德军的速胜战略遭到破产后，便乘联军立足未稳，于10月发动了伊普尔战役，企图占领法国北海岸，切断英军与法军的联系。联军在这里的兵力单薄，防线面临被突破的危险。福熙再次被霞飞作为特别应急人派到那里，指挥法国的北部方面军和协调那里的英、法、比军。在他的努力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联军的防线终于巩固下来了。

1915年他升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并负责协调联军作战。虽然他不欣赏英军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的进攻计划，但仍然率法军参加了1916年11月的索姆河会战，这时，运动战已经过去，作战被迫转入阵地战。福煦的进攻战法遇到了问题，所部损失惨重，12月12日，在霞飞被撤职以后，他作为霞飞的亲密助手被贬到了“军事研究中心”任主任，负责协调同盟国的协作问题。不过这次贬官对于法国来说却是一件幸事，因为它使福煦赢得了所有盟国的信任。

1917年5月，继承霞飞当总司令的尼维尔发动了著名的尼韦尔的进攻，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但遭到了彻底失败。5月15日，亨利·菲利浦·贝当取代内维尔任总司令，福煦在“老虎”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支持下，在巴黎接任法国陆军总参谋长。这一职位也使他充当着联军顾问的角色。当时，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处于分散指挥、各树一帜的局面；它们在战斗中既相互依赖，又龃龉不绝。福煦指出，这种状态若不改变，一旦遭到德军猛攻，每方各虑安危，联军防线将在顷刻垮掉。因此，他竭力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联军司令部，但遭到了克列孟梭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断然拒绝。

配合不力使联军受到了严厉的惩罚。1917年10月，独当一面的意大利军队在德奥的猛攻下，于卡波雷托遭到惨败，直退到塔里亚蒙河，英法对此大为震惊，慌忙派军支援，福熙亲赴前线，同意大利人协调英法各师的行动计划。为了挽救战局，英、法、意首脑和美国总统特使于11月7日在拉巴洛召开高级紧急会议，组成以福煦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处理紧迫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但仍没有指挥和调动军队的权力。意大利战线稳住刚过三个月，德军又向索姆河地区的英军发动猛攻。

1918年3月21日，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发动了最后的突袭。德军迅速突破了英法联军的数道防线，兵锋直指巴黎。严峻的形式使英法两军总司令黑格和贝当发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黑格要求加强北翼，保住通往英国的出海口，而贝当要求保卫巴黎。因此，撤退中的英法军队之间迅速出现了一个50英里宽的大缺口，情况变的极其严重。劳合·乔治马上建议请福煦协调联军作战，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约瑟夫·潘兴也表示赞同。4月14日，福熙在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就任协约国盟军总司令。5月2日，这个权力扩大到意大利战线。至此，联军指挥权完全统一，为协约国迅速走向全面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福煦就任西线联军最高统帅后，很好地协调了联军间的行动，使之融为一体，顶住了德军从1918年4月9日开始的四次进攻，德军伤亡达80万。之后，德军力量耗尽，丧失了进攻能力，轮到福熙采取行动了。 首先，福煦把矛头对准德军防线的三个突出地带：马恩河、亚眠和圣米耶尔。他认为，拔下这三颗钉子，德军的防线就会崩溃，对联军的最后威胁也就消除了，同时还为大反攻扫清了道路。

1918年7月18日，以法军为主力的联军开始向马恩河地区德军的环形防线发动进攻。8月6日，战斗胜利结束，德军退过了维尔河和埃纳河，再也不能威胁巴黎了。为此，福煦被法国政府授予陆军元帅衔。两天后，由英军担任主攻，很快结束了亚眠战役，鲁登道夫称这一天为“德军最黑暗的日子”。但德军的悲剧并未结束，1918年9月12日开始，美军用不到30个小时的时间，又在圣米耶尔战役中获胜。

这时，协约国军队既占有人力优势，又掌握着充分的主动。福煦不给德军以喘息的机会，毫不迟疑地发动了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以夺取包括奥尔努瓦和梅济埃尔两个重要交通枢纽的狭长地带，截断德军的退路。德军在这块生死攸关的地方修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福煦动用了220个师（其中60个后备师）。他的口号是“人人作战”。战斗从1918年9月26日开始，两天后兴登堡防线即全面崩溃。德军开始从几乎全部的法国领土和部分比利时领土上撤出，战斗转化为激烈的后卫战。到10月底，德军再也打不下去了。德国的盟国一个接着一个垮台，国内政局激烈动荡，很快爆发革命。

1918年11月7日，德国派出要求停战的代表，翌日到达贡比涅森林的雷通车站。 福煦傲气凌人地对德国人说，你们来干什么？德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答道：“想听贵方停战建议。”福煦答：“停战建议？我们没有。我们还有余力，我还想打下去。”他对德国投降条款很不满，认为德国保留了实力，所谓的德国投降书不过是二十年的停战协议。不过这真是一语成谶了。

大战结束了，协约国取得了胜利，福煦也成为战争的英雄。英国和波兰都授予他元帅称号，他还被选进法兰西科学院。

战后，福煦在法国对外政策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属于以克列孟梭和彭加勒为代表的强硬派。

法国对战败国德国的要求，具有强烈的掠夺和复仇主义性质。福煦在主持协约国对德延长停战协定谈判时，曾提出要求德国交出百分之五十的机器，交出波兹南、中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和上西里西亚的全部。

在巴黎和会上，福煦是以克列孟梭为首的法国代表团中主要成员之一。他支持克列孟梭提出的各种苛刻条件。这种过苛的条件不仅引起德国的抵制，也引起英、美的不满，他们不愿意德国过分削弱带来的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的局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苏俄政权遭到一切帝国主义的仇视。福煦是反苏武装干涉的倡导者之一，1917年12月，英法召开干涉和瓜分苏俄的秘密会议，并达成协议，福煦是法国谈判代表，巴黎和会前夕，他建议组织反苏远征。在巴黎和会上，他叫嚣“红色危险”威胁波兰，尽管他仇视德国，但在武装干涉苏俄时宁愿利用德国的力量。在对苏武装干涉过程中，福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1923年1月，彭加勒政府借口德国没有按期支付赔款，悍然出兵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福熙是这一行动的积极支持和策划者之一。

1928年，英苏关系紧张，福煦参与喧嚣一时的反苏宣传。

1929年3月20日，福熙于巴黎逝世，被安葬在圣路易大教堂拿破仑一世的墓旁。

福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第九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法军总参谋长，战争后期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对协约国最终战胜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作出重大贡献。

福煦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包括：

福煦的军事思想对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指导影响很大，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片面性。

福熙具有超凡的军事协同组织能力，他成功地指挥英、法、美等协约国部队取得了对德国最后决战的胜利，也为未来战争中多国联合部队的统率、组织和作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虽然他因崇尚进攻而受到批判，但正如他在1914年8月在阿登河磨朗日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在最后胜利中所显示的那样，他的理论并非如此简单，他在战后的书籍中表示，制定17号计划的朗格梅松上校误解了他的精神。另一方面，福熙则以顽固坚持反苏政策和复仇主义而遭到历史的谴责。

中国学者夏保成：“诚然，在战争和军事史上，福煦的地位无法同老拿破仑相比，但他仍不失为法国的一代名将。拿破仑第一作为年轻法国资产阶级的宠儿，使整个封建欧洲感到威慑，充满英雄浪漫色彩，他的圣赫勒拿岛的结局也无法抹掉他建树的一切。一百年后的福煦，在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上实现了一生夙愿，可是他无法扭转老朽的法帝国主义衰落的历史趋势。如果说老拿破仑以推行他的法典使中欧在几十年里怀念他，那末，福煦则以顽固坚持反苏政策和复仇主义而遭到历史的谴责。”

福煦著有《战争原则》（1903年）、《战争指导》（1904年）及《战争回忆录，1914-1918年》等。

福熙于巴黎逝世，被安葬在圣路易大教堂拿破仑一世的墓旁。

法国设计建造的首批航空母舰被命名为“福煦”号航空母舰（参见词条法国“福煦”号航空母舰），以示对福煦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