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定理的两个前提条件：明确产权和交易成本。钢铁厂生产钢，自己付出的代价是铁矿石、煤炭、劳动等，但这些只是“私人成本”；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水、废气、废渣，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如果仅计算私人成本，生产钢铁也许是合算的，但如果从社会的角度看，可能就不合算了。于是，经济学家提出要通过征税解决这个问题，即政府出面干预，赋税使得成本高了，生产量自然会小些。但是，恰当地规定税率和有效地征税，也要花费许多成本。于是，科斯提出：政府只要明确产权就可以了。如果把产权“判给”河边居民，钢铁厂不给居民们赔偿费就别想在此设厂开工；若付出了赔偿费，成本高了，产量就会减少。如果把产权界定到钢铁厂，如果居民认为付给钢铁厂一些“赎金”可以使其减少污染，由此换来健康上的好处大于那些赎金的价值，他们就会用“收买”的办法“利诱”厂方减少生产从而减少污染。当厂家多生产钢铁的赢利与少生产钢铁但接受“赎买”的收益相等时，它就会减少生产。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厂方赔偿，还是居民赎买，最后达成交易时的钢产量和污染排放量会是相同的。但是，产权归属不同，在收入分配上当然是不同的：谁得到了产权，谁可以从中获益，而另一方则必须支付费用来“收买”对方。总之，无论财富分配如何不同，公平与否，只要划分得清楚，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是相同的——都会生产那么多钢铁、排放那么多污染，而用不着政府从中“插一杠子”。那么政府做什么呢？明确产权，并且有效地保护产权。

科斯定理表明，市场的真谛不是价格，而是产权。只要有了产权，人们自然会“议出”合理的价格来。

但是，明确产权只是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不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简单地说是为达成一项交易、做成一笔买卖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产品之外的金钱，如市场调查、情报搜集、质量检验、条件谈判、讨价还价、起草合同、聘请律师、请客吃饭，直到最后执行合同、完成一笔交易，都是费时费力的。就河水污染这个问题而论，居民有权索偿，但可能会漫天要价，把污染造成的“肠炎”说成“胃癌”；在钢铁厂有权索要“赎买金”的情况下，它可能把减少生产的损失一元说成十元。无论哪种情况，对方都要调查研究一番。如果只是一家工厂和一户居民，事情还好办。当事人的数目一大，麻烦就更多，因为有了“合理分担”的问题。如果是多个厂家，谁排了污水、排了多少，他们如何分摊赔偿金或如何分享“赎买金”就要先扯皮一番；如果是多户居民，谁受害重谁受害轻，怎么分担费用或分享赔偿，也可打得不可开交。正是这些交易成本，可能使得前面所说的那种由私人交易达到的资源配置无法实现——或是大家一看有这么多麻烦，望而却步。所以说，科斯定理的“逆反”形式是：如果存在交易成本，即使产权明确，私人间的交易也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科斯定理的两个前提条件各有所指，但并不是完全独立、没有联系。最根本的是明确产权对减少交易成本的决定性作用。产权不明确，后果就是扯皮永远扯不清楚，意味着交易成本无穷大，任何交易都做不成；而产权界定得清楚，即使存在交易成本，人们在一方面可以通过交易来解决各种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效地选择最有利的交易方式，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给从未涉及过科斯定理的学生上科斯定理课的教师，都亲身感受了科斯定理所引起的惊叹和佩服，但科斯本人却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而其他人如果试图将科斯定理写成文字，那很有可能是走了样的，或成了同义反复。被称作科斯定理的命题或命题组，源于一系列案例。科斯像法官一样一直拒绝把他初始论文中的论点加以广泛地推广。正如法官的言论一样，对于他论文中的每一个解释，都有另外一种似乎说得通的看法。我不想得出最终结论，但我愿谈谈几种对科斯定理的传统解释，并用科斯的几个例子之一来加以阐明。经过20多年的争论，传统的解释似乎已经穷尽了科斯定理含义。

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自由交换往往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被认为是帕累托（Pareto）有效的。除了资源所有权外，法律还规定了其他许多权利，诸如以某种形式使用其土地的权利、免于骚扰权、意外事故要求赔偿权或合同履行权。可以这样认为，科斯概括的关于资源交换的一些论点适用于关于法定权利交换的种种论点。根据这种看法，科斯定理认为，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上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换句话说就是，由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权利分配不当，会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交换得到校正。

这种观点认为：保障法律的效率，就是消除对法定权利自由交换的障碍。含糊不清常常损害法定权利，使其难于得到正确估价。此外，法庭也并非总是愿意强制履行法定权利的交易合同。因此，根据“自由交换论”，法律的效力是由明确法定权利并强制履行私人法定权力交换合同而得以保障的。

经济学家们认为，除了交换自由之外，还必须具备一些其他条件，才能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条件之一是关于交易成本的含糊但不可或缺的概念。狭义上看，交易成本指的是一项交易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时这种成本会很高，比如当一项交易涉及处于不同地点的几个交易参与者时。高交易成本会妨碍市场的运行，否则市场是会有效运行的。广义上看，交易成本指的是协商谈判和履行协议所需的各种资源的使用，包括制定谈判策略所需信息的成本，谈判所花的时间，以及防止谈判各方欺骗行为的成本。由于强调了“交易成本论”，科斯定理可以被认为说的是：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换的交易成本为零。

正如物理学中的无摩擦平面，无成本交易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注意到这一点后，根据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论所引伸的政策结论是：要利用法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消除这些成本。根据这种思路，而不是首先追求有效地分配法定权利，立法者更倾向于通过促进这种交易而取得效率。旨在通过鼓励人们达成涉及法定权利交换的私人协议而避免诉讼的法律程序是很多的。

“交易成本论”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法定权利交换的某些障碍上，特别是谈判和履行私人协议的成本。当人们给“交易成本论”下一个相当谨慎的定义时，除了交易成本外，还存在着对私人交易的成本加以区分。科斯定理强调这种“市场机制失灵论”，因而可以被认为说的是：“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进行交换。”这种观点认为：保证法律的效率，就是保证有一个法定权利交换的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包括。要存在许多买主和卖主，没有外来影响，市场参与者们有关于价格和质量的充分信息，以及没有交易成本。

科斯提到的一个著名的历史例子可以说明这三种看法。火车烧柴和煤常常溅出火星，引燃农田。每一方都可采取防备措施以减少火灾的损失。要说明这点，农民可以停止在铁轨边种植和堆积农作物，而铁路部门可装置防火星设施或减少火车出车次数。

初看上去，似乎是法律控制了各方采取防备措施的动力，因此，法律决定了火灾引起损失的次数。要知道，禁令是财产法中制止妨害行为发生的传统手段。如果农民有权指挥铁路部门，直到不溅火星才允许铁路通车，那么，火星就几乎不会引起什么火灾损失。反过来，如果铁路部门不受惩罚地营运，那么，就会引起大量的火灾损失。根据科斯定理，这些现象会把人引入歧途，因为虽然法律规定了权利的最初分配，而市场却决定着最终分配。须知，如果农民有权禁止铁路部门运营，那么，他们就可以出售这一权利。具体说就是，铁路部门支付一笔钱给农民，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不禁止铁路运营。反过来说，如果铁路部门有权不受惩罚地溅出火星，那么，它就可以出售这一权利。具体说就是，农民可以支付一笔钱给铁路部门，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减少火星的溅出。

假定一个工厂周围有5户居民户，工厂的烟囱排放的烟尘因为使居民晒在户外的衣物受到污染而使每户损失75美元，5户居民总共损失375美元。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在工厂的烟囱上安装一个防尘罩，费用为150美元；二是每户有一台除尘机，除尘机价格为50元，总费用是250美元；第三种是每户居民户有75美元的损失补偿。补偿方是工厂或者是居民户自身。假定5户居民户之间，以及居民户与工厂之间达到某种约定的成本为零，即交易成本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这就是一种产权规定），那么，居民户会选择每户出资30美元去共同购买一个防尘罩安装在工厂的烟囱上，因为相对于每户拿出50元钱买除尘机，或者自认了75美元的损失来说，这是一种最经济的办法。如果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这也是一种产权规定），那么，工厂也会选择出资150美元购买一个防尘罩安装在工厂的烟囱上，因为相对于出资250美元给每户居民户配备一个除尘机，或者拿出375美元给每户居民户赔偿75美元的损失，购买防尘罩也是最经济的办法。因此，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法律是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还是相反的规定即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最后解决烟尘污染衣物导致375美元损失的成本都是最低的，即150美元，这样的解决办法效率最高。

通过以上例子就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产权如何规定，资源配置的效率总能达到最优。这就是“科斯定理”。

从“科斯定理”本身也许你看不出中国经济学家成天鼓噪的“产权”有多重要，相反，在“科斯定理”中你甚至看出，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很重要，但是将产权归属于谁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它根本不影响效率。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你就对了。因为张五常也这么说：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根本就不必要。但是，你要知道，在现实世界中，从来都存在交易成本。所谓交易成本为零，是一个假设出的静态的理想化世界。而一旦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产权界定就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效率高低。

还是上述的例子。假定5户居民户要达到集体购买防尘罩的契约，需要125美元的交易成本，暂不考虑其他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染权，那么居民户会选择每户自掏50美元为自己的家庭购买除尘机，不再会选择共同出资150美元购买防尘罩了。因为集体购买防尘罩还需要125美元的交易成本，意味着每户要分担55美元（买防尘罩30美元加交易成本25美元），高于50美元。如果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那么，工厂仍会选择出资150美元给烟囱安排一个防尘罩。

由此可看出，在存在125美元的居民户之间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权利如何界定直接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界定工厂享有排污权，消除外部性的总成本为250美元（即每户居民选择自买除尘机）；而如果界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消除外部性的总成本仅为150美元。在这个例子中，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

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中，产权如何界定的重要性通过上述例子就清楚了。

产权界定的功能是节约交易成本。在上述例子中，产权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就可以节省下125美元的交易成本。当然，你可以将上述例子做各种变通。比如，你假定那是一个国有工厂，因为官僚与腐败十分严重，买一个150美元的防尘罩，需要到各种政府衙门盖一百个以上的图章，交易成本极其昂贵，远高于居民户之间达成买防尘罩合约所需要的125美元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产权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相比较产权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更能节省交易成本，因而也更有助于提高效率。

产权规定越清楚，节省的交易成本可能会越多。比如，一个残疾人考上了大学但大学却以其身体有缺陷为理由不录取他，如果法律本身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产权不清楚”，那么，这个残疾人为了能上大学也许就要与这所大学陷入无休止的扯皮之中，但法律有规定，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个青年就可以凭此“说法”与高校“谈判”；如果法律有更清楚的规定“只要是生活能够自理，任何高校都不得拒收已符合其他录取条件的残疾人”，这个青年就根本无须与大学扯皮。所以，产权规定得越清楚，扯皮的必要性就越小，交易成本也就越低。

需要注意的是，产权清晰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有利于交易的双方。 所有的产权清晰过程，都是权利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必定是有利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而不利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由于主流经济学家强大的话语霸权，已经在经济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造就了一种“产权崇拜”：大家不去具体分析产权改革有利于谁、不利于谁，而是一听到“产权改革”，就莫名其妙地跟着叫起好来。而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如此之快、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社会底层如此弱势的时候，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任何一项具体改革都不会是利益均沾，而是有人得利，有人失利；有人多得，有人少得。在此形势下，经济学家以及整个知识界如何选择的确很重要。

无论权利最初分配如何，农民和铁路部门都乐于继续权利交换，只要这种交易有利可图。正如普通商品一样，法定权利交易的好处只有等到每种权利由认为其价值最大的一方得到时才会丧失。所以，如果农民有权免于火星之苦，而有权溅出火星对铁路部门比有权免于火星之苦的农民更加重要的话，那么，农民向铁路部门出售权利会使双方得益。当权利得到有效分配时，那么，交易的潜在好处也就丧失殆尽。因此，当市场正常发挥作用时，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是有效率的。

对科斯定理的这三种说明，对于市场发挥正常作用所需条件的要求程度是不同的。

根据“自由交换论”，如果法定权利是明确规定的，并且交换法定权利的合同能够强制履行，则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就是有效率的。在上述例子中，当农民具有禁止妨害行为的权利，或当铁路部门具有不受惩罚地溅出火星的权利时，“自由交换论”的条件显然就得到满足了。因此，根据科斯定理的自由交换论，农民是否有权禁止铁路部门或铁路部门是否有不受惩罚而污染环境的权利，从效率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

“交易成本论”所得出的效率结论就不同了。如有许多农民，那么，同他们进行谈判和履行协议的成本很高，当个别的农民坚持多占利益时尤其如此，所以，权利最初分配的低效率可能会长期存在，尽管有达成一些私下协议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很少，铁路部门同他们进行谈判和履行协议的成本会很低，科斯定理预言，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将是有效率的。

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明。根据“完全竞争论”，如果法定权利交易市场上完全竞争这一条件得到满足，那么，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就将是有效率的。在铁路部门和农民这个例子中，只存在着一条铁路，所以市场的特点是垄断，而不是完全竞争。此外，不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还有其他表现形式。比如农民对火星造成损失的情况可能会比铁路部门了解得多，而铁路部门对减少火星的技术要比农民了解得多。鉴于这些事实，农民和铁路部门之间的法定权利交换将远不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交换，因此，市场可能无法纠正法定权利最初分配中的低效率。

当然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权利的最初分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如果效率要求铁路部门不受禁令约束，那么，要给予农民放弃这种禁止的权利以补偿，这会促使铁路部门购买这种权利。这项交易是铁路部门的支出和农民的收入。反过来说，给予铁路部门不受惩罚的权利，将会使其节省了这种购买权利的支出，而剥夺了农民出售这种权利的收入。正如稀有资源一样，稀有的立法权利也是值钱的。

以出生于英国的美国经济学家科斯（Coase）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家指出，只要明确了产权界定，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

一、科斯定理与明晰产权以罗纳德·科斯教授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政府首要应当做的就是明晰产权。以减少“公地的悲剧”。

科斯认为，一旦产权明晰，若交易费用为零，市场交易可以确保有效率的结果，产权分配方式不影响经济效率，仅影响收入分配。这就是科斯定理（Coase's theorem）。

二、正交易费用与产权分配原则

但是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是很不现实的。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交易对象，有必要交流交易的愿望和条件，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特别是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操作的成本常常是极端地和充分地高昂，至少会使许多在0交易费用体制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特别是当交易涉及到很多方时，尤其如此。

科斯定理的魅力在于它将政府的作用限定在最小范围之内。政府只不过是使产权明晰，然后是交由私人市场去取得有效率的结果。然而运用该定理的机会极其有限，因为达成和实施一项市场交易协议的成本可能非常高，特别是当涉及很多人时，尤其如此。于是，“一体化”和政府干预两种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替代市场的方式便繁荣了起来。

科斯定理是真理还是谬误？在经济学中，一个证明是从一些普遍接受的行为假设派生的。正如我要说明的，以科斯定理的这三条说明中任何一条来确定科斯定理，都会碰到障碍，这些障碍表明，科斯定理有可能是错误的或仅仅是同义反复。

最脆弱的定理形式声称：法定权利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得到有效分配。当阿罗（Arrow）研究了与科斯讨论过的那些外在性相似的外在性时，他表明，效率条件可以被看作是外在性权利交换的一个竞争市场中的均衡条件。但是，正如阿罗以及其他人（斯塔雷特（Starrett））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正规声明毫无实际价值，因为就本质来说，种种外在性具有阻碍竞争市场形成的特点。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假设，除了持有政府发行的可买卖的允许污染票券持有者之外，污染行为是完全禁止的。每一个持有这种票券的受污染者要阻止污染行为，而每个获得了这种票券的污染者则要利用它去增加污染。显而易见，被污染者个人持有这种票券的社会利益大于他的个人利益，因此他们会大量抛售这种票券。同样地，污染者获得这种票券的社会成本高于其个人成本，因此，他们会大量收购这种票券。个人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一个外在性。所以，试图通过建立污染票券交易市场来消除外在性，只能产生新的外在性。事实上并不存在科斯讨论过的这种外在性的完全竞争市场，并且，这种市场似乎也不可能通过私人协议而自发地产生。政府可能有办法建立一个虚假的市场，但没有一个市场真正建立起来。

从科斯定理中的完全竞争市场论转到交易成本论，我们观察到，当受影响的只有少数几方时，比如说当相邻的土地所有者就他们其中之一所引起的妨害行为进行谈判时，私下解决可能会是有效率的。如果只涉及少数几方，那么，法定权利价格将由他们谈判决定，而不是他们成了价格的接受者。这样的话就违反了完全竞争的假设，但这种谈判往往获得成功。根据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论，影响少数人的外在性问题会有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法。

虽然交易成本论作为一种粗估法是准确的，但它并不十分符合实际。它有赖于这样的命题：谈判和履行协议的成本为零时，谈判才能取得有效的结果。在实际中，少数人之间的谈判有时以失败而告终，如工会罢工、劫机者杀死人质、房地产经纪人由于价格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蚀本和诉之法庭，等等。与通讯和履行协议费用无关的基本障碍，在于谈判策略的性质。就其定义而言，一项谈判具有达成协议可产生利益的特点，但怎样分配利益却无协商一致的办法。自私自利的谈判者在不破坏合作基础的前提下尽全力要求得到尽可能大的利益份额。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理性的谈判者要求获得每一个额外的美元，只要由此而引起的不合作可能性所产生的损失小于一美元。当谈判者过低估计对手的决心，他们就会施加过大的压力，谈判也就无法达成协议，谈判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本着这种看法，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论犯了方向性错误，即过于乐观地假设：只要谈判无成本，合作就会诞生。

与其背道而驰的“霍布斯（Hobbes）定理”也犯了方向性错误，即过于悲观地假设：分配利益的问题只能通过威胁，而不能通过合作来解决。现实是介于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之间，因为策略行为在有的情况下导致谈判失败，但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如此。

科斯定理的这一说明对理论和经验研究提出的挑战，是要预计法定权利何时才能通过私下协议进行有效率的分配。为进一步展开辩论，要撇开广义的“交易成本”和“自由交换”这类标签，而代之以实在与详细的对条件的描述，是这些条件使得有关法定权利的谈判得以成功。幸运的是，近年来已出现了一种较令人满意和较切合实际的谈判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谈判在部分情况下可能由于策略原因而失败。但在均衡条件下，没有人对失败发生的频率感到惊奇（主要概念是贝叶斯—纳什Bayes-Nash）均衡。

在经济学中，“经验主义的验证”就是预测和事实之间的比较。近来有些人试图证明科斯定理，比如确定一些小集团通过谈判达成有效协议所需的条件。对策论的一些新发展连同相关的经验主义研究，使人们有希望最终对这些条件做出科学的阐述。如果具备这些条件，就能通过私下协议纠正法定权利的低效率分配状况。

科斯定理具有什么意义？庇古（Pigou）运用经济学理论来捍卫如下习惯法原则：造成某种损害的一方应受指责，或被要求赔偿损失。根据庇古的论点，习惯法的这种规则通过社会成本内在化来促进经济效益。在有些情况下，他发现习惯法中存在着种种缺口，这就需要补充立法，诸如对污染者征收与污染的社会成本相等的税款。

科斯的论文被认为是对庇古的损害法分析的一种进攻。科斯不同意这种结论：通过损害法或征税，政府的行动一般对实现效率是必需的。科斯定理认为，损害所代表的外在性有时，或可能常常会自我纠正。我认为，市场机制失灵的形式多种多样，无法根据某种相当谨慎的交易成本概念对之加以总结。因此，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论应被看作是谬误或一种同义反复，其实外在性通过扩大交易成本的定义而获得。虽然自发和私下解决种种外在性问题的障碍要比科斯定理所提到的更多，但政府在促进私人达成协议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发布命令），符合当代经济学对政府调节作用的理解。

在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纠正某种损害的情况下，科斯否定了庇方的如下看法：习惯法因果关系概念对确定责任是有用的指南。科斯认为，按习惯法原则判定的某人造成了某种损害，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能有效地使其受罚或指责他。在科斯看来，效率问题是由成本与效益相抵的差额来决定的，在这方面，因果关系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科斯认为，因果关系与跟无数法庭判决相矛盾的法律责任无关，并且它对法律的现实或理论显然没什么影响。

西方学者认为，科斯定理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它的假设条件太苛刻。只有当交易成本为零，才能出现科斯定理所说的结果。而在现实中，交易成本不可能等于零。

其次，即使交易成本为零，现实中也存在西方学者所说的策略性行为。由于存在策略性行为，就不会出现科斯定理所说的那种帕累托理想状态。这种策略性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在我们中国也有。比如在城市里拆迁，经常碰到“钉子户”，你不答应他的苛刻条件，他就是不搬迁。这种行为就是策略性行为。最后，科斯定理忽视了收入分配的效应。这是最重要的理由。科斯定理企图论证的是：不同产权的分配方式不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即：任何产权分配方式都会导致帕累托最优状态。

不管科斯理论功过如何，反正他对人们普遍接受的财政观点提出了挑战。在他的论文问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外在性通过私人协议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因此，科斯的主张触及了经济学的一个重大争论的核心。此外，科斯论文的出版可以被看作是后来被称作为“法律和经济学”的这个课题的一次突破。在科斯论文出版以前，经济学分析——相对经济学思想而言——并未应用于习惯法，而在法律院校的教学中，习惯法处于法律理论和方法的中心。科斯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但又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这一分析，他的研究证明，习惯法的经济学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虽然他未使用数学这一工具（20年后，使用这一工具成为研究这一课题的特点），但却鼓舞了成为法律经济学分析开拓者的一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