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环境考古、农业科技考古的迅速发展，人们已不再满足遗址文化层提供的信息，而逐渐将视角拓展至遗址周边的自然地层。不难理解，欲揭示自然地层内所蕴含的信息，首先需明确其不同层位的所属年代。然而，土壤中通常难以获得理想的木质材料，且常常“受到农业施肥和现代植物根系渗透的影响”，致使测定的碳14年龄偏轻。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周卫健院士等采用新的热处理方法，有效排除了土壤有机质中“死碳”和“晚期含碳物质”的干扰，并利用加速器质谱测得较为可靠的年代数据。无疑，该方法可望为环境考古和农业科技考古带来福音。

勾勒人类迁徙轮廓

如果说，碳14测年方法的建立使考古学从定性描述转变为定量表述，那么，生物考古的开展则可望勾勒出古代人类迁徙和社会发展的动态轮廓。 20世纪80年代以来，PCR技术（聚合酶链反应）的建立直接催化了古代DNA分析方法的发展和应用。近年来，古代人类DNA研究有两个颇为重要的进展：一个是Real-timePCR技术，它可有效地鉴别源自古代样品的DNA污染，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确保古代DNA分析的可靠性；另一个是焦磷酸法测序方法的建立，它奠定了核DNA测序的基础，将整个基因组的序列分析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以预见，随着古代DNA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古代人类遗传关系的复原、描绘古代人类的迁徙路线终将成为现实。

早在1984年，蔡莲珍、仇士华即根据稳定碳同位素比值，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我国新石器时期先民的食物结构，在我国考古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人们已捋清我国新石器中晚期先民食谱的地域分布特征，即黄河以北主要以粟类植物为食，长江以南以稻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而中间区域则两类兼而有之。而根据北方先民的食谱变化规律，可将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定为北方农业起源的下限。与此同时，胡耀武、汤卓伟博士等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家猪的食谱与饲养有着内在的联系，从而为动物驯化起源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

残留物分析是生物考古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研究在我国开展较晚，但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2005年山西省绛县西周倗国墓地发掘出土的一个铜簋中保存有大量的炭化物，杨益民博士等分析了样品的碳氮含量和同位素比值，推测铜簋内曾盛有煮熟的大米及肉类——“羹”，这一与文献记载相悖的结论，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科技考古的崛起

毫无疑问，科技考古的崛起还体现在其发展的全面性。除上述领域外，至少应包括古代铁器、古代玉器、古代漆器、古代玻璃和古代纸张等领域。特别是古代漆器和纸张，原先几乎无人问津的研究，现已出现一些较高水平的成果，且呈迅速发展之态势。

科技考古学的崛起还体现在人们对多学科协作的认可。特别在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人们开始注意到农业起源与传播、人类的迁徙、社会的分层、文化的交流等重要科技考古问题，并通过多学科协作，将问题逐步引向深入。不仅如此，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发展，我国科技考古专家业已借助陶瓷科技考古等研究，探讨中西方文化交流等重大问题；而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考古学家也已走出国门。

1、陶瓷科技考古

说到陶瓷科技考古，人们必然想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李家治。他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是我国陶瓷科技考古界值得骄傲的里程碑，对世界陶瓷科技考古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科技分析基本改变了以往我国北方不产原始瓷的认识。联想到北朝时期我国北方高质量的青瓷和刚刚问世的白瓷，不难意识到，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忽略的我国北方汉代之前的陶瓷发展史，应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顺便指出，当前我国陶瓷科技考古的主要动向有：利用X射线吸收近边结构谱（XANES）等方法探讨呈色元素的价态，从物理层次探讨釉、彩的呈色机制；明清时期斗彩、五彩、粉彩、珐琅彩等制作工艺；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西方陶瓷研究等。

2、冶金科技考古

冶金科技考古中，中国冶金的起源最受学术界关注。对此，国外学者大多持来源于西方的观点；国内老一辈考古学家则多从我国考古学文化连续性考虑，认为我国的冶金技术应为独立起源；而年轻一代考古学家又较倾向于来源西方。柯俊院士和我根据姜寨等遗址出土的黄铜推测，我国冶金技术当为独立起源，而在此之后受到西亚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在上海光源，采用X射线荧光面扫描分析，发现姜寨黄铜片不同区域的锌含量差异显著，而铅元素呈零星点状分布，其特征与固态还原法制备的黄铜完全相同，从而证明先民在使用天然金属与发明金属铸造之间，都曾采用热煅法或固体还原法冶炼金属。中国最早人工冶炼金属的年代与西亚相近，其冶炼金属为黄铜，不同于西亚的砷铜和红铜——这一事实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冶金起源的本土说。

3、环境考古

揭示古代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与所处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即为环境考古。我国环境考古的累累硕果中，最令人震撼而难以忘却的，莫过于夏正楷教授等关于喇家遗址的探讨。4000年前，地震、山洪和洪水给喇家先民毁灭性打击的凄惨场景，借助于他们的研究，居然能够再现于我们眼前。近年来，莫多闻教授等从多个角度综合分析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古代环境，并从环境角度论述了新石器晚期以来，我国中原地区成为华夏文化中心的原因。

4、农业科技考古

世界上最早的四大主要粮食作物，中国占了两种，即稻类和粟类，因而中国的农业考古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十分关心我国农业考古的研究，他不仅从理论上对我国稻作农业起源作了有益的探讨，而且还利用他的国际影响，于20世纪90年代促成了“中美农业考古队”的组建，并开展了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发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业考古的研究。

近年来，袁靖、赵志军研究员等综合分析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农业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例如，黄河流域居民获取肉食的主要方式是家养动物，而长江流域居民的主要方式为渔猎。又如，北方为粟作农业传统，南方为稻作农业传统，而中原地区则由原来的粟作农业转向稻粟等多作物农业。

我国农业科技考古的长足发展还体现在植物微体化石的研究领域。其中，植硅体方面最为显著的成果当推吕厚远研究员关于粟、黍植硅体形态及其差异的辨别。基于这一辨别，他指出，我国黍的起源应早于粟千年之久，并认为磁山地区应为我国粟作农业的发源地。另一个值得介绍的成果是吴妍博士利用扫描电镜和高景深数码相机，分别实现了水稻植硅体的三维图像重建，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植硅体形态特征测量的速度，有效地推动了植硅体分析的应用。

1、历史学（060101）；

2、考古学（060103）；

3、文物保护技术（060106W）；

4、科学技术史（0712）；

5、法医学（法医人类学）。

招生单位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北京科技大学

3、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4、西北大学

文理分科掣肘招生

科技考古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要求从业者不仅具有了解文化遗存的历史背景、发掘整理方法及查阅历史文献的能力，而且能熟练运用科技手段分析考古现象。而我国现阶段，文理分科的教育体制很难满足这一点，造成了科技考古人才产量低的现状。

科技考古人才培养首先面临着资源配置偏差的困境。考古学以历史为研究对象，被设在人文学科中本无可厚非。然而，科技考古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其教师、仪器、实验室等资源往往来自理科院系，使得师资来源、教学过程及学生训练时受到一定程度的掣肘。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现今，科技考古学科设置尚未明确，科技考古专业往往挂靠在如科技史专业、历史专业等一级学科之下，颁发的学位也较为混乱，包括理学学位、工学学位等。

编制成为绊脚石

专业挂靠混乱的问题不仅在学生招生上产生问题，在就业方面的问题也非常明显。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潜伟告诉笔者：“许多招聘部门并不完全了解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加之我们自己的宣传力度也不够，科技考古仍旧属于小众的学科，因此大部分单位都没有对我们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予以足够的重视。”

2013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的魏薇对此深有感触：“我们学校的科技考古颁发理科学位，从属于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而招聘单位往往以一级学科为标准筛选简历。考古所、博物馆等单位的招聘简章大多只标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导致我们的简历在第一轮筛选时就被淘汰了。”

除此之外，由于颁发理工类毕业文凭，许多科技考古的院校的毕业时间与考古类的招聘时间出现了偏差。“很多部门招聘是在6月份，因为普遍文科专业院校毕业都在6月份，而北科大的科技考古专业学生毕业是在1月份，因此这半年时间是踏空的，会造成对接难题。”潜伟告诉记者。

“在找工作过程中，主要困难是没有编制，工资没法解决。作为事业单位，相关方向的编制很少，退休人员空下来的编制也少，一些刚毕业的学生根本就没有编制，即使录用也需要等上好几年。”2013年毕业的、在河南博物院工作的金玉红如是说。

与其他专业不同，科技考古毕业生大多只能选择在规格较高的文博单位或高校就业，只有这些单位才配备科技考古所需的昂贵的仪器，才能满足毕业生继续进行相关研究的条件。而文博单位数量少、编制有限，许多单位都是“僧多粥少”，因此纵使或多或少地存在技术人员不足的情况，每年招收的专业人员的数量仍然非常有限。

就业形势难言乐观

造成人才对接难题的另一大因素是待遇问题。通过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校生的采访，笔者发现并非所有毕业生都将进入考古所、博物馆等文博事业单位作为自己的职业首选，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这些文博机构的工作待遇不甚理想。北京文物局副局长刘超英曾在北京地区博物馆第六次学术会议上说：“目前，博物馆从业人员队伍的收入普遍偏低，博士毕业生月工资仅有3000多元人民币，而很多讲解员的月薪还不足2000元。”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毕业生的个人期望值过高而导致就业尴尬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不少人选择读研的初衷是为了将来有一份好工作，能有更好的发展，他们在就业岗位的选择、单位编制和收入待遇等方面，都比本科生有更高的期望值，但这种期望在面对现实严峻的竞争环境时，却会有一定的落差。特别是，科技考古招聘多限定为硕士以上学历，这些毕业生往往年龄较大，很多人已成家，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因而部分人在选择职业时不得不选择经济回报优越的工作。

面对愈发严峻的就业形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陈建立建议毕业生开拓思路：“研究生阶段并不是去学习具体的知识，而是要学习一种思维模式，要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把思维能力培养出来。”潜伟告诉笔者：“现在科技考古专业的毕业生除博物馆、研究所之外，还有两大去处：一个是传媒或出版行业，在这方面市场的需求量是巨大的；另外一个是一些科研相关部门下，从事管理或是政策研究之类的工作，这些领域都很需要文理学科背景兼具的人才，而科技考古专业学生的加入，也将为这些领域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