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始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

嗟乎！韩非道“八奸”，“同床”、“在旁”、“父兄”皆与焉。世之议政者，徒讥“”同床‘、“在旁”，而“父兄”脱然也。秦皇以贱其公子侧室，高于世主。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其余荡荡，平于浣准矣。借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

且本所以贵者在守府，守府故亦持法。末俗以秦皇方汉孝武；至于孝文，云有高山大湫之异。自法家论之，秦皇为有守。非独刑罚依科也，用人亦然。韩非有之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显学篇》）汉武之世，女富溢尤，宠霍光以辅幼主。平生命将，尽其嬖幸卫、霍、贰师之伦，宿将爪牙，若李广、程不识者，非摧抑乃废不用。秦皇则一任李斯、王翦、蒙恬而已矣。岂无便辟之使、燕昵之谒邪？抱一司契，自胜而不为也。孝武一怒，则大臣莫保其性；其自太守以下，虽直指得擅杀之。文帝为贤矣，淮南之狱，案诛长吏不发封者数人，迁怒无罪，以饰已名。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由是言之，秦皇之与孝武，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其视孝文，秦皇犹贤也。

尝试计之，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释法而任神明，人主虽圣，未无不知也。惑于左右，随于文辩，已之错置方制于人，何以为独制？自汉、唐以下者，能既其名，顾不能既其实，则何也？建国之主，非起于帅茅，必拔于搢绅也。拔于搢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帅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绳墨。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韩非道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王曰：“非今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与为治。”秦大饥，应侯请发五苑以活民。昭襄王曰：“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草茅、缙绅所能拟已。

秦政如是，然而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六国公族散处闾巷之间，秦以守法，不假以虚惠结人，公族之欲复其宗庙，情也。且六国失道，不逮王纣，战胜而有其地，非其民倒戈也审。武王既殁，成王幼弱，犹有商、奄之变。周继世而得胡亥者，国亦亡；秦继世而得成王者，六国亦何以仆之乎？如贾生之《过秦》，则可谓短识矣。

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资徐福，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说百姓。其他无过。

帝王能做到独掌大权，就能出现公平的政治局面；不能做到独掌大权，内部等级纠纷就会产生。唐、宋两朝虽然治理得还好，法令制度却不如汉朝和明朝。说到公平，也总会有参差不齐，并非象用升斗量过的那样一律。明朝的制度特别尊重皇帝的宗族，那些封王的皇帝子孙虽然没有执掌政权，但公卿大臣还得去拜见他们，讨好他们；而皇帝的子子孙孙和远房的亲族，都由国家供养。这不但跟汉朝不同，也是唐，宋两朝所没有的。汉朝盛行交游任侠，互相吞并，在底下形成一种势力，而官府对他们占有的田亩又不加限制，这就是助长了他们势力的扩张。汉武帝以后，国家大事不是交丞相、御史大夫这些大臣办理，而实权却被外戚篡夺，这不但跟明朝不同，也是唐、宋两朝所没有的。

总之，法律要明文规定：该奖赏的即使是平民也要奖赏；该惩罚的，即使是皇帝的亲信也要惩罚，这才叫做公正。

上古的国君，能够做到政治公平的不能不推秦朝。秦始皇据有王位，统治天下，但他的子弟却都没有官职；而他任用的大奖和宰相，如李斯、蒙恬，都是有功勋、有才能的人。皇后妃嫔一类人，没有一个能够弄权以达到个人目的的。巴郡有个寡妇名叫清，靠经营祖业成了富人，秦始皇就为她修建怀清台，以示表彰。但对那些豪门大族，却加以镇压，不让他们吞并扩张。

本来嘛，韩非所说的“八种奸术”，包括了“同床”、“在旁”和“父兄”这三种。然而议论国政的人们，只是议论“同床”、“在旁”的弊害，却对“父兄”避而不谈。秦始皇压抑他的伯叔兄弟，不让他们争权，这一点就比其他帝王都高明。高高在上不跟官民相等的，只有皇帝一个人。皇帝因掌管国政、役使人民，所以才尊贵。皇帝的亲族没功劳，凭什么获得官位爵号呢？委任他们料理政事又完成不了使命，封给他们爵位，又不相称，确实应该把他们降得和老百姓一样。正因为把尊贵集中于一个人，所以百姓抱怨的就少，其余大体平等，就象用水平仪校正过一样。要是秦始皇活得久些，死后由扶苏继承王位，即使那些能够跟三皇五帝并列而成为四皇六帝的，也不能跟秦朝的隆盛相比，哪里还提得上以后那些讲究繁杂虚伪的典章礼仪的政治呢！

立国的根本最应该重视的在于守住先业，要守先业就要坚持法制。后世的人拿秦始皇比汉武帝。提到汉文帝，说是汉文帝好比高山，秦始皇好比深谷，高下差远了。从法家的立场看来，秦始皇是能够坚守先王法制的。不仅刑罚依据法律条文，用人也是这样。韩非曾经说过：“一个贤明君主的官吏，宰相一定是从地方官选拔出来的，猛将一定是从下层官兵提升上来的。凡有功劳的必定给予将赏，那末俸禄越优厚越能勉励自己；升官提级，那末官职越高就越能尽力办事。”（《显学篇》）汉武帝那时代，后妃的亲属富贵无比，因为宠爱霍光，就嘱托他辅助幼年的皇帝。平时委任将帅，尽是他所宠受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之流。有过战功的老将，象李广、程不识这些人，不是受排挤，就是被罢免不用。秦始皇则始终重用李斯、王简、蒙恬这班人。难道当时没有逢迎拍马的人物，没有亲信们的说情吗？秦始皇坚持按法律条文办事，克制自己不去做那类违法的事。汉武帝一理发怒，大臣们连自己生命都难保。太守以下的官员，汉武帝派出去巡视的“乡衣直指”就可以随意把他们杀掉。汉文帝算是好的了，淮南王一案，就杀掉了好几个不敢擅自打开囚车的县令，把恼怒发泄到无罪的人身上，以掩盖自己“杀弟之名”。人们都说秦始皇严酷，他却不会胡乱杀过一个官吏。由此说来，秦始皇和汉武帝相比，才真象是拿高山比深谷；比起孝文帝来，秦始皇还要胜过他哩！

试设想一下，帝王要是独掌大权，政治上也一定要实行专制独裁，虽然如此，也必定要依据法律来治理。不依靠法律而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帝王即使高明，也未必什么都知道。被周围的人所迷惑，听信那些花言巧语，自己的行动尚且受他人摆布，哪里还谈得上专制独裁？自汉朝、唐朝以后，只不过有专制独裁之名，而没有专制独裁之实，原因在哪里呢？建国创业的君主，不是出身于平民，就是出身于官僚。出身于官僚的重视名族大姓，而喜欢等级制度。出身于平民的，立法不讲等级，但是喜欢任意行事，不守规矩。只有秦国的法制开创于商鞅，秦国的国君也世代严守法制。韩非说过，秦昭王有一次生病，老百姓每个闾里都合伙买牛献祭，家家为秦昭王祈祷。秦昭王知道以后说：“没有命令而自发地为我祈祷，这是爱我啊。因为他们爱我，我说不定也要改变法令，体贴他们而互相迁就，这样法令就没法执行了。法令不能执行，就会导致混乱亡国。不如罚他们每人出两副盔甲，使大家都遵循法令，求得社会的安定。”有一年，秦国发生大饥荒，应侯范睢建议拿出五苑出产的东西来救济百姓，秦昭王回答说：“秦国的法律规定，老百姓有功劳的才能得到赏赐。如今要是拿出五苑的蔬菜瓜果给他们，就会使老百姓有功劳的和没功劳的都得了赏赐。与其给他们五苑出产的东西而导致混乱，不如扔掉那些蔬菜果实，而使社会得到安定。“归结他的用意，是要使国君和百姓不要相爱，而都刻板地依照法律行事。秦始皇就是继承了这种历代相传下来的做法，他坚守法制的态度，决不是那些出身平民或官僚的帝王所能比拟的。

秦国的政治是这样，然而终于亡国，这并不是法制的罪过。六国残存的贵族，散居各个角落，秦国因为坚守法制，不利用假恩假惠收服他们，这些贵族就企图复辟，这是他们的本性。况且六国的暴眶程度不及纣王，秦国是靠打胜伏才占有他们地方，并非他们的人民掉转枪头归服秦国，这是很清楚的事实。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那时尚且有商、奄的叛乱。周朝继承王位的如果是胡亥，也一定要亡国；秦朝继承王位的如果是周成王，六国又怎能够把秦朝推翻呢？贾谊责怪秦始皇，实在可以说是见识短浅。

秦始皇的微小缺点，仅仅在于兴建阿房宫，以及给徐福三千童男童女让他去寻佩求药；那一帮方士儒生欺骗了秦始皇，这才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给活埋了，以快人心。其他都没错！

章炳麟（1869—1936），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开始参加维新运动，加入强学会。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宣传改良思想。戊戌政变后逃亡台湾。1899年到日本，结识孙中山。后回国，任《东亚日报》编辑。1900年，在上海张园国会上剪辫绝清，立志革命。1902年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1903年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旋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因苏报案发生，被捕入狱。1904年，在狱中参与策划组织光复会。1906年出狱又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编。1910年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部，任会长。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遂策动讨袁，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后又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及国共合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救国。1936年病死于苏州。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及《章氏丛书三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