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0-28 18:46
2010年8月1日，黎波等4名原湖南省宁远县水利水电局的工人，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用菜刀砍下了各自左手小指的一部分，并吞进了肚子里，他们这样做仅仅是证明自己没有旷工。但他们的境遇没有改善，先是由县驻京办限制人身自由，被带回县里后马上被行政拘留10~15天，湖南省电力局、公安局领导对他们说：“谁不妥协谁就去劳教，4个人不妥协就4个都去劳教。”
2010年8月1日下午3时许，4名中年男子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用菜刀砍下了各自左手小指的一部分。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竟仅仅是为了以此证明自己并未旷工。因为原单位的合并移交，他们从正式在编职工变成了“编外人”，而且同工不同酬，但他们像大多数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一样选择了忍耐，谁知移交不久又被强迫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直到2008年被冤“旷工”丢掉了饭碗，而实际上他们天天在上班。他们没有撒泼无赖，而是试图用合法途径为自己讨个说法，从劳动仲裁到法律诉讼，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艰难维权，数次上访和被拘留。他们最终选择在清华西门外断指，血淋淋的演绎。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该走的路都走了，告都没地方告了。”4名原湖南宁远县水利水电局的正式在编职工在将自己的手指切下并吞入口中后欲哭无泪。最令人吃惊的是部分政府人员的态度，他们竟然把责任全推到工人身上。经历了数次上访和被拘留之后，他们被迫来到首都，用菜刀砍下了各自左手小指的一部分。当时现场还摆着白纸，上面写有8个红色大字：“我没旷工，还我清白”
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在这个悲剧里，戕害的不仅是肉体，还有公民的尊严、希望以及对政府的信任。
中国现在的青年工人，无论质和量都与前一代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社会过去30多年来，虽然不能说在所有方面都改进了，但在有些方面还是有明显进步的，这体现在新的一代对自己作为工人的尊严、对生产生活条件等有所改善的期待。学者丁学良认为，这恰恰是中国进步的产物。因此，现在各方面，包括地方的法规、管理措施，企业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等等，都要正视这个现实，不能再把他们当螺丝钉、打工机器，更不能把他们当牛马和牲口——牛马和牲口在重压之下也会反咬你一口，何况是人？
湖南宁远县水利水电局4名正式在编职工先是“被编外”、“被旷工”，后被逼到北京上访自残，又被当地政府派车接回径直送到了宁远县拘留所，和家人都遭到有关方面的软硬兼施。当地政府、电力公司曾对他们说，“谁不妥协谁就去劳教，4个人不妥协就4个都去劳教。”本应代表百姓利益的政府职能部门与利益受到伤害的公民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博弈的悲剧。毕竟，少了职能部门的撑腰，一个人的力量要与一个企业进行对话本身就是巨大的不公平。
冷血的官员难道不明白：作为工人基本尊严和基本经济利益的要求，本身并不是政治性的，矛头指向资方，并不指向政府。但如果一直阻挡他们通过理性、间接、和平的办法解决，累积时间长了，就可能爆发成为针对政府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因此，应该在工人的诉求还没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时候，采取积极的办法去处理。
在断指门事件中，我们始终没有见到“工人的保护神”工会的身影。这样的无奈以及产生的悲剧为何屡屡上演，其背后必定有密不可分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一方面，是公民常识和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则是维权配套机制的繁冗和落后。
数据显示，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超过3亿。截至2009年底，我国基层工会组织已累计达到184.5万个，全国工会会员总数达到2.26亿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日前明确表示，在涉及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上，工会要敢于维权、善于维权，旗帜要更鲜明，声音要更响亮，措施要更有力，努力帮助职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断指门事件再次深刻地揭示：弱势群体在利益集团面前，如果其所信任的工会和政府部门缺位，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浙江大学冯钢建议未来走“民间工会”道路，有条件允许各地工人自发组织成立民间工会，变审批制为登记制；学者戴建中则认为，在不改变政府工会基本模式前提下，工会需要更多独立性，社团形式运作也未尝不可。
四个“秋菊男”，“我本善良”，面对自己权利受到的侵害一忍再忍，忍无可忍。原本一个健康社会应该为他们预留的维权通道被各种不健康力量堵了个严严实实——仲裁、诉讼、上访、谈判都没有结果，非逼着他们以断指这种野蛮、血腥的行为，吸引公众，刺痛大家的良知。如果这种方法真的有用，引来大家的效仿，到时公众又会麻木了，他们可能会选择更极端的手段。
罗永浩作品《秋菊男的故事》，刊载于韩寒主编《独唱团（第一辑）》，讲述了作者儿时维权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