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21 11:15
科学抽象法是辩证的认识。因为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这无疑是逻辑的分析方法。它与历史的分析方法一致的。从反思路径看，科学抽象法被建立为辩证的认识和对资产阶级方法的内在性批判。其反思性在于范畴批判。
科学抽象法一直遵循旧有的定义。这引起人们的误解，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看作生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规定的地点，进而误作是对“唯物主义知识论”的阐发，遮掩了真正涵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唯物史观在文本中的阐释和运用。
马克思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与黑格尔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比较。两者在纯粹的形式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都遵循辩证逻辑，都基于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但思想内容具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精神”的结果，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生产行为”，世界成为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依照马克思的方法，在头脑之外首先必须有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客观独立性的“实在主体”存在，就社会经济研究而言，这个“实在主体”即特定历史形态的社会，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以一定的表象形态浮现在头脑面前，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而不是具体的产生过程。一定的抽象规定如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而不应当是预先被完整定义的“范畴”，更不能基于这种预先定义的“范畴”来生产“实在”。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尽管是思维理解的产物，但它一定是人们对特定的客观对象的认识的结果，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架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它只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这里的比较表明，马克思对两种思想方法的联系和区别有着非常自觉而明确的认识。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回应杜林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质疑。杜林指责马克思“太眷恋于黑格尔的骨架，即便是在流通的形式中……也暴露出黑格尔的推理形式”。对此，马克思一方面坦承“黑格尔是我的老师”，同时强调“我敢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的老师，剥去他的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它”。即按照通常的认识，科学抽象法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现象到本质 ，从具体到抽象。这是研究问题的方法。要占有大量的具体材料， 然后运用抽象思维的能力，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抽象出研究对象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提示出规律性。二是由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这是叙述问题的方法 。也就是把研究成叙述出来时，又必须从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出发，一步一步上升到复杂的具体的规定。
深层看，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科学抽象法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方法论层面上的区别不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的本质区别,而且也是凸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研究范式的核心所在。
于是，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
王亚南认为：它仅仅是辩证认识方法。他讲过一段著名的话：1962年第4期《哲学研究》，发表了吴传启同志的《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这个标题的提法，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问题是该文开头的这句话：“这种逻辑的认识方法，就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辩证的认识方法，也就是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基本的逻辑方法……”于是有些青年政治课教师同志，看到这种提法，再把他们从《资本论》中学到的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联系起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不是辩证的方法么？2.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否就等于辩证的方法呢？3.有人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又有人说，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是一回事么？究竟哪个对？……。（我）有两个主要论点，其一是说，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方法，不是抽象分析，也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其他什么方法；即使说，后面这两者比较重要，在《资本论》中也应用得比较广泛，那也不能这样去理解。我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和前一个论点相联系的，那是把辩证方法看为总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方法则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在辩证方法的指导下，对所研究的总的对象的某些方面、某些场合，作着较为具体的处理的。
科学抽象法和发生学的关系
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提示：需要从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的关系角度给出答案，即唯物主义辩证法怎样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主观批判怎样隶属于客观批判。发生学的本质是工作逻辑意义的方法，是“发生学批判”。所以归根结底，这个问题需要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的工作性质相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具体而言，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是人类认识中的一对辩证思维方法。历史分析和过程分析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称为“唯物主义方法”和“我的辩证方法”。
发生学方法起源于《道德经》。表达这种思想的最为著名的一句话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样看来，虽然《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的，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巨大指导作用。其刻画的逻辑对中国也是适用的，富有指导性。我们需要进行深刻性逻辑反思，找到民族工作语言。
我们对待经典的态度应该是坚持活学活用，学以致用。我们必须同时坚持把《资本论》看作是一部伟大的史书。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必须运用历史抽象法，才能达到科学的彼岸。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怎么样的？总体看，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其统一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例如《资本论》，第一卷采用了“历史发生学的研究方法”；第二卷采用了“系统发生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卷采用了“现象发生学的研究方法”；第四卷采用了“认识发生学的研究方法”。
首先是母子生长路径的确立，其次是复杂性的系统关系，再次是现象生活，再次是语言生产。这个批判的历史实践过程。所以是“历史实践的批判方法”。
既是工作逻辑，也是研究方法。其建立了“行动的语境：批判和建构”。
辩证法，中国工作用语即发生学。这是对生长过程的辩证描述。例如《资本论》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第一义”：历史发生学，即中国用语的“道”，即从发展方面对生长过程进行辩证描述。马克思在《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中，全面阐明了在生长规定方面的母子相互推动的“价值的发生学”，实际上就是阐明价值的生长规定，这是理解资本之道的历史基础。
《资本论》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第二义”：系统发生学。如果我们把“W = c + v + m”视为生产关系，《资本的生产过程》则是关于这个公式“如何来”的系统性研究。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和“死”，已经写就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特质，以后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运行是实现该特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运行则在于具体化该特质。我们从而能够看到：马克思从“历史转化”和“社会系统”两个层面来整体把握与刻画资本运动（规定），而且在对总资本和总商品资本的考察中，伴随着“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运动的实存。也就是说，资本发生学的逻辑裂变是“历史和系统的发生学”：一者考察生长过程的发展的本质，一者考察生长过程的运动的本质，——对应于前者，后者实际上是切合事物发展本质的空间规定或空间（扩张）过程。承上所述，学科方法论的第二义应该就是系统发生学，由《资本的流通过程》补充说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总商品形成（机理）”。
具体来看，这一卷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公式的“生产关系为什么”的研究：在事下洞悉物的规定。在考察中，资本委实是具有“工具理性”的社会公众人物；通过对资本的“个体选择”行动和“阶级选择”行动两方面的综合考察，联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性的世界和交往关系理性的世界。这是建立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进行宏微观剖解”理解行动的分析基础。总的说来，《道德经》和《资本论》具有结构的“巧合”：道和德规定的相互推动和彼此间的有机交融。《资本论》在成书结构上分成四个层次：历史发生学（道，历史生产→再生产过程）；系统发生学（德，再生产→流通过程）；现象发生学（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过程）；认识发生学（道和德的认识形式，生活→认识过程）。这其实是逻辑发展的必然，摹写的是“以历史生产为基础的时间过程”、“以社会再生产为基础的空间过程”、“以流通为基础的现象过程”和“以经济生活批判为基础的认识过程（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辩证法的“四肢结构”完成了对社会历史有机体的整体刻画，书写了一部商品经济形态的“整史”。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产生独立意义的“认识发生学”，而通过彻底解决黑格尔的思辨的思维发生学的“神秘性”，通过剥离黑格尔的认识发生学所“还原”的唯物主义的现象发生学恰恰呈现客观过程的历史发展。总的来说，《资本论》第三卷的阐述是针对“现象发生学”的整体工作状态而言的。
因此，《资本论》作为总体逻辑，是对统一历史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运动形式的概括。第三卷作为现象发生学与第一卷和第二卷共生，揭明资本存在的“秘密”：1－3篇以价值具体地生长为资本主义价格的过程，说明经济利润的一态系统；4－6篇以“阶级斗争Ⅰ”的社会生长过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现实展开机制，说明经济利润的多态系统；以“阶级斗争Ⅱ”的社会生长过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深化形式，说明经济利润的虚拟运动系统；终篇以阶级生活图像的定格化过程——“分配假象”及其破除，揭明资产阶级认识论的规定性。研究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阶级分析是等同的方法论范畴，旨在根除“伪科学”对经济理论建构的影响，终结“庸俗”，使科学还原为推动历史生长的革命性力量。
总体看，《资本论》作为理论著作，是具有辩证叙述要求的一部史书，其工作逻辑归根结底是“书写历史”的社会客观批判体系。内在逻辑红线是“商品批判——资本批判”，奠立“事的科学”基础。此架构与“科学实证主义”无涉,在于内在剖析“价值之道”、“价值之德”以及“资本之道”、“资本之德”,奠立“事的科学”基础。这种研究使历史建立为“实践的对象”，产生认识，又进一步使逻辑建立为“认识的对象”，产生理论，从而完成了对于“康德主义知识论”的真正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