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秦始皇兵马俑在陕西出土。这座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地下军团」，以其举世罕见的阵容轰动了世界，也推进了秦史的深度研究。众多历史学者和考古专家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秦人有四大陵园区。到1987年，秦人四大陵园中的二、三、四陵园，即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临潼秦始皇陵园，先後在陕西发现，唯有秦人的第一陵园一直难觅踪影。学术界处於历史研究，地方政府处於开发旅游业的需要，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寻访，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1987

年，礼县部分乡村的农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四处寻找、悄悄开始了一股挖掘「龙骨」的地下活动，将其作为名贵中药材出售，换取钱财。所谓「龙骨」，其实就是大型的古生物化石。挖掘龙骨很快成为一时风潮，由礼县波及邻近的天水市、西和县的数十个乡镇，蔓延西汉水流域一百馀公里及其主要支流。其间，不断传出有人挖龙骨时挖到古墓、得到宝藏的消息像风一样快地传播各地，也风一样快地引来了一些不法文物贩子。他们最初以低廉的价格蒐罗流散在农民手里的零星古董、继之以越涨越高的现金坐地收购出土文物。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赵小钧介绍：一场肇始於「先富起来」的脱贫梦，很快演变为部分村庄大规模的盗掘古墓，而且来势迅猛。隐藏在幕後的不法文物贩子以金钱为诱饵，推波助澜；当地的不法农民为挣钱不择手段，把礼县的古墓推向了毁灭性的灾难。疯狂盗掘古墓的野火，最终「包剿」了大堡子山。这座尘封的古代大墓，遭遇了一场千古浩劫。几乎一夜之间，大堡子山就变成了满目疮痍的狼藉之地。到了1992年和1993年，礼县的盗墓活动进入了最疯狂的时期，大堡子山成了部分农民实现发财梦想的天堂。不法文物商贩趋之若鹜，住在距离礼县70公里以外的天水市，派出「马仔」打探消息，鼓动、引诱、收买当地农民不分昼夜挖掘墓葬，迅速形成了勘探、挖掘、收购、贩运一条龙的作业系统。

《甘肃日报》当时驻陇南地区记者祁波介绍：1993年春天，西汉水流域大堡子山一带，盗掘古墓的活动非常猖獗。我第一次来这里采访，点了一下有6 个洞，时隔不到一个月，满山遍野千疮百孔，大约有64个洞，当时最多的一天这一带盗掘古墓的农民2400多人，波及到全县18个乡镇、56个村，整个大堡子山群众来盗墓的有一些带著铺盖卷、拿著锅碗瓢勺，当地就餐，晚上都是灯笼火把架子车，一家有时候有五六口人参加盗墓。

1993

年6月2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古墓悲歌》和《甘肃日报》的《盗墓贼西窜》、《礼县盗墓狂潮为何愈演愈烈》等文章，引起了甘肃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遏制住了礼县的盗墓活动，现存在礼县博物馆的部分文物就是那时截获并保护下来的。1994年3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进入了大堡子山，对被盗掘的墓葬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发掘。

M2、M3就是被盗掘严重的墓。

2006

年9月初，联合考古队进驻大堡子山，发掘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联合考古队在礼县调查、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墓葬400多座以及零散分布的文化堆积层，足以证明礼县文化遗存丰富，还有许多历史的真相深埋在地下。在被盗秦公大墓的西南角，联合考课题组古队发掘出了一处建筑遗址。从地层堆积和夯土内的包含物看，这个建筑规模宏大，大约始建於西周晚期春秋初，战国时期废弃，汉代遭到严重破坏。近代因修整梯地，东墙地上部分完全被毁。专家认定，这个建筑应是秦人的大型府库类建筑。联合考古队又在被盗秦公大墓西南20余米处发掘出了一个祭祀遗迹，4座人祭坑、6个灰坑和1座乐器坑。人祭坑里有一具年龄约为35岁的女性屍骨和一具中年男性屍骨，还有童男童女的祭祀骨架。专家认为，这种用人来当作祭祀的祭品，可能是用於祭祀地神，非常符合秦朝时期的历史特徵。

原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主任、先秦史学者祝中熹先生认为，秦人第一陵区的范围，原来都是在陕西关中一带寻找。西垂陵区发现之後，才算是找到了秦人最早的一处国君陵墓。西垂陵区的发现，不仅在时间上，也是在地域上，填补了秦人历史的一段空白。

纪录片《寻秦》中提到：礼县秦公大墓应该是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秦公墓葬，比陕西省凤翔发现的秦景公一号大墓还早20多年，在已发现的诸侯国国君墓葬中规模也是首屈一指的，甚至比中原强国晋国国君的墓葬还大12000多平方米。

大堡子山秦公墓铜器的杂质元素较少，只检测到铁、氯和硫，而且其总含量几乎均小於2%， 说明铸造这批铜器所使用的原料比较纯净。

拓片介绍

1993 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1994 年 3 月到 11 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 派研究人员对被盗的大墓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在这期间共发掘两座中字形的大墓，呈南北 排列，两墓相距约 40 米。其中 M2 在南，全长 88 米;M3 在北，全长 115 米。在两座大墓 之南又发现两座陪葬的车马坑，其中一座经正式发掘。

2006年考古队对大堡子城址内部进行了全面钻探并对个别重点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但除了 1994 年已经发掘两座秦公大墓， 再没有发现其他大型墓葬。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只有两位秦公埋在大堡子山上， 而秦公铜器就是这两位秦公的随葬物。

《文物》2000年5期发表了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掘者戴春阳发表了《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一文,首次公布了墓地的发掘资料，由於秦公墓的文物大量遗失至海外，因此对於秦公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学界有许多不同人的说法。以下将一一进行介绍。

韩伟在《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中将巴黎所见的金箔饰片纹饰与已知有明确时代的青铜器——扶风庄白一号青铜窖藏内的「十三年壶甲」、「十三年壶乙」的口纹,1960年10月扶风齐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的瓦纹簋甲、乙、丙、丁的目云纹, 庄白 一号所出六式钟甲、六式钟乙的方纹等等进行类比, 推断这批金箔饰片的时代为西周晚期。又经蘇黎世联邦综合科技研究所莫尔夫人对金虎木芯C14测定, 认为其年代与考古学推断完全一致。再通过把金虎身上的 「〈〈〈〈〉纹样和 「人刺虎」瓦当纹样对比, 推断这批金箔片为西周晚期秦人所作。指出, 秦族在西犬丘的历史, 非子、秦 侯、公伯三者处於附庸地位, 不可能营造如此大的秦墓，又据大堡子山的实地调查, 断定大堡子山3座大墓 为周宣王、周幽王之时的秦仲、庄公之陵墓。因此他认为营造大墓者, 非秦仲、庄公莫属。

陈平在《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 礼县大堡子山出有「秦公」铭铜器的墓主秦公的世次, 从文献学角度考虑, 应在秦之襄 公、文公和宪公之间。礼县至少应葬有秦的庄、 襄、文、宪四公墓。它们可能并不全都葬在大堡子 山, 也许有的就葬在其附近的另外墓地。目前秦公 大墓方出其一、二, 而仍余其二、三。陈平通过对 礼县秦公铜器的相对序列从形态学上分析研究, 基 本上可以排除大堡子山秦墓地有襄公墓地的可能; 大堡子山的秦公墓主只能从秦文、宪二公中考虑。 如大堡子山仅有一座秦公墓, 则当为秦文公墓。《史记》记载，秦国有两位国君葬於西垂。他们分别是秦襄公、秦文公。目前考古学和历史学专家已一致确认：大堡子山古墓就是秦公墓，其墓主可能是庄公、襄公或文公。

李峰在《礼县出土秦国早期铜器及祭祀遗址论纲》中提出：秦人立国於非子，非子所封在秦，其地并不在礼县一带，而是在其东约100公里的现在甘肃的清水县一带。而礼县一带则是秦人母族大骆氏所居犬丘的所在地。

秦人和西戎之间的艰苦斗争。秦人方面的战争并不顺利，到公元前822年秦仲被西戎所杀。因此，我们在考虑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墓主时可以首先排除秦仲的可能，因为秦人居犬丘之地是在庄公打败西戎之後，而秦仲在此之前已为戎所杀，即使他有葬地，也应该在清水县一带。

相反，庄公在犬丘一代统治秦国达44年之久(公元前821-778年)，极可能就是葬於犬丘一带的某个地方。秦襄公早年(公元前776年)发生了西戎围犬丘，襄公之兄世父与战被擒的事件，这也说明秦人的中心仍在犬丘一带。襄公在这里统治了12年(前777-766年)，他经历了西周灭亡的变故，其亡年已进入东周纪年。《史记》讲襄公死後即葬於西垂。下一位国君文公於即位後三年(公元前762年)率军东徵进入陕西渭水中游;文公索性将秦都从西汉水流域的犬丘迁至所谓汧渭之会的宝鸡一带，并以此为都居住了46年，直到他公元前716年故去，这时上距西周灭亡已有55年了。

从西周晚期的政治形势看，所谓的文公东迁实际上很可能是在周人东迁以後秦受到了来自西戎部族的更大压力，被迫放弃西汉水流域而已。《史记》中对文公的葬地有不同的说法:《秦始皇本纪》中说文公葬西垂，但是《秦本纪》中则说他葬於西山(另一也葬在西山的秦公是文公之子宪公)。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烈烈卲文公、静公、宪公，不弛於上，卲合皇天，以虩事蛮方。」因为这里历数先公自文公起，很多学者即把这里的「赏宅受国」与上引所谓秦襄公的「赐之岐以西之地」联系起来，认为他就是钟铭所讲的先祖。其实，《史记·秦本纪》中这段话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过去已有学者指出，它可能并非出自周平王之口，而可能是秦人借平王之口来表述自己的立场，其目的就是要对把秦人侵入周人故地渭河平原的这件事合法化。我们现在研究知道，东周初年平王初立时周朝曾有两王并立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说，在秦人於公元前762年进入陕西关中之时，在陕西渭河平原上尚有另一位周王即携王存在，由虢国拥立。并且，这个小「周朝」至少一直存在到公元前759年。也就是说，秦国至少有三年时间和这个小「周朝」并存在渭河平原上，在这种情况下，秦人假平王之命来建立自己居地合法性是很有必要的。西周地方封国的国君按制度是应该称为「侯」，如齐侯、鲁侯、滕侯、燕侯、应侯等，均已为出土金文资料所证实。所谓称「公」者实际上在西周时期人数很有限，一般只有地位崇高，在周王之下但临架於政府之上的王室重臣才能生称「公」。秦庄公不称「侯」而称「公」(以後历代秦君也袭称「公」)应该是秦国地位的一次重要转变，而这个转变正可能是由於庄公的特殊历史贡献和与周王室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答案应该非常清楚:即秦国历史上实际上只有庄公和襄公两位君主在西汉水流域的犬丘一带居住并实施过统治，也只有这两位君主才可能埋葬於此地。

戴春阳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一文,认为大堡子山M2的墓主为秦襄公, M3是襄公夫人墓。

祝中熹在《秦西垂陵区出土青铜器铭中的“秦子”问题》中根据墓葬时差、墓葬的位置与规格、器铭称谓三方面判定,大堡子山秦陵为襄公夫妇合葬墓的说法不妥。他认为, 庄公称「公」乃是其子襄公被封为诸侯後对父君的追称, 他死时身份仍是大夫, 是不能以公号安葬的。静公称 「公」也只能是其子宪公即位後对父亲的追称。静公死时, 其父文公依然在位, 文公当然不可能用「公」的称号来安葬自己的儿子。大堡子山陵园两座大墓的主人非襄、文二公莫属。M2为文公之墓, M3为襄公墓, 即所谓 「父登子肩」。M2,M2墓葬规模小於M3, 可能是文公不敢超尊越制, 以其墓规格低於其父。

（秦景公 秦公一号大墓 目前中国发掘出的最大古墓 ）

王辉文在《也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其铜器》中,与陈平的商榷中提出对秦公墓地及其铜器 的看法: 第一, 在大堡子山秦公陵园, 如是一座, 则可能是文公之墓; 如是两座, 最大可能是襄、文二公之墓。

陈昭容在《谈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文物》一文中指出: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应是秦开国的最早营建的西垂陵地, 墓主为秦开国之君的襄公及其子文公, 这个结论不仅符合《史记》襄公、 文公葬於西垂的记载, 也符合出土器自铭「秦公」的称谓, 而墓葬规模之宏大与葬品之丰硕, 也能与 襄公、文公在秦史上的地位配合, 出土器物的形 制、铸造、纹饰等, 与春秋初期的风格也都能合而不悖。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的有铭铜器, 约可分 为 「公乍宝用鼎」、 「公乍宝」 (秦公簋一、二) 及 「公乍铸用鼎」、 「公乍铸用」、 「公乍铸尊壶」两个器群, 从字形、风格上分析, 「公器群」可能稍早於 「公器群」, 推测 「公器群」的主人是秦襄公,「公器群」的主人是文公。

李朝远在《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一文中,通过对秦公器的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 及相关史实的研究, 认为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 秦公诸器应为秦襄公、文公之器; 礼县大堡子山两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初期, 墓主分别为襄公、文公。

卢连成认为,大堡子山秦墓的规格超过西周晚期的卫侯、晋侯、井叔墓,作为西周附庸的秦国不可能如此逾制,秦公壶的器形文饰最接近户县宋村(春秋中期德、宣、成时代)铜壶,铭文书体接近秦武公钟鎛,壶的时代很难早到西周晚期,最可能是秦文公或宪公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