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9-07 20:44
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又制定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来信，它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认为“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日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的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这是规模空前的新军阀大战。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通过一省数省的发动，尤其是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
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它写道：“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它还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主观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第四，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并且“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8月初，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左”倾冒险主义脱离客观实际，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急于求成使得自己原本的力量也被消耗殆尽。它必然受到那些了解并尊重实际情况的党内干部的抵制。在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错误表示怀疑或作了抵制。因此，“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红军和各根据地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