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

1925年毕业。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1935年应邀参加威尼斯国际艺术赛会，获得意大利皇家金质奖。他留意期间，曾在意大利东方学院中文系当讲师，因宣传共产主义被校方开除。

1940年后在桂岭师范、中山大学、湖南工专任美术教授。

1948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面创作，一面从事美术教育，历任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市政协委员。

1971年含冤去世。

19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收集他的遗作，出版了《符罗飞画集》。林默涵、江丰、邵宇为画集作序、题词。

符罗飞不同时期的自画像，都是画家对自我心灵中最痛苦、最忧伤的道德情怀的自然披露和自我认同。作于1938年的自画像题为《痛定思痛》，评论者有认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忍受着痛苦煎熬的某一刹那”。这件作品以娴熟的明暗笔法刻划出笼罩在强烈侧光中的艺术家内心的痛苦思考，也反映出刚从意大利学院绘画的氛围中出走所带来的浓重影响。作于1946年、后来刊于画集《饥饿的人民》的好幅《自画像》则又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这里着重刻划的是一双愤怒的眼睛，那里面喷出的是正义的火焰，紧皱着眉头和紧咬着的嘴肌是内心对黑暗现实深恶痛绝的深刻体现。如果把作于1947年、同样也是皱眉怒目式的《自画像》与同时期其他《自画像》作品全部展于眼前，恐怕人们很难对于画家的自我认同和揭示会无动于衷。他把自画像与“饥饿的人民”的画像放在一起，在当时也是使观众深被打动的：“符教授把自己尊容也描绘在内，这也许是和‘人间地狱里的无告者活在一起’的注脚!这在高贵的绅士看来，该是多么可惊的事情!”在这些自画像中，画家喷射出来的、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平民思想基础上的道德是何等的炽热!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在道德感与价值倾向方面达到如此深度的自画像系列实在是恐野外其匹。

速写为主要样式的展览中，人们会深深的有感于符罗飞先生那种处于困难的处境中坚持作画的顽强意志，这首先体现在他大量以小纸片、各式随手捡到的大小不一以至残缺不整的包装纸、日记本纸、草纸为作画材料。符罗飞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曾提到环境的困难使他无法对工具材料有什么讲究，他的平民气南也使他不太为此感到沮丧。事实上，当他由于无力购置油画颜料而只好退而以粉彩颜料作大画的时候，那种艺术效果反面比不上小纸片上的速写那么生动、有力。

这些画在小纸片上的速写虽然大都是风格粗犷的急就章，带有一种泣天动地、情不自已的悲悯感，但画家往往在寥寥无几笔中仍然能深刻地刻划出人物的极端痛苦的内在感情，其中关键在于抓住了人物的眼睛，那些深陷的、圆睁的眼睛。

如果说符罗飞的速写是对苦难生活中的各种悲惨形象的准确捕捉的话，那么他的讽刺画则是深刻的理性与强烈的感情高度结合的产物。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面对社会的黑暗现实，如果他只能停留在愤怒呐喊的水平上，永远只是在愤怒情感的催逼下匆匆急就的话，那么他的作品还是难以具有锐利的揭示力和心智上的深刻性。在逻辑上和伦理上的极端荒诞性，深刻地讽刺了寡廉鲜耻的当权者。

在符罗飞笔下的人生惨况是真实、自然的，他没有为了任何“美”的法则而作出艺术上的修饰，他惟恐的只是穿透苦难的力度还不够强、呐喊的声音还不够大、悲悯的感情还未足以令世人震惊和感同身受。因而他笔下的饥民个个似鬼魅一样，只剩下一架架的人形骨架和一双双喷出饥火的深凹之目。如果把现代美术史上同属伤时忧国传统的作品(如司徒乔、蒋兆和的作品)与之比较的话，恐怕我们会承认符罗飞作品的确具有非同寻常的震撼力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的是，中国传统艺术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问题。为什么在传统艺术事业中的“讽谏”、“怨刺”必须不离“温柔敦厚”的“诗教”?“一个作家既要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以他的笔去补阙拾遗，而又要不失中庸之道，这真是一件困难而又痛苦的工作。”究其原因，与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理想“不撄之治”颇有关系。青年鲁迅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所谓撄人心，就是震撼人的心灵，打破内心的和谐；不撄，就是令人民形如槁木、心如静水，使暴君得以传世，顺民可望偷生。因此，进步的艺术必须要有撄人心的激奋之情，才能唤醒人民，推暴政。可以说，撄人心就是符罗飞艺术的最本质的特征；更应该有勇气说，符罗飞作为“革命艺术的先行者”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也就是撄人心的精神。

毫无疑问，符罗飞是广东现代画坛上真正具有天才气质的艺术家———从符罗飞的履历甚至可以看出，在他的性格内涵中，更多某种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的冒险精神，这与他作为一个渔民的儿子的身份可能不无关系。

———李伟铭（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以中国制的笔，作西洋式的画，意到笔随，心精力果。”这是蔡元培先生1938年为《符罗飞抗战画集》写下的题词。符罗飞（1897-1971），海南文昌人，现代著名画家。符罗飞一生经历之坎坷，在那个动乱年代的文人中也不多见。因此他也被称作中国高尔基式的人物。

符罗飞的人生，写满的是惊叹号———他出生在偏远海南岛的穷苦渔民家庭，却在西方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接受了正规的美术教育，其一生所画所写，又尽是为底层最穷苦的民众呐喊；他一生两次入党、三次离乡、四下南洋、旅欧数年，出家还俗，扛枪挎剑，最后终于在画笔和艺术中找到了自己的天地。

1908年冬天，大清朝已风雨飘摇，海南岛刮起了北风，对于文昌沿海的穷人来说，这正是下南洋谋生的季节。11岁的符罗飞回头再看了家乡一眼，就跟着四叔乘帆船下南洋了，他不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对于符罗飞而言，这是在他出生前就已命中注定了的，他的父辈就是这样过来的。家乡土地贫瘠，为了谋生，只好冒险出海打渔，甚至漂洋过海。他的父亲符载足年轻时曾流落到越南南部的一个小商埠，并娶了当地姑娘为妻，这就是他的母亲庄氏。

符罗飞知道，哥哥已经先他一步去了南洋，两个弟弟也将步他的后尘。但他不知道的是，从此以后，他们兄弟几个将天各一方，此生竟再也不曾相见。即使他的家乡海南岛，此后他也只回去过两次，一次是1915年乘“卖猪仔”的船回乡成亲，那时已是民国的天下；最后一次则是解放后的1958年，期间几乎过了半个世纪。

早岁已知世事艰

1897年8月13日，符罗飞出生于文昌东郊镇建华山乡南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符福权。七八岁时，他就和民间艺人四叔学艺画门神、壁画，为他后半生的美术事业埋下了种子。

跟随四叔乘帆船下南洋谋生的符罗飞，经安南（越南）白马、新加坡，再到婆罗洲巴厘岛，在当地的一家咖啡店做工。一年后四叔返乡，留下身无分文的符罗飞独自在马来西亚闯荡，最初在裁缝店照看婴儿，后流浪爪哇、婆罗洲、印尼各岛，做过裁缝、泥水工、补鞋匠、柴工、打铁工、伙计等。

据符罗飞在自传中回忆：“14岁那年，我在一家车厂做伙夫，不但要做饭还要兼顾拉风箱和打铁，常常体力不支、顾此失彼，东家和工头打骂也是经常的……”这种长期在社会底层受剥削的经历，给符罗飞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种爱憎分明的品格在他日后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流露。

不堪压迫的符罗飞辞工后，开始在船上做水手。一战期间橡胶价格高，他又到吉隆坡乡间当割胶工，直到患了痢疾才转到面包店做工，期间还做过机械工和鱼贩，备尝辛苦。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对他造成了深刻影响，他放弃了发财后衣锦还乡的念头，产生了求学的想法。

枪杆、木鱼和画笔

这时，符罗飞在马来西亚得到当地一位爱国侨领、巴生海南会馆创始人符建章先生的帮助，在当地的中华职业学校做杂工并允许其旁听学习，这是符罗飞首次接受正规教育。不久，恰逢暨南学校在南京复办并在南洋招生，符罗飞得到符建章资助回国，考取南京暨南学校读师范科（免学费）。

由于符读书勤奋，深得校长赵正平的喜爱。而符罗飞深感国家落后，受“富国强兵”思想影响，决意东渡日本学军事，在赵正平介绍下，由一位督军保送他到日本，入读长城士官预科学步兵。但不久他就患上了肺结核。一年后，符罗飞不得不退学回到上海。

关于这段历史，符罗飞的小儿子符和强告诉记者，父亲幼年时在南洋做工，由于患了痢疾才从橡胶林出来。后来又东渡日本求学，本来以为“挎上刀剑就能解决人间不平”，结果严格的训练和北方的气候使他得了病，不得不折返上海。从此落下了哮喘病根。

英雄梦碎，贫病交加。心灰意冷的符罗飞索性遁入空门，到杭州西湖边的广化寺落发出了家。但寺院里依然有不平，有等级压迫，这里不是避世的桃花源，因此，没几个月，他就还俗了。

符和强说，父亲这一生充满了坎坷，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除了符建章和赵正平，后来还有燕奴子、郑洪年和蔡元培先生，以及陈策、陈籍兄弟、施征军、蒙振森、符至逢等同乡的帮助。

这次，陷于困顿的符罗飞，又得到赵正平的帮助，被安排到江苏省教育会暨南招待所工作，因此有机会考入上海美专半工半读，接受正式的美术教育。

1926年秋，由于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潮，符罗飞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符罗飞参与组织“云涛画会”，1927年积极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法租界从事交通工人的宣传组织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赵正平等人介绍，符罗飞化名潜入杭州公安局当庶务一个多月，因受怀疑，遂改投北伐军二师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宁汉分裂”时部队调回南京，转而攻打武汉。在反动派印发的赤化录名单里赫然有“符罗飞”的名字，他于是在途经芜湖时离开部队，后因时局更加危险，不得已流亡海外，再下南洋，在新加坡教书度日。

饮誉南欧的“心灵画家”

1929年冬，符罗飞计划去法国，途经意大利时，却因哮喘病发作，不得不留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很快他就被这个文艺复兴发源地所吸引，遂在当地一所陶瓷工艺学校学习。并因缘际会结识了中国领事馆领事、东方学院中文系主任、意大利人燕奴子，并由其介绍，向意大利有名的油画、壁画家伯特利学习。

不久，符罗飞考入罗马皇家美术大学研究院绘画系，师从卡罗·西维埃罗教授和格鲁塞卡兹罗院士。他学习勤奋，崇敬拉斐尔和达·芬奇。

据符和强介绍，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陈莺在2009年夏天，曾前往意大利奈波利，对符罗飞在意大利期间的经历进行了详细调查。陈莺查阅到了符罗飞的学籍记录，记录中符的考试成绩都在7分以上（10分满分），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他在该校试读一年后便跳级到最高年级。

符罗飞还在意大利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后晋升副教授。在此期间，符罗飞利用在领事馆的关系，配合当时在德国的廖承志，营救了共产国际的庄敬民同志。

陈莺还找到当年的资料，1936年，受“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的威尼斯国际艺术赛会（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邀请，符罗飞送去三幅作品，结果全部入选，成为该赛会第一位入选的中国艺术家。此后，符罗飞逐渐扬名南欧，出版了《符罗飞油画集》，任罗马皇家美术大学研究员，被评论界誉为“罕见的心灵画家”。留意8年，符罗飞游历欧洲，举办画展，并与意籍姑娘艾琳娜结婚。

就在符罗飞事业一帆风顺，家庭幸福美满的时候，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意大利作为轴心国成员民族情绪对立，符罗飞逐渐与一些有纳粹思想的人断交。他更因拒绝创作反苏宣传画而愤然从东方学院辞职。他原本计划前往苏联，但听说国共合作，惦念祖国抗战，遂计划回国。

1938年5月，符罗飞不顾意大利师友的挽留和劝阻，舍弃意籍妻儿，随身携带一支左轮手枪，登上“绿爵号”油轮回国。但他在意大利时创作的油画作品，却被作为艺术珍品留在了意大利不准带回国内。

灰暗中的虹彩

符罗飞回国后的第一站是香港，但没有看到他预想的抗战氛围。他决心以举办画展的方式表明自己回国抗战的决心，遂潜心于抗战题材的创作。期间符罗飞得到当时国民党海军次长、文昌老乡陈策和前暨南学堂堂长郑洪年的介绍，结识了蔡元培。

符罗飞回国的第一次画展影响很大。符和强告诉记者，1938年10月蔡元培先生在《大公报》牵头署名，连续七天介绍符罗飞和他的《抗日赈灾画展》，当时穗港两地的军、政、商贾近20位名流都参与签名推荐，包括宋子文、吴铁城等军政要人。《大公报》消息称，“符君罗飞乃现代画坛中之一奇才，夙擅国画，厥后游学罗马，师友邦彼邦耆宿，竭八年之力，悉穷西画之奥妙，故其近年之作品誉满欧陆，顾国人知之尚鲜……”据报载，画展“延期两天结束，场面甚为激烈”。

在香港，符罗飞的个人生活也有了变化。1939年，他与广东姑娘梁琼在此结婚，自此牵手相伴32年。同年，他计划与同乡施征军共赴延安，却因哮喘病发作，不得不留在桂林。

在符罗飞的命运中，很多转折都是因患病而改变。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原因，也许他这一生会是拿枪而非画笔，此番没能去成延安，是因为哮喘病的缘故；解放前夕没留在北平，同样是因为无法适应北方的气候；1930年滞留意大利也是因为生病。

抗战期间，符罗飞辗转于湘、桂、粤、港等地，一面在学校担任教职，一面坚持绘画创作，先后在香港、桂林、柳州、衡阳等地举办宣传抗日画展十余次，出版《符罗飞抗日画集》《同志的死》等画集，社会反响极大。

但此时符罗飞的生活异常窘迫，甚至到了和妻子摆摊卖菜的地步。画作也在逃难中散失大半，他在逃亡时曾将作品放于棺木中埋入地下，但抗战胜利后挖出时已毁于蚁患。

抗战胜利后，人民的苦痛却并未结束。1946年到1947年间，粤桂湘爆发特大饥荒。强烈的同情心和使命感驱使他冒险前往灾区，用速写记录灾区的种种惨状，鞭挞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

从灾区返回后，这批包括素描、水彩、粉画在内的200余幅作品以“饥饿的人民”为题，几次在广州和香港展出，并由夏衍先生主持，在艺术界和新闻界引起很大反响。评论界称符罗飞是“人民的艺术家”，他的创作填补了革命艺术史上的“这一段空白”，他的画是“灰黯中的虹彩”。

这一年秋天，符罗飞与黄新波、梁永泰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人间画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人间画会实际上是中共南方局文委领导下的公开合法社团。符罗飞的画作甚至引起了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的关注，来函请其为该校教授，后因其进步身份办理赴美护照受阻，而国内革命形势转变，遂放弃赴美之行。

1948年夏，符罗飞在香港冯乃超、周而复的寓所里宣誓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邵荃麟和周钢鸣。1948年符罗飞到新加坡探访同乡，这个当年的小伙计、逃难者如今已是名声远扬的画家，受到当地华侨社团及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归来吧

游子1948年秋，符罗飞接受上级指示，秘密绘制革命领袖像，为迎接广州解放作宣传准备。此后不久，符罗飞和田汉、洪深、马思聪等9人组成的南方代表第一团团委，率团秘密北上，参加全国文学艺术者工作代表大会。

7月，符罗飞任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参加北平美协的组建工作，8月16日，参加叶剑英率领的南下工作团随部队南。到达广州后，他担任广州军管会文艺组代表（副组长）。不久，符罗飞回到中山大学建筑系任教授、美术教研组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正式成立后，符罗飞是第一任副主席。

在经历了大半辈子的漂泊后，符罗飞最终在广州安定下来。这里离他的故乡海南岛很近。

1958年夏天，符罗飞于暑假回海南，这是他自1915年离开后首次回乡。几十年恍如一梦，故乡早已物是人非，家中仅剩年迈的寡姐和堂侄。

符罗飞虽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但在海南的日子并不长：11岁前，他在文昌海边的椰林掩映下度过穷苦的童年，那时正是清王朝末期；1915年，他回乡成亲，家乡父老头上的辫子已然剪去，大清的黄龙旗变成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那时他刚刚成年；而1958年还乡，符罗飞已近暮年，五星红旗早已插遍天涯海角。

一个人，一个岛，一个民族的历史，就这样交织在一起，让人不胜唏嘘。

这次回乡，心情澎湃的符罗飞创作了一批以家乡为题材的作品。除了与《海南日报》美编邝海星共同创作的《出铁了》等反映大跃进的速写外，还有《文昌村景》《清澜港湾》《通什远眺》等作品。

1960年，符罗飞因哮喘病住院，期间还用炭笔和油画棒为同院病友冯白驹等人画像。

符和强告诉记者，父亲对家乡的感情很深，也许是因为离开得早，没有亲人的温暖，所以他常以回忆的方式寄托。父亲还经常哼琼剧，在大学里最喜欢琼籍学生来家里聊天，讲讲海南话，他也乐意帮助他们。符和强的母亲梁琼是广东顺德人，原名梁俏棠，正是和父亲结婚后，才改了这个和海南颇有渊源的名字。

“文革”开始后，符罗飞特殊的经历使他长期受到迫害，他的作品及资料被造反派搜掠一空，直到1969年他才被解除管制。在符和强的回忆里，父亲“早年那些哼着琼剧在花园里松土，种花草，喂鸡的情景已经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1971年7月，已预感到来日不多的符罗飞很想再次回乡，却因病无法成行。他特意嘱咐儿子和平、和强替他回家乡再看一眼。12月1日，符罗飞因中风病逝于广州，终年74岁，

据符和强回忆，父亲去世时，只有母亲和大哥和平在身边。当他第二天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被推走了。对面病房一位病友悄悄地问：“你爸爸是符罗飞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深深叹了口气。

1979年，阳翰笙代表全国文联在全国第四次文艺代表大会上宣读悼词，悼念包括符罗飞在内的全国几十名文学艺术家。

1982年，林默涵在《人民日报》上刊文纪念符罗飞，称他为“杰出的人民画家”。198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符罗飞画集》，此后，有关符罗飞的纪念和研究文章陆续出版。寂静多年后，在那些注入了家国之哀、家国之愤、家国之情、家国之爱的画作中，人们依然能感觉到他滚烫的血液。

符罗飞二三事在符罗飞同时代人眼中，他是一位性格温和，为人低调，平易近人的朋友和老师，但同时又是一位具有强烈个性，耿直倔强，爱憎分明的艺术家。

醉骂时局

据符罗飞的学生何沛侃回忆，抗日战争时，符罗飞在衡阳举办抗日画展，有一天他喝醉了，晚上十一二点钟他关着房门，用海南话加上广州话，有时还夹杂一两句意大利话高声咒骂日寇凶残，国民党右派不抵抗，不顾民生，以致许多同胞流离失所。幸而当时旅店中都是湖南人，听不懂他骂的是什么，才没出乱子。骂了许久,学生们去敲门他也不理，最后两个学生爬窗入内劝说多时,他才肯上床睡觉。据何沛侃说，符罗飞一向平易近人，这次酒后吐真言，可算是多年来郁积在胸中的憎恨之情一朝爆发的结果。

边逃边画

1945年1月，日军向第9战区部队驻地广州乐昌、坪石进攻。战事逼近，中山大学再次被迫疏散撤离。符罗飞刚从湖南郴州开画展回到坪石，家人已随学校撤离。他匆忙买了一口棺材，将这段时期的画装进棺材埋入地下，旋即赶往火车站寻找失散的家人。这时，火车站人流熙攘。北上是运载军火和兵员的列车，南下是急于逃命的人们，人群拥堵在车厢旁，子女走散的哭声、寻找亲人的呼喊声、被踩踏的叫骂声、军人的吼声混杂在空气中。符罗飞在这样紧急的时刻，还不失时机地拿起笔画了速写《逃难》。

退出画展

抗战结束后不久，一批画友计划办一个“民主”主题的画展，有人提出为扩大影响，可以加入些花鸟虫鱼的作品。符罗飞觉得与展览的主题不符，他说，如果把苹果、花瓶、山水之类的画也搬上去，就失去了“民主”的意义，没有立场的画展，又何必联合起来开。于是，符罗飞宣布退出。此后一个月，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拒绝任何人去见他。原来，他打算以一个月时间画几十张以民主为题材的画，单独举行一次民主画展。

辣椒炒牛肉

解放初广东省委一位部长找符罗飞聊聊，还希望他带去一些作品看看。那位部长看了作品后对他说，“老符，你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主题是鲜明的，很可取，不多见，但在着色点上有点像辣椒炒牛肉，不美，不鲜明。”

部长这个点评，令符罗飞颇感意外。后来他说，“不懂就是不懂嘛！绘画的色彩处理和时代的背景是相联系的，冷暖色调不是随意处理的，什么叫辣椒炒牛肉嘛！”

作者:来源：海南日报　2011-03-24

在1938年的作品中，人们看到符罗飞在中西方艺术传统之间出入自如、为我所用的良好态势。《决心》《仗义》这两幅油画以准确、结实的造型和潇洒、有力的笔触显示出他精湛的油画功力，不难看出他在欧洲八年所受学院派油画浸淫之深。从学习西方写实主义技巧的水平来看，符罗飞已属当时国内画家一流水准之列。然而，他可能更多地运用的还是传统的中国笔墨工具，他把在宣纸上画水墨速写看作是一门得心应手的轻武器，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杀伤力。如《警报》(水墨)这件作品所展示的紧张气氛；《征途》(水墨)在稚拙中透露的坚定、有力；《拿汉奸》(水墨)的喜剧般的场面中揭示的民族大义；还有《灾荒》(水墨)里灾民笼罩在极为浓重的饥饿阴影中……他的笔法有舒有疾，他的人物造型亦庄亦谐，但它们都是那样自然地从心灵里宣泄和喷发出来?

在40年代，符罗飞先后举办过多次个人作品展览，这些展览都贯穿着一个极其鲜明、强烈的主题：伤时忧国，揭露黑暗的现实与痛苦的人生，呼唤反抗民族的敌人和当权者的暴政。

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文艺界对符罗飞作品的评论中，我们看到有几点值得深入研究的：第一，对于艺术中的道德激情和批判现实精神的高肯定和热烈赞扬，显示出进步文艺界、新闻界的道德倾向和政治意识都是十分鲜明的，而且这种评论来自对当下现实的敏锐感受和真挚感情，令人感到真实可信。需要细加分辨的是，包含在符罗飞作品及对其评论中的伤时忧国精神和道德勇气是出自一种真实、自发的良知情怀，尚没有参杂党派政治功利的成分。更为关键的是，在符罗飞的艺术实践和对他的评论中，都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现实、揭露黑暗、奉民主与自由为衡量社会的准则。

对符罗飞平民思想与气质的揭示和肯定，可以对其道德批判意识的来源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作出平实的分析。在30年代的中国艺文事业中，“左倾”意识的来源、成分及其气质特征都是各有不同的。

对他的政治与艺术倾向的形成有极大关系的是他早年的经历。他来自贫民的最底层，他辗转流浪，他为了谋生而干过许多苦活累活，他彻彻底底就是那些们受压迫的普罗劳苦大众中的一员，因而他被称为是中国的高尔基式的人物。

符罗飞的一生，可以说是善良、正直、充满伤时忧国精神和道德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