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试一般由知县主持，本县童生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结，并且有本县廪生作保，才能参加考试。试期多在二月，考四到五场，内容有八股文、诗赋、策论等，考试合格后才可应府试。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考试内容和场次与县试相同，试期多在四月。府试合格方可参加院试。院试又叫道试，由主管一省诸儒生事务的学政主持。院试合格后称秀才，方可进入官学和正式参加科举考试。《促织》中言“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即未取得秀才资格，没有功名，还算不得读书人。

秦朝以前，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於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於门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无寒、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明朝的科举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改良发展，制度已非常完善，规模也更大，参加科举的人数大增；考核的内容却开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开科八十九次，取进士一万七千人。

清朝科举基本承袭明制。清开国初时曾在顺治年间两次分满汉两榜取士；之後改为只有一榜，但不特别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把科举入士之途留给汉人。满人、蒙古人虽参加科举虽然有较易考中的捷径，但最後殿试头三名习惯只授予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进士二万六千人；进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满人，其中两人是顺治分榜时所取，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鲁忒·崇绮在同治乙丑（1865年）考中状元。

明清时，正式由国家举行的科考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因为明清的科举与学校结合，故此在参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学的资格，即成为生员。入学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称为童试的县、府、院三级考试。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认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监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监；因长辈曾为国建功而特准的荫监；和最常见的方法：透过捐献金钱财物而成的捐监。监生虽然亦可应乡试、会试；但一般被认为是杂流，就算能考中进士，地位也较为低。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1300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三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历史之长，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对于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中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东渐西传，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国内都较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步成为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场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会制度行将灭亡之际，发生了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停止科举的上谕。从此，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

严格说来，中国的科举制度应分为文举和武举（文科和武科）制度。武举是专门选拔武官而设置的科目。武举制度是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除，历时1200年。其考试程序与文举基本一样，只是内容与时间的不同。在中国科举史上，自唐以后，历来是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历来重视文科，文科一直占据科举的统治地位。实因武举作用有限，影响不大，资料匮乏，故本次展览不作为重点。

此展经文化部批准，由国家文物局、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和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展出科举文物、图片、模型共430余件。

清代科举制度包括四部分，分别是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是清科的第一部分，也是科举必走一步。陈独秀先生生于1879年，算是晚清人物。其自传《实庵自传》记载了他参加科举考试的经过。其中有相当笔墨记述了清代童试。虽然篇幅不长，但无妨对清代童试有一个大体了解。

陈独秀自传《实庵自传》记载

陈先生自传中说：“县考府考自然很低，到了院试”。⑴称先生说的是清朝童试。清朝童试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明朝，与明朝童试相仿。考生是还没有进入官方学校的学生。他们参加童试仅为考取一个官方学校生员资格，以求进入官方国有学校。这些考生被称为“童生”。他们的考试被称为“童试”。童试有三部分组成——县试、府试、院试。清朝童试三年两试，一为岁试，一伪科试。逢寅、审、巳、亥年举行“科试”，丑、未、戌、辰、年举行“岁试”。童生可在三年内参加一次科试和一次岁试。经科试和岁试，他们依次参加县试、府试、 院试。县试多在二月举行，由知县主持。县试一般考四场或五场。第一场通过者就可参加府试。府试由知府主持。府试通过者方可参加院试。院试是童试的最高一级，它由学政主持。院试通过者才可进入官方学校，成为一个地方生员。陈独秀先生1896年参加县试。1896年恰是丙申年，为科试年。

陈独秀先生在院试中提到“经古”和“提堂”，“幼童”。“经古”是院试考前的一个测试。“经古”题目最初为经解、史论、诗赋。咸丰时增加性理、孝经论。同治十年增加算术。光绪二十三年增加时务。考生只须选其中一门考试即可。同时，清朝科举制度规定，十五岁以下的考生为“幼童”。（洋务运动中的留美幼童或源于此吧？）幼童不须考“经古”，他们考默经或背经。经文由学政指定，并且要由学政监考。学政看陈先生幼小，所以问为何不考幼童。当然，学政考过的幼童他都记着，看到陈先生之后才发现他未考幼童。陈先生年以十七，不是幼童。所以考“经古”不考幼童。陈先生说他“经古”考取“提堂”什么意思呢？清朝科举制度规定县试第一场为正场，考前二十或三十名者提考于县大堂。他们被称为“堂号”，由知县面试。县试最后一场考前十名者，他们府试时试卷要加盖“堂”字，其考场设于大堂。这被称为“提堂”。府试“提堂”与县试类似。院试时，府试的“提堂”和“经古”考试通过者要提考于学政大当堂前，也就是说他们的考场在学政大当堂前。陈先生说“经古”考取“提堂”，也就是说“经古”考试名次靠前（一般是前十名）。既然“经古”考取“提堂”，那就要提考于学政大当堂前。当然，他们的试卷上盖有“堂”字。陈先生也是通过其试卷上的堂字知道其考取“经古”考取“提堂”的。清朝府试、县试的第一名要在学政面前面试，“经古”考取“提堂”也要面试。陈先生既要面试又要提考于学政大当堂前，所以学政会“便当”的来收他的卷子。

大宗师什么意思呢？陈先生自己解释说是学政的俗称。学政是“掌一省试习文风之政令”，主管一省教育文化事务。主持院试是职责之一。学政由皇帝亲自选派，任期三年。一般情况下，面试多有翰林充当。他三年两次到地方上主持院试。学政一般住省城。但不可简单的认为院试都在省城举行。陈先生说安徽俗话称学政为宗师。其实，大部分地方都称学政为宗师。

陈先生称他与兄长为秀才。秀才是什么呢？学政参考院试成绩，根据录取名额来招收官学生员。被录取的学生被称为附生或茂才或博士弟子，俗称秀才。这些秀才才有资格进入府学或县学，成为府学生或县学生。至于秀才的录取名额与当地的文风高下、钱粮丁口的多少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秀才地位如何呢？陈先生言考取秀才后陈家欢天喜的，好事连连。陈家地位陡增。而小说和电视往往把秀才与贫穷联系起来。两者多有矛盾，谁是谁非呢？陈先生告诉我们的答案是小说和电视偏离了事实。有了秀才这种身份和头衔在下层大众中已非同小可。秀才没有劳役，不受里胥侵害，与县官平起平坐，出入公堂，结交官府。亲戚邻居都另眼相看，威风的很。难怪陈母乐得掉眼泪，几家富户竞相求婚。用陈先生的话说是：“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由此观之，秀才在普通人中已了不了。陈先生的祖父是禀生，父亲是秀才，叔父是举人郑超麟晚年也转变看法，接受了陈家决非小户人家的观点⑵。唐宝林的《陈独秀年谱》、朱洪的《陈独秀的风雨人生》都说陈出生贫穷。本人不敢苟同。不知是谁没有读懂《实庵自传》。

陈先生说他不喜欢八股文和八股文程度差。八股文是什么呢？八股文是清朝科举采用的一种文体，说明白一些是一种对格式有特别要求的文体。它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部分组成。破题是将题目之意破开。承题是将破题中紧要意义承接下来。起讲是以圣贤口气开始议论。入手为起讲入手处。这是八股以前的部分。接着是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又成为二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四股当中，每股都有两段相对偶的句子。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都需相对。共计八股，故称八股文⑶。清朝考题多出自“四书”、“五经”，考生以这些书为依据借以八股格式来答题。因而那些以八股格式讲“四书”①、“五经”②的书成了童生的必修书。所以陈先生的哥哥才会把路德的文章与金黄和袁枚的“制艺”③拿来给陈先生看。八股文仅能以题意揣摩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决不允许发挥个人独到见解，更不允许联系现实政治。考生仅可循规蹈矩。由此观之，八股文多流于形式，格式呆板。进一步看，清朝科举以部分失去进步意义。更可笑的是，陈先生乱曳一番，反而考了第一名。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陈先生完全掌握了八股格式。第二，清朝科举该改革了。

陈先生说他的考题是截答题“鱼鳖不可胜豕食也材木”。为更好了解截搭题，我们先来看院试考试内容。清初院试主要考四书文④、《孝经》各一篇。后多有变动，偶尔会从《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小论》中命题。有时还有策论等内容。但四书是必考内容。考生也以四书为必修书，日日磨练。而命题者又以四书命题。天长日久，考生所考之题多为平常所练之题。遇到这种情况，考生把平时背熟模块默写下来就大功告成了。考生所记模块相同，考场出现雷同试卷也不足为奇了。为避免这种情况，命题者避熟就生，割裂变化，创出别异题目。题目多端变化，考生又束于八股格式，考题对考生形成新的挑战。为了规范命题，降低难度，命题者把命题分为不同种类。每种题都有各自解题之法。考生只需准备各类题解法即可。题目被分三类：大题、小题、截搭题。乡试、会试多命大题，小考多命小题、截搭题。陈先生院试为截搭题。截搭题又分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搭、隔章搭诸题。针对截搭题的解法是调、渡、挽，这里不做解释。

.童生通过院试才可被录取为官方生员。才可进入县学府学，新生入学后，要到学宫拜见授学老师。学宫有伴水，因而学宫又有伴宫之称。新生入学宫也就有了入半和采芹的别称。生员在学宫中仍要学习考试。官学教学多流于形式，但其考试则严肃多了。生员考试分为岁考和科考。生员经岁考分出不同级别。一般分三等，一等为禀生（陈先生祖父为禀生），每年可从国库中领取“禀蹊银”四两。二等称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三等叫附生生员，简称附生。生员的法定服色为蓝袍，如受罚则穿青衫（也称青衣）。青衣蓝袍也成了生员的代名词。生员科考是一种选拔性考试。生员通过科考方可参加乡试。

陈先生面对考题乱曳一番，竟考了第一名。由此观之，清朝科举制度出了问题。它形式呆板内容有限,不能有效选拔人才。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作品都深深揭露了清朝科举的弊端。再看看《实庵自传》中那个盘辫子口称金科必中的考生，所有人的想法可能都是废除科举制度。但我们也应看到清朝科举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特点。作为例证，同治中兴的名臣哪一个不出身科举？当然，清朝科举的弊端超过其优点。科举制度的废除也成了历史的必然。

陈先生在《实庵自传》中简单的回顾了童试。他没有提到的东西还很多。至于本文更是管中窥豹，不详之处更多。

①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② 《易经》、《春秋》、《诗经》、《尚书》、《礼记》。

③皇帝的命令称为“制”，讲解经书道理的文章称为“义”，因而有“制艺”或“制义”一词。八股文为钦定之物，被称为”制艺”。

④ 以四书命题的八股文被称为四书文。

参考文献

⑴陈独秀：《实庵自传》。转引自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⑵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633页.

⑶宋元强：《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