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科学机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600—1850年是第一阶段，当时各种科学学会或科学院是公共科学活动的中心；1850—1900年是第二阶段，当时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合并起来作为大学教授的双重任务，大学里出现了研究实验室，特别在德国和美国是这样；20世纪是第三阶段，这个时期各种基金会、工业界和国家政府为科研提供了大笔经费，从而造成了科研机构及其体制的巨大变化。在17、18世纪，比较大的国家级科学学会或科学院有：伦敦皇家学会(建于1660年)，巴黎科学院(建于1666年)，柏林科学院(建于1700年)，圣彼得堡科学院(建于1724年)，美国哲学学会(建于1769年)。柏林和圣彼得堡科学院都是仿照巴黎模式，由精选的科学家小组组成，且国王付薪，政府资助。伦敦和费城的学会则是科学家们和其他受益的个人自力更生维持的联合会。所有这些学会或科学院，都对科学的发展给予指导和联络；它们召开的会议和出版的学报，促进了科学交往；它们都是国际科学交流和合作的重要机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科学学会的数目和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英国各省对科学产生强烈兴趣，其中以曼彻斯特文学学会和哲学会(建于1781年)为首；建于1783年的爱丁堡皇家学会迎合了爱丁堡和苏格兰低地地区社会和专业名流对于科学研究的关注，在伦敦则发展了包括林奈学会(1788年建)、地质学会(1807年建)、天文学会(1820年建)、化学学会(1841年建)在内的各种专业学会；1799年建立的大不列颠皇家研究院在组织上采取了新的方针，既是科学学会，又是自备实验室的研究机构，同时又是普及科学讲座的创办者；1831年建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是一个重要的全国性的流动性组织。它的引人入胜的集会使感兴趣的中等阶级听众和各地的科学名流团结一致。它也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大团体、协调人和科研的财政支持者。历来认为，科学机构开展活动的原动力在于科学本身有实际效用，是由于制造商和实业家能够利用科学来加速技术改革和经济增长，例如皇家研究院在19世纪初就是改善经济、监督社会慈善事业和管理都市的工具；因此，当代历史学家很少注意科学机构如何维护科学自主传统，而更多地注意它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