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11-24 10:55
自由放任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主要有：①自由竞争。经济运行的主体是为数众多的私人小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决策由私人资本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变动状况制定。私人资本家可以自由参加或退出各种行业的经济活动；市场上价格的形成是自发的，它反映供求状况的变化，可将稀缺的资源分配给生产者，也可把商品和劳务分配给消费者；企业之间自由地竞争。②消费者主权。消费者也是经济运行的主体。消费者主权表明：私人资本家在协调生产和经营决策时，必须根据和考虑消费者的偏好。根据消费者在市场上 “投货币票”的数量，了解社会消费趋势和动向，并以此为根据，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生产和满足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达到实现最大利润的目的。消费者也正是通过对某些商品和劳务的偏好起指导经济活动的作用 。③ 政府的天职是“ 守夜人”。自由放任的经济活动和资源的配置完全由市场机制来推动，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职能仅限于保护自由竞争，保障私有财产，建立某些必要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
积极不干预，又名自由放任主义或无干涉主义。这一词语源自法语的“laissez-faire”，意思就是政府放手让商人自由进行贸易。1960年代自由经济主义抬头，香港自1960年代的郭伯伟、至之后的夏鼎基，以及接任的各位财金管员，普遍都奉行这个策略。
积极不干预政策或积极不干预主义（英文：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是香港前财政司夏鼎基于1980年提出的术语，用以概括香港政府当时“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政策。
1960年代，香港财政司郭伯伟提出不干预构想，采取自由放任政策。1970年代中，开始转向积极不干预的政策。1979年9月 ，夏鼎基在题为《过渡中的香港经济》的演讲中提到干预主义和调节机制。1980年12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业总会发表演说中，清楚地阐述了什么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他特别强调“积极”二字：
“但当我提到政府的经济政策时，我是用‘积极’来形容‘不干预’的。也许我以往未曾清楚说明所谓‘积极’的涵义。这其实是指：当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预的建议时，不会纯粹因为其性质而惯性认为建议不正确。刚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会因应当前和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形势，权衡轻重，仔细考虑支持和反对采取干预行动的理据——在经济的任何环节以及在需求或供应方面。然后，政府才作出积极的决定，研判利害所在。”
积极不干预政策被一些学者视为“香港奇迹”（经济发达）发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些学者认为，积极不干预政策使劳工法例保持宽松，是港英殖民地政府纵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政策。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积极不干预主义已经消亡（甚至认为过去三十年并没有实施过严格的积极干预主义），称香港现在的经济政策是选择性干预主义（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
当中例子包括：
·1970年代的十年建屋计划、兴建地铁
·1983年实施联系汇率，将港元与美元挂钩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预，动用近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分别出击外汇、股票和期货市场，打击国际炒家
·董建华担任特首时期，投资数码港和香港迪士尼乐园。
1999年9月，当时的政务司陈方安生曾经为投资数码港辩护，称数码港是政府的例外处理，而积极不干预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干预。
2002年6月，唐英年曾批评过港英政府标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是“骗人”的，他认为抽税、筑路、兴建公营房屋、工业村等，均是干预，是任何政府都会做的；最重要是如何以公开、公正的政策改善营商环境。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明确表示，特区政府并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并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由于此言犹如2000年6月29日，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同样称当年八万五房屋政策“不说便不存在”，引起政界人士哗然。
2006年10月6日，一直视香港为“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香港错了〉（Hong Kong Wrong）一文，抨击香港政府令“积极不干预”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经济的闪亮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