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笑面人》时的雨果，已经是一个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有了丰富实践的老人。他经历反复辟王朝的自由主义思潮的高涨，参加了作为这一思潮一部分的反对伪古典主义的文学运动，成为了这一运动的领袖。《笑面人》开始写作于1866年，完成于1868年，是雨果十九年流亡生活中最后一部长篇。

格温普兰

格温普兰的父亲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共和主义者，因在政治上的失败，被迫流亡并死在国外。残酷的政治斗争，株连了才两岁的格温普兰，大逆不道的国王把他秘密地卖给儿童贩子。儿童贩子用特殊的手术破坏了他的面容，使无辜的孩子成为畸形儿，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呈现一付狂笑的面容。作为畸形儿，他被儿童贩子留在身边，跟他们一起流浪四方，充当他们的小奴隶。后来儿童贩子为了逃命，把他置于死地；在一严寒的傍晚，把他遗弃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岸上。恐怖的黑夜，冰封的寒冷，崎岖难行的小道，茫茫的暴风雪，以及断肠似的饥饿，一切都在摧残和威胁着弱小的生命。十岁的格温普兰在死亡线上挣扎。幸亏，善良的于苏斯收容了他，从此他开始了流浪和卖艺的生活。格温普兰虽然出身于富豪的贵族家庭，但残酷的政治斗争使他从小就在社会底层生活，这就决定了他具有刚毅的性格和优秀的品性。

宫廷的罪恶，把童年的格温普兰打入地狱般的社会最底层。又是宫廷的罪恶，把成年的格温普兰带进王宫。格温普兰的命运突然发生变化，是由女王的阴谋造成的。女王为了打击她的异母妹妹公爵小姐，把格温普兰弄进王宫，恢复他世袭的爵位和上议员的资格，命令他和公爵小姐结婚。作者通过格温普兰进王宫，一方面为了表现主题，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和勾心斗角，腐败和坠落；另一方面，也为了把主人公的思想、精神境界推上最高峰。扎根于社会底层、饱尝过人间疾苦的格温普兰，他进王宫后并没有充当女王的阴谋工具。他放弃爵位，甘当社会下层人；不住王宫，而住他那长期生活、安息的“绿箱”（车上搭的睡屋）；唾弃公爵小姐，爱他的亲人于苏斯和蒂。格温普兰离开王宫之前，他在上议院的议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宣判统治集团的累累罪行。他的演说，是小说的高潮，又是他本人的思想、品质的最高表现。在议会上的格温普兰已不是畸形的“笑面人”，而是正义的化身，人民的代言人。

于苏斯

小说开始部分，说于苏斯是“一个有思想的废物”。说他是“废物”，是作者有意用的反语。他通晓民间医学和历史、诗歌等方面的知识；作为民间艺人，他还有卓越的口技专长，能写民间喜闻乐见的演出脚本。他不是一个无能的人，然而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使他成为“废物”，只好到处流浪，以卖艺为生。他的生活孤苦伶仃，在格温普兰和蒂未成为他的“家庭成员”之前，他唯一的伴侣是狼狗奥莫，对它独语或叹息。

经受生活的磨难，饱尝人间的疾苦，使于苏斯看透现实生活的黑暗，形成他的一套人生哲学。由于他看破现实社会，厌弃它，作者故意说他是“厌世者”。于苏斯的经验之谈，对格温普兰的思想逐臻成熟起了一定作用。为此，作者称他是格温普兰和蒂的“启蒙师”。于苏斯的人生之谈，似乎有点不正经，实际是揭穿现实黑暗的真理；作者通过他的话语，对黑暗的社会进行冷嘲热讽。应当说，于苏斯的人生哲学，回避多于反抗，这是因为他是个卖艺人，属于自由职业者，不可能有更多的反抗精神。仅从这一点来说，作者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塑造于苏斯形象的。

蒂

蒂是一个动人的少女形象。作者富有诗意地通过于苏斯对狗（奥莫）说话，赞美少女蒂：“你代表人，我代表畜生，咱们属于地上的世界；这个少女将要代表天上的世界。”作者对蒂这一人物抹上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蒂是一个纯洁、天真的少女，然而她的命运却十分悲惨。作者含意深刻的写道：“如果人类的苦难可以概括的话，格温普兰和蒂两人就是这种概括。”就蒂来说，母亲是个乞丐，在行乞中，死在风雪之中。那时她不满一岁；在雪地里，在已死去的母亲身上吸吮着奶，也就此时瞎了她的眼睛。残酷的冬夜风雪，“杀死了母亲，弄瞎了孩子。”幸亏，“十岁的巨人”格温普兰救了她，又得到善良的老人于苏斯的收容，她才在人间活下来了。但是，十六岁的美丽、纯洁的少女的生命，又被罪过的社会断送了。她对格温普兰的爱情那么纯洁、专一。然而格温普兰被秘密逮捕了，这对她来说，是失去了“光明”和“太阳”，一切都黑暗，她极度悲伤、得病而后离开了人间。

批判现实

雨果通过格温普兰他们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当时的两个对立的阶级的尖锐矛盾：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一小撮上层贵族穷奢极侈，道德败坏。雨果利用了丰富的历史文献生动地列举了当时英国不平等的社会面貌，揭露统治阶级的种种虚伪和丑恶。在小说里，作者完全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上为贫苦大众作辩护，描绘底层人民的疾苦。笑面人格温普兰在贵族院对一些王孙贵族的慷慨激昂的控诉，该是全书的高潮，该是对这样一个不平等社会的极为淋漓尽致的描绘：人民过着凄惨的日子，无罪的人被定了罪，八岁的小姑娘开始卖淫，煤矿工人拿煤块填肚子，渔人吃的是树皮草根，婴儿睡在地上挖出来的土洞里。除了贫穷、失业、饥荒、疾病以外，我们看到压在百姓头上的还有警察、法律、宗教、秘密逮捕、监狱、酷刑，等等。饱经沧桑的于苏斯就对格温普兰这样说过：“沉默是穷人唯一的朋友。他们只可以说一个字：‘是’。承认和同意是他们的全部权利。对法官说‘是’。对国王说‘是’。老爷们如果高兴，就赏我们几棍，我就被他们打过，这是他们的特权，他们即使把我们的骨头打断，对他们的尊严也不会有什么损害。”他又指出：“你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锯掉一棵三年的小树，就得安安静静地被人送上绞刑架。……主教法庭要是判决你犯了异端邪教的罪，就该活活烧死。”在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享受种种特权，穷奢极侈，拚命压榨百姓的血汗来供他们挥霍。女王丈夫的年俸一下子就要增加十万英镑。苛捐杂税一样一样地增加。雨果把笑面人格温普兰的悲惨故事，就安排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格温普兰在议会里的发言，是对那个社会的一个有力的控诉，其实格温普兰和他的两个亲人——于苏斯和蒂的悲惨遭遇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控诉。统治者的魔手毁灭他们的幸福，即使于苏斯牢牢守住他的“沉默是穷人唯一的朋友”的信条，他也无法逃避这一只看不见的、可怕的手。这几个善良的可怜的人，他们的命运正是当时英国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普遍命运。

然而，雨果虽然真实地描叙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面貌，但是他对那个社会的本质是缺乏认识的，因此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揭露得还是不够深刻的，也缺少正确的分析。例如，他在刻划反面人物的时候，却把一个地位属于次要的巴基尔费德罗写成了首恶，似乎没有这个人物从中施展他的阴谋诡计，格温普兰的命运可能就不会如此悲惨。至于把情节发展过多地建筑在意外的事件出现上，偶然性太大，也自然而然地冲淡了一出严肃的悲剧的性质。

格温普兰在自然中的成长，通过其在后来与社会这大风暴的较量中能更好的反映出来。在《笑面人》中，自然是残酷无情的，但相比于社会，却有种小巫见大巫的味道。如在第一部第一卷中，作者用的标题是“人心比夜黑”。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流行制造笑面这种残酷的娱乐方式，比那年难得一遇的冰寒更恐怖；其次是因为当“船上的儿童贩子为了自己平安过境，竟将给他们当“奴隶”使唤的格温普兰留在了荒无人烟的雪地中。而在第一部第三卷第四章中，则题为“另一种荒野”，这是格温普兰带着蒂历尽干辛万苦后，看到房屋以为要得救了的情况下，却叫不开一扇可以给他们哪怕是一口水的门。社会的荒野比自然的荒野更加让人无所适从。通过自然，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到社会的冷漠无情。正如作者所言，“人类的风暴比海洋的风可怕”。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风暴，格温普兰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被贵族的身份诱惑，从人民的立场，在议会上发出义正严词的控诉，发出与其贵族血统不相协调的声音。在残酷的社会风暴面前，在失去蒂后他最终义无返顾地投进了海洋的怀抱，追随蒂的脚步，成为蒂永远的“上帝”。从某种程度上讲，格温普兰的投海是对这个不公平社会的一种最顽强的反抗。而这种顽强，显然与其自幼同恶劣自然的抗衡分不开。正是在自然中的成长，才使他能够在与社会较量中也同样顽强不屈。

在人与自然的抗衡中，人物的思想观念日渐成熟。雨果在作品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爱”的思想观念。无论是孤儿格温普兰还是厌世者于苏斯抑或是“玛都蒂娜号”上的儿童贩子，他们在自然的无情摧残下同病相怜，都萌发了“爱”的意识。

因为“爱”，人物在面对自然的和社会的险恶时才能意志弥坚。

普世救赎

看格温普兰与蒂的关系。两人的爱始终停留在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层面。在格温普兰心里，蒂神圣而不可亵渎。他们的结合完全是灵性意义上的结合，“他们只是用心灵接吻”。这种关系背后所揭示的是格温普兰与上帝的关系，蒂是格温普兰与上帝的交流媒介。首先，格温普兰通过蒂向上帝表示他的虔诚。“笑面人”本身是一个受难者，却对命运没有抱怨，仍然善良，富有同情心。他在暴风雪的夜晚救下了女婴，更在未来的日子中担当起保护人的角色，这里完全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体现；其次，上帝也通过蒂对格温普兰进行感召。小说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由于他从前曾经救过一个婴儿，他现在兴致勃勃地竟想拯救全世界。”也就是说，格温普兰的博爱开始于蒂，她是第一个受惠者；再从格温普兰的角度理解，蒂是他第一个救助的人，也是他看到的第一个不幸的人（除了绞刑架上的男尸和蒂的母亲两个死去的人）。从她身上，格温普兰开始认识不幸，了解现实。漫长的卖艺生涯丰富了他的见闻，让他看清这个病入膏盲的社会：显赫的上层压迫着悲惨的下层。他会不自觉地说出：“我能为可怜的人民做些什么？”这表明，格温普兰的内心已经上升到另一个境界，他的爱不再局限于狭隘的男女之爱，而具有了普救的内涵。

在这里，一方面接受传统意义上对《笑面人》结局的诠释：“他们（指蒂和格温普兰）的死表达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最后抗议和对美、对善的最后维护，也表达了他们忠贞的爱情和高尚的情操。”另一方面，也可以尝试开辟另一条道路——从宗教皈依的性质来理解格温普兰。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笑面人的人生是一位迷茫者成长为上帝忠实信徒的历程，也是上帝在与撒旦对决的过程中不断对信徒进行考验的历程。他的自杀是一种绝望，对病态的社会的抗议：也未尝不代表一种希望，因为他去的地方是拥有永恒至福的天国。

浪漫主义

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还表现在作家对情节的安排上：整个故事是由许多出人意外的事件联结而成的。小说一开始，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给抛弃在荒凉的海岸上，等待着他的只有死亡，但是他却逃出了困境。这样的开头就强烈地吸引住了读者。尤其是第二部第四卷开始，约瑟安娜的来信给格温普兰带来的不安，大海中漂来的葫芦里的秘密，格温普兰突然一变而为克朗查理爵士，于苏斯看见监狱里扛出一口棺材以为格温普兰已被处死，约瑟安娜与格温普兰偶然相见，格温普兰在议会控诉统治者的罪恶，他寻找亲人不见正想跳河时看见那头几乎与于苏斯形影不离的狼狗奥莫，等等，真可以说是波澜迭起，风云变幻，而格温普兰的形象在这一连串的情节发展中也显得愈益鲜明。这是这部小说的又一特色。

人物形象

雨果在小说中运用了他最为擅长的浪漫主义的对比手法，生动地刻画了这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

格温普兰的脸是丑的，但是他的内心却无比美丽。当他被人抛弃，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跟死神搏斗的时候，他还想到去救另外一个孩子，担负起另外一个人的命运；他在成为爵士以后，忘记不了百姓的疾苦，痛斥了那些贵族老爷，最后情愿抛弃荣华富贵，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因此，“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怪物，可是蒂却认为他是天上的神仙。”蒂说：“长得丑，这算得了什么？做坏事才叫丑。格温普兰只做好事。所以他最漂亮。”蒂自己呢，是一个瞎子，从小就没有见过阳光，但是她“眼睛虽然看不见，却充满了亮光”。她看得到亮眼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便是格温普兰的内心的美。她一心爱着格温普兰，把格温普兰视做她的太阳。这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少女。于苏斯则是一个善良智慧的老人，他不顾自己穷困，收留下两个孤儿，抚养大了他们；他的才智也是惊人的，在他的身上闪耀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光芒。然而他深受生活的磨难，懂得一套人情世故，在恶势力的迫害下，他也不得不逆来顺受。在他们三个人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相依为命，互亲互爱，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少不了谁。他们之间这种真挚的感情，加强了小说结局的悲剧气氛。

跟他们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安妮女王、约瑟安娜、大卫·第利—摩埃爵士这批人。他们残暴专横、作威作福、荒淫无耻、道德败坏，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举几个例子看吧：安妮女王憎恨约瑟安娜，以能看到她嫁给格温普兰这个畸形人为一大乐事，丝毫也不顾姊妹之情。约瑟安娜和大卫·第利—摩埃两人都不愿意结婚，因为这对各自的放荡生活有许多便利。约瑟安娜甚至引诱格温普兰，想寻找堕落的乐趣，这种行为只有从她的放荡无耻的变态心理中可以得到解释。这个貌若天仙、心似蛇蝎的女人，当她最后知道格温普兰是她的真正的丈夫的时候，反而立刻把他赶走，对他说她恨他。

虽然《笑面人》没有取得雨果前几部作品那样的轰动，但这部小说的创作却标志着作家向现实主义迈出了一大步，是他把现实主义的优点巧妙融入自己的创作后的结晶。

在纪念雨果诞辰210周年之际，法国《阅读》杂志重提雨果的《笑面人》，将之列入“奥林匹欧”九部最具影响的诗文杰作之中。该小说刚发表时因“过于怪诞”，并不为公众理睬，唯受左拉赏识。左氏洞察到了此作品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现实意义，即在“悲惨世界”里，统治者要让备受摧残的贱民露出一副“笑面”，以掩饰人压迫人的真相。

中国国家话剧院从2012年5月下旬开始在“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公演雨果话剧《笑面人》。

维克多·雨果，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1802年生于法国白桑松，上有兄长二人。父亲为拿破仑麾下大将。少年时期家庭因父亲职业而追随军旅迁徙各处，虽然家庭环境困难，仍然持续接受教育。

13岁时与兄长进入寄读学校就学，兄弟均成为学生领袖。雨果在16岁时已能创作杰出的诗句，21岁时出版诗集，声名大噪。

43岁时法王路易·菲利普绶予上议院议员职位，自此专心从政。

184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王路易被处死刑。雨果于此时期四出奔走鼓吹革命，为人民贡献良多，赢得新共和政体的尊敬，晋封伯爵，并当选国民代表及国会议员。三年后，拿破仑第三称帝，雨果对此大加攻击，因此被放逐国外。

此后20年间各处漂泊，此时期完成小说《悲惨世界》（LesMiserables），同名音乐剧即依此小说改编而成。

1870年法国恢复共和政体（第二共和），雨果亦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法国。无论政治或文学，均有贡献。

1885年，雨果以83岁高龄辞世，于潘德拉举行国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