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刘叶秋先生所著《历代笔记概述》，给予笔记较高文体定位，并将其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等三类，其第一类即是“笔记小说”，后两类则与中华书局版“史料笔记”和“学术笔记”相合。这样的分类照顾到了现代小说观念，也合理处置了非小说作品的归属问题，但他同时也将唐传奇作为一支纳入了“笔记小说”范畴之内，如此则所谓的“笔记小说”就成为包罗宽泛的文体概念，这自然不利于古代小说的分体研究。

陈文新先生的分类

陈文新先生《中国笔记小说史》问世于台湾，作者认为中国文言小说可以分为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两大类，前者脱胎于子、史，并形成了独立品格，与后者热衷“文辞华艳，叙述宛转”所不同的是注重哲理和知识的传达；轻实用而重情趣、篇幅短小；笔记小说以随笔形式写作，其首要任务是议，可以虚构；笔记小说是小说前形态，并非成熟小说。重要的是，作者为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给出了明确的类型划分：即笔记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前者又可分为“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三类，轶事小说即志人小说，可分为“世说”体（琐言体）、“杂记”体（逸事体）、“笑林”体（排调体）。其研究特色在于并不套用现代小说观念，而是立足实际，对笔记小说的文体分类和渊源的学理阐释。

苗壮《笔记小说史》始在大陆出版，此著于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和取舍标准均较为严格，作者认为笔记小说的特点是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杂”与内容的丰富性、“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

其一，传奇体作家更热衷于生命力的弘扬，笔记体作家则较多关心智慧与伦理的健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内在智慧的时代，风度、言行作为内在智慧的外现才成为众所欣赏的对象。绘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语言艺术中的“言不尽意”，都强调“神”、“意”即思辨智慧的主导地位。魏晋风度的具体形成如药、酒、姿、容等，概由带玄学色彩的人格生发出来。所以，这时期的轶事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乐旷多奇情”、“类以标格相高”。就著述方式言，以类相从，体例严谨；笔墨简约，风格一致；这种对于笔记体小说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讲究，正是内在智慧向艺术世界拓展的第一步。至于作者以空灵的胸襟、玄学的眼光所体会、所观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于“静”的哲学气质，这就与传奇体多“动”而少“静”大不一样了。甚至轶事小说中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违，显纰缪”，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在智慧、伦理二者中，似对伦理更看重一些。比如清代纪昀就说他写《阅微》“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若干畸形的笔记象金捧阊《客窗偶笔》、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订奉恩《里乘》，“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其实，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还是以智慧为主。但已不是魏晋那种基于名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鲜明的智慧。或为“史官之所不记”的朝廷遗事，如欧阳修《归田录》；或多载“嘉言韵事”，如宋王谠《唐语林》；或详于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如宋庄季裕《鸡肋编》、周去非《岭外代答》；或记岁时娱乐、市井琐细，如宋周密《武林旧事》；或“上自廊庙实录，下逮村里肤言，诗话小说，种种错见”，如元末陶宗仪《辍耕录》；或将“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点染成篇，如明末张岱《陶庵梦忆》。总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并能对读者的情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臻于儒雅。

连志怪也有明显的偏重智慧的倾向。魏晋南北朝志怪，其美感魅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可以“广异闻”；宋以后的志怪，能向读者提供的新鲜“异闻”看来不多：奇奇怪怪的事经过反复讲述就成了陈辞滥调。要出新，就要另辟蹊径。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将生命力和“孤愤”注入其中，这是一条路；笔记体作者如纪昀等则是将智慧注入其中，以“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为核心，目的在于益人神智。

其二，笔记体小说写生命力的弘扬，重视雍容的气象，力戒虚浮骄矜，虚张声势。《世说新语》在《汰侈》、《任诞》、《惑溺》等门以皮里阳秋的手法批评了过度的任性放浪与挥霍豪奢；东阳无疑《齐谐记》叙薛道询“服散狂走，犹多剧，忽失踪迹，遂变作虎，食人不可复数”，意在嘲笑那些无节制地服五石散的名士。《阅微草堂笔记》更经常对虚浮骄矜、虚张声势的名士风度予以针砭，如卷十一指出：“伪仙伪佛，技止二端：其一故为静默，使人不测；其一故为颠狂，使人疑其有所托。然真静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伪也。真托于颠狂者，必游行自在，凡张皇者伪也。”而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正有大量“狂生”，在蒲松龄笔下，使酒骂座的灌夫尤其受到推崇。比较起来，笔记体风格平易，易为读者接受，但也不免减弱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