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写了“相思”与“闲月”各有各的烦恼。“相思”的“恼”是因伤情乱神所致。“闲月”的“恼”因不解“相思”而生。八行诗句，却戏剧性地、有层次地表达了“闲月”与“相思”之间细腻、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诗人在立意和表现手法上，一反传统的“望月思人”或“因月生情”模式，将“闲月”和“相思”人格化为一种相互依恋的人际关系，把通常是诗人与月的关系中的诗人一方隐去，直接描写“闲月”与“相思”的感情纠葛，呈现出一种童话般的意境。

诗人能把自然界中的月亮拟人化，写得这样别有情趣、这样富有人情味，这与诗人构思的独特性是分不开的。月亮与人相恋已够奇特的，可在诗人的笔下却又显得那样从容不迫，那样自然率真，却又于自然率真中透出深厚幽远。全诗总共才八行，却非常细腻传神地表现出这样一组特写镜头：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惊动惹恼了窗内的相思者；相思者顺着月光，试图去责怪那“在墙上窥”的明月，可是回头一看，月亮也恼了，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相思者便怅然若失、一丝淡淡的忧郁袭上心头……从闲月的紧恋、相思的恼再到闲月的恼和相思的舍不得，诗人建构了一组非常美的意象，使这首小诗诗味浓郁，别有一番情趣，也显示出诗人构思的独特性。

该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诗人还善于变换不同的抒情主人公来写景、状物和抒情如第一、二行写“窗外的闲月/紧恋着窗内蜜也似的相思”这里是以诗人的视角来进行借景抒情的，而“她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则写的是相思者情感化了的视觉之月。由于闲月的紧恋惹恼了相思者，所以才使相思者觉得月亮怎么“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也正是由此情此景才能更加蕴含出相思者相思之专注。在第二段中，前三行都是诗人借景抒情，末句则是揭示相思者对逝去的月所产生“舍不得”的一种内心感受。诗人正是通过写闲月对相思者的紧恋、以相思者对闲月的恼，到后来的“舍不得”，表现出相思者对恋人的思念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变化。

另外，这首诗表达的细腻与采用自由体和现代口语密切相关。例如第二节连续四个“了”，把闲月的羞恼的情绪和略带顽皮戏谑的个性细腻地表达了出来；这种自然的语言节奏与那种一唱三叹的旧诗节奏是迥然不同的。康白情是最早具体提出新诗应当注重顺耳、爽口、易唱功能的，因而他的诗注重节奏的自然，并与内容相和谐。在立意和表现手法方面，诗人一反传统模式，将月与相思充分人格化，使两者相互依恋而为一种人际关系，把通常是诗人与月的关系中的诗人一方隐去，直接地去描写月与相思的感情纠葛，呈示一种崭新的意境。第一节，写明月紧恋着相思。本来因见月而勾起相思之情，所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是诗人却另辟蹊径，暗示思念本身也是一种痛苦，思念越多，痛苦越深。然而，明月似乎并不懂得相思的这种特殊的苦恼，或者说由于太偏执于与相思的依恋之情，于是反把相思弄恼了。第二节，明月原也是恋着相思，或更是怜悯着相思同，却弄得个“多情却被无情恼”，于是月也终于气恼地离开了。然而，相思气恼明月原是因为见月愈久，相思愈深，也就愈伤情乱神，它并不是一个“无情物”，如今月走了，相思又感到孤独了。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短短八句，就把如此复杂丰富的情感有层次而富于戏剧性地表达出来了。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关立勋《古今中外爱情诗选》：“这首诗写景细腻，抒情真挚，设色清丽，语言质朴自然、口语化，显示了我国早期白话新诗活泼清新的特点。”

当代作家孙自筠《20世纪内江文学通论》：“从这首《窗外》也可以看出，康白情的诗歌不仅注意到了诗的意境创造和诗歌形象化处理，也有意地借鉴了旧体诗词的某些长处，透出古朴典雅的韵味。”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主任龚奎林《“新诗的我见”——白话诗人康白情新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有我之物有无我之物。有我之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显然，‘月亮’已经是有我之物了。因而，《窗外》在平和隽永、冲淡细腻中具有了一种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美。”

康白情（1896年－1959年），字鸿章，四川安岳县来凤乡人；中国白话诗的开拓者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1918年秋，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康白情及“新潮社”成员参加了这一运动；并于同年7月召开“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同年创办《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康白情负责编印；1920年留学美国；1926年回国在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建国后，康白情先后在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担任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病逝于返乡途中；著有诗集《草儿》、《河上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