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以来，《易》学研究一向分为两大流派，即象数派和义理派。大抵说来，象数派重视宇宙变化的推测，义理派重视思维理论的研究。程颐《易传》就是义理派集大成的代表作。程颐答弟子问《易》说：“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又说：“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他认为理才是《易》学的本原，研究《易》学要因象明理，只要得其义理，象数也就在其中了。如果把穷尽象数当作研究《易》学的目的，那是舍本逐末，是方术家的作法，而不是儒者追求的目标。宋儒治经重义理，他们喜欢在解释儒家经义中，系统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完全不同于汉唐经师的笃守师说和章句注疏之学。程颐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在《易传》里面用理学观点对《周易》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他把“理”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理不仅是《周易》象数、阴阳的本原，也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理的派生物。他认为《周易》作为一部筮书而能占筮，也只是一个“理”字在起作用。《易传》系统地论述了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这个体系以天理论为基础，论证天地万物得天理而常久不已、生生无穷。天理生成一切，支配一切，而又超然独立于自然与人类社会，无所不照。这个理学思想体系，奠定了程朱学派的理论基础，对后世理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程颐的这个思想体系在我们今天看来自然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东西，但是他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却很精彩。如他解释《乾卦》：“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以元亨利贞为始、长、遂、成，认为它揭示了万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比以前的经师们专在文字训诂上兜圈子来得高明。程颐还认为人的价值在于道德意识，这也是一种比较健全的价值观。他在《贲卦》的训释中说：“君子所贵，世俗所羞；世俗所贵，君子所贱。”揭示了学者的价值观与世俗的价值观的对立，世俗所追求的是声色货利，富贵权势，学者所追求的则是道德学问，人格理想。我们今天读着这些格言式的警句，也不能不为他的深刻思想所震动。程颐在《易传》里的很多论述常常闪耀着辩证思想的火花。例如他提出的关于事物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就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物无常动之理。”（《艮卦》）动和静是相辅相成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虽然作为具体事物总有静止的时候，然而从总体上观察，动比静更为根本：“先儒皆以静为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为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复卦》）运动是事物存在的形式：“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故为通泰。”（《泰卦》）由于天与地、阴与阳相互交感运动，万物才得以生成。他认为只有运动不息的事物才有生命力：“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恒卦》）认为不动就不能长久存在。天地造化因为“动而恒久不已”才能“常”；日月星辰因为运动“恒久不已”才能“明”；寒暑相推，四时变化不已，才能成岁。他还认为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走向反面：“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困卦》）象程颐这样充分肯定事物运动的普遍性并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古代哲学家中并不多见。前人评论《易传》，谓其“顺天命，阐儒理，切人事，明治乱，一以义理为归，而略于卜筮象数。”这的确是程颐的《易传》的特色。《周易》文字简略，涵义隐晦，程颐用自己的理学观点进行解释，使之明白晓畅。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使《易传》染上了太浓的理学色彩，非复《周易》之旧，而成为程颐自己的哲学著作了。洋洋洒洒写了近二十万言，成为同类《易》学著作中的煌煌巨著。

自南宋理宗时程颐封伯并从祀孔子庙庭，《伊川易传》即被列为官书。明永乐十二年胡广等人奉敕修纂五经大全，其《周易大全》即合程颐《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而成；清康熙五十四年，所谓御纂《周易折中》也主要是杂凑二书而成的东西。《易传》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被奉为宝典，影响中国读书人七、八百年之久，其影响可谓至深且巨。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之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存乎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