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秦代兵马俑写实性很强，人物形象的塑造简洁明快，对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关键细节刻画入微，周密不苟，同时运用塑、捏、堆、刻、划等技法，将人物性格的造型特征，糅合于艺术形象之中。明快洗练，深沉雄大，这既是秦俑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陶塑艺术的风格。 除兵马俑外，在秦始皇陵附近还发现几件跪坐俑，眉骨高耸，双目俯视，双唇紧闭，腰身直立，表情温顺而微带惶恐。这可能是秦国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的一种心态反映。

汉代是陶瓷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汉代艺术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超过了以往。西汉的陶塑继承了秦代艺术风格，深沉雄大。西汉时较有特色的独立俑 还有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彩绘指挥俑。这个俑像头扎围巾，下垂红色飘带，身穿红白相间的战袍，外披黑色甲衣，腰间系带，足蹬高筒靴。此俑以简洁、洗练的手法，鲜明的色彩，突出了指挥者的神气，十分动人。不过汉代最有特色的独立俑也许要数东汉时的说唱俑。四川成都出土的说唱俑，所塑的说书艺人眉飞色舞，五官舒展，上身袒露，鼓腹挺胸；左臂抱一鼓，右臂握棒指向前方；右足蜷曲，左足前伸。正如汉代傅毅《舞赋》中所说：“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 东汉陶俑则以四川陶俑最为典型，造型生动活泼，手法简洁洗炼，具有浓厚的生活与时代气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四川汉代陶俑多为泥质红陶，火候较低，胎较粗松。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

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度到1000度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灰陶是汉代最主要的陶系，已普及到全国各地。汉代灰陶容 器是继承商周以来的传统而进一步发展，在制作技术上达到更高的水平。一般都呈青灰色，火候均匀，烧成温度约在摄氏1000度以上，质地坚实。凡属圆形的容器，其坯胎多系轮制，形状规整，表面较光滑。除了随着陶轮的旋转而刻划的少许平行的弦纹及一些局部几何形划纹和印纹以外，基本上是素面的。西汉前期，少数容器如瓮、罐之类，偶尔还带有一些不甚明显的绳纹；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则基本上绝迹。有些灰陶器绘有彩色的花纹，称“彩绘陶”，其花纹的陶器烧成后才绘描的，易于脱落。这种“彩绘陶”只发现于墓葬中，不见于居住址，可见是专为随葬而作的。有些灰陶器表面涂漆，是模仿当时的漆器。战国时代流行的陶豆在西汉前期还偶有所见，但不久即消失。战国后期开始出现的陶钫，盛行于西汉，东汉时已不见。战国末年出现的造型奇特的“鸭蛋形壶”，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西汉中期以后就极为少见。陶鼎和陶钟是汉代最常见的仿铜陶器，流行的时期甚长。其他容器如瓮、罐、盆、樽、盘、碗等，在整个汉代都大量存在，它们的形态随着年代的推移而演变。西汉前期少数带有绳纹的瓮、罐等尚有为圜底的,从西汉中期以后,除了三足器和圈足器以外，几乎所有的器物都为平底。还有一些日常用具如案、灯、熏炉及扑满之类，既非饮食器，亦非一般的贮藏器，为前代所少见或未见。

随着丧葬习俗的改变，汉代还盛行制作各种明器，种类甚多，数量很大，主要也属灰陶的系统。最初出现的是仓和灶，在秦代和西汉前期的墓中即有所见，但普遍流行则在西汉中期以后。其他如井、磨、猪圈、楼阁、碓房、农田和陂塘等模型，以及猪、羊、马、狗、鸡、鸭等动物偶像，自西汉中期以后，相继出现，到了东汉, 种类和数量均增多。在汉代，有大量各式各样的陶俑用于随葬。

流行于长江以南,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江苏南部等地区，用当地一种密度较大、粘性较强的粘土制成。与灰陶相比烧成温度更高，陶质更坚硬，故称硬陶。汉代的硬陶是继承华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的“几何印纹硬陶”的传统。一般圆形的容器，主要亦系轮制。器物表面往往拍印细密的方格纹，或刻划有波状纹、锯齿形纹，等等。器物的种类，多属瓮、罐、壶、盒、碗等容器。有些器物，如匏形壶、三足罐、四联罐或五联罐等，在形态上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色。

汉代制陶业的一项新发明，是浓厚 的棕黄色和绿色的釉陶。烧成温度约为摄氏 800度左右，内胎呈砖红色。釉药中含有多量的氧化铅，故称“铅釉”；由于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所以也称“北方釉陶”。开始出现于西汉中期，先在陕西中部和河南流行，西汉后期,迅速普及到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东汉时，长江流域也有所见。棕黄色的釉陶出现较早，绿色的釉陶出现较晚，但东汉时后者大量流行，较前者更为普遍。器物种类有鼎、钟等仿铜容器，也有仓、灶、井、楼阁等模型及鸡、狗等动物偶象。由于陶质不坚，釉也易于脱落或变质，只存在于墓葬中而不见于居住址，可以认为是专供随葬用的。铅釉陶器在西汉中期突然出现，可能是由于汉通西域以后，受到西亚方面釉陶影响的关系。但也有人认为，虽然西亚的釉陶与汉代的铅釉陶同属低温烧成，但釉的成份不同，两者未必有关。南方各地的硬陶上有时有一层薄釉，或黄或绿，颜色都很浅，烧成温度甚高，是属于商周以来传统的青釉。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有一种附有双耳的陶瓶，胎壁呈紫褐色，甚坚硬，颈部和肩部施较厚的绿色釉，也属青釉系统。

东汉后期，首先是在浙江省绍兴、上虞一带，开始出现了青瓷器。釉呈淡青色，质地和火候等都符合瓷器的标准。器形主要是广口、扁圆腹、平底的四系罐。同样的四系罐在安徽省亳县东汉末年的曹氏墓中亦有多量的发现，釉色光亮，质地纯净，说明当时青瓷器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青瓷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汉代陶艺最高成就可以说是铅釉陶的生产。我国带釉陶器早在商周时期即有发现，但生产少。西汉宣帝以后，在关中、河南等地较多出现，东汉普及全国，数量大增，成为汉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陶器品种。这种釉陶器，胎体是陶，釉是以铜和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铅的氧化物作助熔剂的釉。铅釉陶烧成温度低，大多为 700℃，所以叫低温铅釉陶器。铅釉陶器的特点是：釉的熔融温度低，高温下粘度小，流动性较大可以比较均匀地覆盖在器物表面，冷却后的釉清澈透明，平整光滑，玻璃质较强，指数较高，光彩照人，有很高的装饰作用。由于烧成温度低，胎体不结实，釉中铅含量高，所以不大作食器，大多作装饰器和明器，汉代几乎全作明器，器形有：鼎、盒、壶、仓、灶、井、水碓、磨、楼阁、池塘等等。汉代铅陶的大量烧制成功，不仅是汉代陶器的一大成就和特点，开创我国低温釉陶大量生产之先河，而且对我国汉以后陶器生产影响深远，唐代的三彩陶，宋明的琉璃釉陶均从中发展而来。

两汉前后延续了近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正是在两汉期间中国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同时也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最终过渡。

从中国陶瓷发展史来说，两汉时期正值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过渡的时期，至两晋时，原始瓷已基本遭淘汰而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西周至汉早期制瓷业并无飞跃发展，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王公贵族风行使用精细的金银器或青铜制品，而一般劳苦大众则多用竹木器或陶器。到了汉代瓷业有很大的发展，当时东南一带窑场密布，陶车拉胚成型替代了泥条盘筑法，使瓷胚制做更加精细。釉料也有了大的改进，釉层明显加厚，光泽强，玻化好，胎釉结合紧密。经对浙江出土汉代瓷器标本的科学测试分析表明，当时瓷器胎体致密，透光性强，已呈完全烧结状态，显气孔及吸水率较原始瓷明显下降，抗弯曲强度已达710千克每平方厘米，接近或相当于现代瓷器的标准。现藏于浙江省上虞县文管所的一件东汉越窑青釉四系罐，直口、短颈、溜肩、鼓腹、平底，胎质灰白细腻，釉色青绿泽润，胎釉结合致密，已完全看不到任何原始青瓷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