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领导人民继续战斗，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组织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号召全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9月11日，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等领导由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后叛变）、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在广州举行起义。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200余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洪湖地区，海丰、陆丰地区，黄安、麻城地区，弋阳、横峰地区等农民起义，以及湘南、桑植、渭华等起义。此后，还领导了平江起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其他起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起义中领导创建的革命武装称工农革命军。

1928年5月以后，工农革命军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陆续改称红军。在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和革命处在低潮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到江西省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即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到1928年2月，初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部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称红军第4军），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桑植起义和黄麻起义建立的红军组织分别在湘鄂边和鄂豫边地区创建了根据地。其他一些地区的起义武装，也先后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红军第4军，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战斗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部队。从它诞生之日起，国民党军就集中八九个团以至近20个团的兵力，多次对它发动进攻，但都被击破。

1928年5月，红军第4军在永新城附近抓住战机，歼灭江西国民党军1个团，乘胜占领永新城。6月，红军第4军在七溪岭、龙源口地区击破江西国民党军2个师的进攻，歼灭其1个团，击溃2个团。随后，又取得反对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两次“会剿”的胜利。毛泽东、朱德总结井冈山地区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从斗争中摸索到一些宝贵的经验。红军和游击队在人数少、武器差、弹药奇缺、粮食和被服等物资供给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运用正确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打击国民党军，并不断取得胜利。

1929年3月～1930年10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连续进行大规模混战。各地红军乘机积极发展革命战争。红4军主力于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赣南、闽西挺进。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先后进行了大柏地、长汀、龙岩、上杭、水南等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约4个旅。湘鄂边的红4军于1929年7月在南岔赤溪战斗中取得基本歼灭国民党军1个旅的胜利。鄂豫边的红11军于同年6～10月取得3次反“会剿”的胜利。其他地区的红军也取得不少胜利。初建起来的苏区多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得到发展。红军在频繁战斗中逐渐形成了体现人民军队本质的建军原则。早在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就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并开始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1929年12月，中共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又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际斗争中逐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红军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苏区有了很大发展。

1930年6月前后，各苏区红军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分别进行整编，组成了红军第1军团（辖第4、第6、第12军）、第2军团（辖第2、第6军）、第3军团（辖第5、第8军）以及第1、第7、第10、第11、第13、第14、第16、第20、第21、第22军。总兵力约7万人。与此同时，开辟和创建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湘鄂赣、湘赣、赣东北、左右江以及赣南、闽西等苏区。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有所发展，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过高地估计革命的力量和过分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接着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实行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各地红军整编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相继开始进攻作战。毛泽东不赞成上述冒险计划，和朱德率红1军团进抵南昌近郊后，没有去攻打南昌、九江，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于8月1日派出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红3军团乘湖南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在湖南、广西边境同李宗仁、张发奎等部激战之机，于7月27日攻占湖南省会长沙，8月6日被迫撤出。20日，红1军团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歼灭何键部3个团又1个营。23日，红1军团和红3军团在浏阳县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红一方面军的组成，进一步集中了红军兵力，对于实现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开创土地革命战争的更大局面，具有重要意义。8月底，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未果，遂转进江西，于10月4日攻占吉安城。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约4万人。其他各地红军在进攻作战中，多数受到损失，有的甚至失败。10月以后，各地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或实际情况，先后停止了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10月，蒋介石在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战争基本结束后，迅速调转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置于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11月，国民党军以7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依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凭借苏区内的有利条件，在运动中打破敌人的“围剿”。12月上旬，国民党“围剿”军增至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从吉安、建宁一线，由北向南，分路对红军实行向心攻击。3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趁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2个旅孤军深入到江西省永丰县龙冈立足未稳之际，发起猛攻，将其全歼。接着乘胜追击，又在宁都县东韶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50师1个多旅。这两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约1.5万人，挫败了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以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同时以各独立团、营等地方部队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袭扰“围剿”军。5月中旬，红军抓住战机，在吉安县富田首战告捷，接着向东横扫，半个月内连续取得白沙、中村、广昌、建宁等战斗胜利，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挫败了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在两次“围剿”失败之后，迅速调集30万人的兵力，自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于7月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闽西北、闽西和赣南地区进行群众工作，且未获补充，全军只有3万人左右。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后部兴国地区回师，并与由赣江以西地区转来的红7军及红20军军部和第175团会合。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地区，立即以其进入苏区的主力十几个师分路向西、向南进攻，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据此，毛泽东、朱德决定避其主力，打其虚弱。8月5日晚，红军以部分兵力将国民党军向万安方向牵引，主力采取中间突破战法，于7日在莲塘、良村歼国民党军2个多旅，俘其3500余人，接着乘胜攻克黄陂。三次战斗共歼国民党军1万多人。这时，所有向西向南的国民党军掉头向东，猛力并进。红军则以一部兵力向乐安方向佯动，主力隐蔽地重返兴国境内休整。此时，国民党军由于在崇山峻岭中来回奔波，且一再遭到打击，部队饥疲沮丧，不得不实行总退却。红军乘机于9月7日在老营盘截歼其1个多旅，15日又在方石岭追歼其1个多师。至此，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粉碎第三次“围剿”。

与此同时，湘鄂西苏区的洪湖地区军民，在主力红军第2军团（1931年3月改编为红3军）转战湘鄂边和鄂西北等地区的情况下，经过艰苦作战，相继挫败了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保卫了苏区。红3军返回后，即向襄河以北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在龙王集、文家墩等地连战获胜，共歼国民党军2个多旅，俘其6000余人。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月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共歼敌4个团又4个营，毙伤俘5000余人。3月在双桥镇取得全歼国民党军第34师3个团和1个炮兵营的胜利。5月又打破第二次“围剿”，歼敌2个多团，击溃1个旅。随着斗争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1月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25军，共约3万人。随后，红四方面军乘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尚未开始，于1931年11月～1932年6月主动发起攻势作战，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围点打援的作战原则，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的胜利，共歼国民党军约6万人，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计划遂告破产。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的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也取得不少胜利，主要有：1931年4月，湘赣苏区红军独立师在红7军配合下，在安福廖塘桥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俘800余人。9月在吉安永阳镇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俘近千人。湘鄂赣苏区红军第16军，1930年12月攻克通城，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10师1个团及地主武装一部，俘1500余人。同月，赣东北苏区红10军在河口战斗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俘300余人。

在反“围剿”中，这几个苏区的红军都得到发展，苏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巩固。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开展了游击战争。各地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都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成功地应用了一些战略战术原则，到战胜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全部的作战原则基本形成，主要包括：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等内容。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形势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于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加紧了武装侵略。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三省很快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特别提出，要组织满洲的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反蒋浪潮。但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无视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继续推行许多“左”的错误政策。同时，夸大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失败，不顾主客观条件，要求红军进攻和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在这一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命令中央红军（1931年1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于1932年2月攻打国民党在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赣州，并企图在攻取赣州后，继续北向攻取南昌、九江，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中央红军围攻赣州月余，屡攻未克，遭受很大伤亡。由于毛泽东等对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抵制，中央红军（6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在4月和8月先后取得漳州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

1933年2月，蒋介石以30多个师共40万人的兵力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并以其嫡系部队12个师编为中路军，由北向南实施分进合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2月下旬，在黄陂以西的蛟湖地区以伏击手段歼国民党军近2个师。3月中旬，又在草台岗歼其1个师大部，打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1933年，日本向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察哈尔（今分属河北、内蒙古）、河北等省加紧侵略。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9月下旬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以后，在中央苏区进一步推行“左”的错误政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指导上，开始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就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一再进攻敌之坚固阵地，受挫后又命令红军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使红军陷于被动处境。

11月，当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反蒋事变时，中共临时中央拒绝与之合作，失去了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有利时机。之后，面对国民党军新的进攻，转而采取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企图以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结果红军在保卫广昌和其他一系列防御战斗中不但没有守住阵地，反而遭到很大伤亡，处境更加被动。

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边，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围剿”中央苏区国民党军的目的。到10月，中央红军（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在苏区内打破“围剿”已无可能，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在湘鄂西苏区，红军也受到严重挫折。在国民党军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开始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红3军在襄河以北地区实行不停顿的进攻。1932年7月，国民党军开始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仍然企图以进攻战略打破“围剿”，以后又转为单纯防御。到9月，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红3军被迫经豫西南、陕南转至湘鄂边。1934年5月又转至黔东地区，至9月创建了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各一部的黔东苏区。在鄂豫皖苏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过高估计红四方面军进攻黄安（今红安）、苏家埠等四次战役的胜利，盲目轻敌，先是要求红军向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出击，继而决定围攻麻城，企图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

1932年8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开始第四次“围剿”。在国民党军已经迫近苏区腹地的严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才奉命仓促赶向黄安以西迎战，并从8月上旬开始在鄂东、豫南和皖西地区辗转作战，未能打破“围剿”。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离开鄂豫皖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继于1932年12月～1933年2月，乘四川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之机，越过大巴山进至川北，先后占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和周围广大地区，创建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1933年2月中旬，国民党四川军阀田颂尧调集近6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依托山险，实行运动防御。经过两期收紧阵地，5月21日开始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了三路围攻，俘敌1万余人。战后，红四方面军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并乘四川军阀部队新的围攻尚未准备就绪之机，于8月中旬～10月底，举行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歼敌近2万人。

11月初，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调集20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继续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12月中旬～1934年6月，国民党军发起四期总攻，红军四次收紧阵地。7月中旬～8月上旬，国民党军又以夺取万源为目标发动四次猛攻。红军依险固守，顽强抗击。8月10日开始反攻，至9月下旬粉碎了六路围攻，共毙伤俘敌8万余人，保卫了川陕苏区。1935年3月下旬～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举行嘉陵江战役，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约1万人、攻占8座县城的重大胜利。但此时，张国焘却为苏区的某些困难及国民党军将对苏区进行大规模进攻所吓倒，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向西转移。在湘赣苏区，红8军（1932年2月组成）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指示，执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攻打分宜城未果。1933年5月，先后在九渡冲和棠市地区，予国民党军第63师等部以打击，共俘敌2000余人。6月，湘赣苏区红军和湘鄂赣苏区红军一部组成红军第6军团。随后，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从7月开始，一再向敌展开进攻，都未奏效。

1934年1月，红6军团以1个师北渡袁水，企图破坏国民党军的重要运输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未成。4月在永新沙市地区，以伏击手段全歼国民党军1个旅，但未能改变不利形势。尔后，转取阵地战，实行消极防御。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红6军团部队遭受很大伤亡，苏区日益缩小，处境极其困难。湘鄂赣苏区和闽浙赣（原为赣东北）苏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虽然曾分别在港口地区歼灭国民党军4个营，在姚盘山地区歼灭国民党军2个团，也终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而遭到失败。留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第25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红25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先后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但苏区已被分割和压缩成几小块，形势仍十分严峻。

在此期间，活动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虽然也遭到一些挫折，但仍然保持了发展势头。1932年12月，陕甘边成立的红军第26军，相继开辟了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两块根据地，至1934年6月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尔后，红26军与陕北的红27军（1935年1月成立）一起，于1935年7月打破了国民党军5个师4万余人对陕北和陕甘边两苏区的“围剿”，使两苏区连成一片而成为陕甘苏区。面积扩展到30个县境，3万余平方千米，人口70余万，其中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红军和游击队发展到万余人。陕甘苏区后来成为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将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第1、第3、第5、第8、第9等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于10日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向湘西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于10月21日晚从雩都（今于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在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的良田至宜章间，相继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由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等人消极避战，中央红军行动迟缓，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战机。11月，部队在广西境内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截击和追击，经过苦战，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遭到重大伤亡。

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迅速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上湘西的路上。这时，中央红军已减员至3万余人，且疲惫不堪。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放弃原定北出湘西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黔北和川黔边前进。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不久，中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纵横驰骋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以四渡赤水的作战行动，调动敌人，创造战机。2月下旬在娄山关、遵义地区取得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的重大胜利。3月底南渡乌江，4月威逼贵阳，虚指昆明。5月上旬经云南省境内的皎平渡等地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5月初，红四方面军从四川省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西转移，中旬占领茂县、理番（今理县）等地，并以一部前出懋功（今小金），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在此之前，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于1934年11月向陕南转移，进行长征，至1935年5月，开辟了鄂豫陕苏区。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在四川省会理地区集结后，继续北进，通过彝族区，5月24日晚占领安顺场。在尾追的国民党军日益迫近的情况下，以一部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并沿河左岸北上，主力沿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击破沿途国民党军的阻拦，于29日占领泸定桥和泸定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接着，越过空气稀薄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2日，先头部队在达维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进到懋功地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共有10余万人。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一致决定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边根据地，进而推动全国革命运动发展，同时决定两个方面军互相协同，迅速夺取松潘，以利北向作战。会后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拖延行动，致使红军因敌情变化失去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8月上旬，中共中央为了继续贯彻北上方针，决定红军改道经草地北出甘南，并决定中央红军（随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的第5、第32军（7月，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称第1、第3、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编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中央红军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编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31日在包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大部，打开了北进的道路。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提出要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遂采取果断措施，于9月10日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和中央直属队一部先行北上。12日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并决定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陕甘支队克服重重困难，越过岷山，攻占天险腊子口，9月18日占领哈达铺，进入甘南。接着，突破渭河封锁线，相继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城。在榜罗镇，中共中央常委举行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大的红军和苏区等情况，决定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进，会合当地红军，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击破国民党军的阻击和追击，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城）。至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于1935年9月电令红四方面军及随同行动的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由阿坝和巴西、包座地区南下，并于10月5日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公然另立党的“中央”。8～20日，南下红军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毙伤俘其3000余人。接着，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先后攻占宝兴、天全、芦山等地，歼敌一部。11月中旬在名山东北的百丈地区苦战7昼夜，虽歼川军1.5万余人，红军也伤亡近万人。

1935年9月，红军第25军从鄂豫陕苏区到达陕北，同红第26、第27军会合，组成红军第15军团，并在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取得劳山、榆林桥两仗的胜利。11月初，陕甘支队同第15军团会合后，中共中央决定原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合编为第1军团，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15军团。此时，蒋介石兼任总司令的西北“剿总”集中5个师，开始对红一方面军进攻。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并在张家湾地区歼其援军1个团，粉碎了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一胜利，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已向湘西转移的红军第6军团，于1934年10月到达黔东，与红3军（随即恢复红2军团番号）会合。红2、红6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下，于10月下旬发动湘西攻势，相继占领永顺、大庸（今张家界市）、桑植等城。接着以主力南下，占领桃源、包围常德。在1个多月的作战中，共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4个旅，并迫使其从“追剿”中央红军的湘军中抽调3个师、由江西抽调1个师驰援湘西，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西进行动，至1935年1月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这时，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又4个旅约11万人的兵力，对红2、红6军团发动“围剿”。4～8月，红2、红6军团先后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中，共歼国民党军近3个师。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再次发动“围剿”。红2、红6军团在国民党军堡垒封锁越来越紧的情况下，于11月19日离开苏区，开始长征。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北部瓦窑堡（今子长县城）举行会议。会议正确地分析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引起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新形势，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策，并确定全国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同时规定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根据上述方针，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于1936年2月发起东征战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军直接作战，但遭到山西军阀阎锡山部拦击。红军在中阳县关上村和孝义县兑九峪等战斗中打退阎军的拦击，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的广大地区。随后以少数兵力在上述地区坚持活动，主力分向南北发展，前锋分别进至侯马和太原近郊。蒋介石为了援救阎锡山和阻拦红军东进抗日，派遣约10个师进入山西。同时命令在陕西的东北军、西北军向红军后方――陕甘苏区进攻。

中国共产党为保存国防实力，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提出国共双方共商抗日救国具体办法的建议。同日，红军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是役共歼国民党军约7个团，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红一方面军回师后经过短暂休整，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扩大红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发起西征战役。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主力于5月下旬开始，向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进攻。经过2个多月的作战，俘国民党军2000余人，占领定边、环县、豫旺、盐池、同心等城镇，开辟了大片新区。东征、西征战役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并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6年2月，张国焘率南下红军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被迫后撤，于4月转移至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部队由约8万人减至4万余人，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并另立“中央”的活动以及南下失败的事实，从反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并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取消另立的“中央”。红军第2、第6军团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后，在湘中、黔东和黔西北地区转战3个多月。随后，又在乌蒙山区同国民党军5个纵队10多个师周旋近1个月，于1936年3月下旬突出国民党军的包围，进至云南省宣威东北的来宾铺地区，继而南下至贵州省的盘县地区。接着横扫滇西，于4月下旬从丽江的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7月1日到达西康省甘孜（今属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奉中共中央命令，第2、第6军团和第3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7月上旬，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从甘孜地区北进，先头部队于8月10日占领哈达铺，进入甘肃省南部地区。红一方面军主力为了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8月底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先后占领静宁县城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和会宁县城，控制了西安至兰州公路的一段。此间，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以及红军和西北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红军三个方面军协力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张国焘则主张红四方面军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9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重新肯定了北上方针。但会议一结束，张国焘即推翻西北局决议，电令红四方面军迅速从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渡过黄河，向凉州（今武威）、永登地区前进。对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9月下旬连电张国焘，恳切指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分则两处均难占领，并且尔后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并令红四方面军停止西进，立即北上。此时，原定西渡地段已大雪封山，道路难行，在此情况下，张国焘只得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省会宁城和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10月20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25日，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此后，西路军在向甘肃西部进击中，不畏险阻，英勇顽强，克服了种种困难，同军阀马步芳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歼敌约2.5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3月中旬终于失败。李先念等率领余部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进入新疆。在西路军失败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2月下旬决定，以红军第4、第28、第31、第32军组成援西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率领下，准备西进增援西路军。3月中旬进到镇原、固原以南地区时，闻西路军已失败，乃停止行动。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共中央一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调集5个军对红军发动进攻。红军主力逐次由宁夏的同心城、豫旺堡之线向东向北转移。

1936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78师1个旅另1个团进至山城堡地区。2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配合下，对该师发起猛攻，经1昼夜激战，将其全歼。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对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红军三大主力北上抗日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仍坚持内战政策。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第17路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西安扣留了来此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继续斗争下，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共当地组织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支援下，战胜种种困难，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范围内的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琼崖（即海南岛）15块游击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行动，并保存了1万余人的武装，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北和南“剿”政策，继续对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加紧“清剿”，红军和游击队被迫奋力展开反“清剿”斗争。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才陆续停止。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下，纷纷组成抗日义勇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1934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开始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又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到1937年7月，部队发展到10个军另1个师，共3万余人。东北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南昌起义

八七会议

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黄麻起义

广州起义

平江起义

百色起义

宁都起义

红军长征

遵义会议

会宁会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曾从最多时的近30万人减少到约3万人，但在战争实践中锻炼出一支英勇善战的新型人民军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指挥员，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战略战术，为实现全国抗战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