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荒诞的死亡，人要成为“死亡”的主人

怕死比“死亡”更可怕。作者不是害怕“死亡”，却是对“生存”感到恐惧。在《第五号屠宰场》中，作者通过主人公毕利表达出根本没有生的留恋的想法，而且也自称是一个非常想死的人。作者虽然有厌世的趋向，但并不是完全的悲观绝望，其目的是，一方面，“死亡”是对作者所处的混乱时代的控诉，另一方面，“死亡”也是重构和再生的必经之路。

一、“死亡”是对混乱时代的控诉

对“死亡”的恐惧往往来自于对生活的眷恋、对未来的憧憬。惨绝人寰的战争，让作者觉得人生已经毫无意义，因此，作者在《第五号屠宰场》文中明确声明，“本小说里几乎没有人物，也几乎没有戏剧性冲突，因为书里大多数人都病弱不堪，都是被巨大的力量耍弄得无精打采的玩物。战争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到头来，人们失去了充当人物的勇气”。冯内古特经历了德累斯顿轰炸，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轰炸不设防的德累斯顿，是人类的一次大悲剧，由于这次轰炸，根本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必要性，因为德累斯顿并没有军事工业，也没有集中多少军队，完全可以说这是一种对科技的滥用，此次滥用在瞬间夺去了十三万人的生命。然而这种悲剧却屡次上演，广岛上的原子弹致使七万一千三百七十九人丧生；空袭东京夺去了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三人的生命；越南战争中报出的尸体数字也逐渐上升。“死亡”经历，让冯内古特有了冷眼观察世界的能力，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没有与死亡跳过舞，就不可能有艺术。”在冯内古特看来“，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象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然而，作者从心里呼唤和平，在第一章中，作者就交代给读者说，该书是献给伯纳德·弗·奥黑尔的贤妻玛丽和德累斯顿的出租汽车司机格哈特·缪勒尔的，原因就是玛丽和哈特·缪勒尔都极其反对战争、向往一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

战乱不断，政坛昏暗，提倡民权运动的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接连遇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被迫下台，在这个充满阴霾的生存空间里，到处都充斥着怪诞的“死亡”：毕利的父亲在狩猎逐鹿时被朋友开枪误打死；德国人用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这个国家的其他敌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与毕利一起劳动的毛利人在挖死人的时候，不堪忍受坑里的气味，吐断了肠胃而死；老中学教员埃德加·德比虽然躲过了德累斯顿轰炸，却因为拿了一只茶壶而被枪毙。生活在如此混乱不堪的社会中，作者实在难以看到希望的曙光。

随着尼采关于“上帝死了”的呼声愈演愈烈，被战争弄得伤痕累累的人们也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产生了怀疑。该小说中对《新约》的福音做出这样的戏拟，“在你杀死某个人时，要绝对有把握他没有富有的亲戚。”《圣经》的权威被解符码化。没有了信仰，人们也就失去了精神依靠，陷入了孤独和无助，精神变成了一片荒原。所以当“生存”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作者只好选择“死亡”。然而，这种选择并非无奈之举，而是作者的一种主观意向，因为“死亡”是对现存社会最强有力的讨伐，是对混乱时代最声嘶力竭的控诉。

二、“死亡”是重构和再生的必经之路

主人公毕利在讨论小说是否已经终结的时候，讲起了飞碟等科幻的东西，因为在科幻小说中，人们能够重新塑造自己和世界。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号屠宰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小说，《第五号屠宰场》是一个虚实交织、生与死融为一炉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在这里，深度模式被完全削平，毫无悬念可谈，比如说，德累斯顿的十三万人在第二天晚上将要送命、飞机将会坠毁、德比的儿子会活到战后，而他自己却会在六十八天以后死去等等，都已经提前告诉了读者。

冯内古特在《第五号屠宰场》中虚构了一个叫做541号的大众星球，当被问及在大众星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时，毕利回答说：“学到一个星球上的全体居民如何能和平生活。你们知道，‘我’原来居住的那个星球开天辟地以来就进行着愚蠢的杀戮。所以请授给‘我’秘诀：星球上的人如何能和平地生活？以便‘我’带回去，拯救‘我们’大家。”作者在作品中呼唤人们应该团结友爱，而不是互相残杀。

冯内古特的“心”，并没有死，他频频提出的“死亡”仅仅是一种“本体死亡”，身为人道主义者的主体意识，还是促使他为人类的“生存”提出新的设想。当“本体”死亡以后，一切回归原始，现存的物欲横流、战乱不断、人情冷漠的社会不再存在，这样人们才能重新营造一个和平、友爱的新世界。所以说，想要逃出藩篱，重获新生，“死亡”是一条必经之路。

三、“死亡”不等同于虚无主义和宿命论

虚无是人类意识的一种状态，不论是尼采所提出的那种积极的虚无主义，还是鲍德里亚提出的对未来没有任何期望的消极的虚无主义，可以肯定的是，虚无常常借助于“死亡”的形式来表现，但“死亡”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完全等于虚无。因为虚无是对一切价值的否定，然而“死亡”却有时是对价值的肯定。比如说，象征着“死亡”精神的樱花。当漫天遍野的樱花在瞬间绚烂时，人们感受到了它的美丽，但樱花最美的时刻却是在凋谢之时，纷纷的花瓣随风飘落，人们并没有扼腕叹息，而是感受到了一种“死亡”的壮美。“死亡”不一定是对价值的否定，不一定走向虚无。

宿命论也常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宿命论是一种灰色的人生态度，认为生命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任何人都无法更改，只能听之任之。宿命论往往是一种悲观论，强调人们的奋斗是徒劳无益的，最终还得和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生物一样走向死亡，甚至会突然面临死亡。这与冯内古特在《第五号屠宰场》中所塑造的“死亡”有所不同。冯内古特所描述的“死亡”并不完全意味着大限已到，人们不得不去面对，他强调的是人们想要成为“死亡”的主人，就像该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她使他心烦意乱，主要因为她是他的母亲。她使他很为难，很讨厌，很软弱，因为她费了这么多心血给他以生命，使他生存，而毕利却根本没有生的留恋。”，可以说，“死亡”在《第五号屠宰场》中，由一种被动的悲观等待变成了一种主动的生存美学。

综上所述，冯内古特在《第五号屠宰场》中对待“死亡”的态度并不是单纯的逃避、恐惧，而是一种主观向往。冯内古特用“死亡”去控诉他生活的混乱时代，把“死亡”看作是重塑和再生的必经之路。当“死亡”沉淀了惨痛的过往后，并没有演绎成一种虚无主义和悲观的宿命论，而是变成一种最响亮的无声反抗，从而引领人们成长。

作者运用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全聚焦叙事模式，向读者讲述了该小说主人公毕利从二战期间盟军轰炸并火烧德国历史名城德累斯顿的亲身经历，到战后回到美国成为一名成功商人，但始终无法摆脱战争创伤的痛苦体验。作者通过使用意识流这一手段，抓住主人公毕利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时间旅行”这一主线，通过毕利的意识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隧道上和地球与特拉法麦尔多星球之间的空间轨道上的跳跃和变换，展现了毕利的时间体验和一系列的空间体验：出生——高中毕业在配镜专科学校学配镜——入伍——二战中在德累斯顿服役——被德军俘虏——回国——退伍——重回埃廉验光配镜学校学习——当配镜师——结婚——患精神分裂症——在广播电台讲述被特拉法麦尔多星球的飞碟绑架的经过——在芝加哥被杀手杀死。其间除了个别部分采用传统的以时间为线索的小说叙事手法之外，大部分缺乏故事的主要线索，整个《第五号屠宰场》一本书，是由一个个断断续续的简短画面构成。作者让毕利获得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自由的目的，在于使该小说摆脱传统叙事手段的束缚。

一、蒙太奇式的元小说叙事形式

在《第五号屠宰场》中，作者在该小说的第一章就告诉读者，故事将如何开头，如何结尾，该小说的高潮将在哪里出现。这种创作手法抛弃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将作者从情节、逻辑和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作者假借541号大众星人之口，总结了叙事特征与意图。

外星人向毕利介绍，他们的书用“一簇簇简洁的象征符号”构成，“故事没有开头，没有中段，没有悬念，没有说教，没有前因，没有后果”。作者冯内古特亲身经历了德累斯顿大轰炸，他感到只有这种类似意识流的蒙太奇式的叙述手法，才能触及德累斯顿事件的核心，讲述这“难以形容的事件”，表达他对战争与死亡的最严肃的看法。

二、片断性的元小说叙事结构

《第五号屠宰场》的副标题是“儿童十字军：与死亡的尽职舞蹈”，冯内古特描述了他多年来怎样努力把关于德累斯顿的各种说法拼凑起来，写成一部小说。他幻想用时间旅行的方法来描述他在二战期间的亲身经历。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Billy Pilgrim）和冯内古特一样经历过德累斯顿的毁灭，他在时间旅行中，“挣脱了时间的羁绊”。他时而在押送战犯的火车上，时而回到童年和母亲在一起，一会是眼镜师，一会又被劫持到外星上。毕利在时间旅行中，体验了死亡的滋味，也学会用外星人的独特的时空观审视人类文明，了解人类战争的根源，从而变成反对战争的斗士。

对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原因，冯内古特尝试用片断性的元小说叙事结构，来把他自己对曾参与的事件的看法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参与对这些事件的思考，牢记战争的的伤痛。在广大无边的片断性的叙述结构中，冯内古特“将历史和想象，现实与梦幻，历时与共时，作家和读者联系起来”，共同讲述那个难言的历史事实，表现出强烈的反战倾向。

三、拼贴式的元小说叙事话语

作者在《第五号屠宰场》作品中，将一些毫不相干的事物拼贴在一起构成相互的关联，“在最佳状态下，创造出一个现实”，从而打破传统小说凝固的叙事结构。

有意的拼贴，便是戏仿（parady）。冯内古特在《第五号屠宰场》中使用了大量语言游戏般拼贴式的叙事话语，打油诗、别人的作品片段、圣经、杂志等都出现在作品中。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正是戏仿了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如果说班扬笔下的主人公所追寻的是上天之路，那么，毕利的时间旅行就是试图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了逃离苦难和危险的临时避难所。冯内古特借用《圣经》中罗德的妻子因不听上帝的劝告，回头看了一眼被毁灭的家乡而被变成一根盐柱子的故事，以此表现他对人类所遭受的战争苦难的深刻同情。冯内古特将德累斯顿的历史记实和二战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讲话片段，用于《第五号屠宰场》小说中，表达了冯内古特反思战争的苦难和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当然，冯内古特也将希望拼贴在《第五号屠宰场》作品里，毕利的办公室墙上的座右铭，就表明了作者的积极人生态度：“上帝赐‘我’，以从容沉着，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以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物”。冯内古特用拼贴式的叙事话语，暗示他对现实的另一种评论，将战争的真实与科幻的虚构交织在一起，这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历史，从而更豁达地看待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和磨难。

四、不确定性的元小说叙事文本

在时间旅行中，毕利常常有较大的时间跨越：从出生到死亡，从战场到童年，从女儿的婚礼到541大众星的动物园，这种时空的不确定性更显出命运的不确定性。而每次提起死亡和毁灭，冯内古特都用一句“So it goes”结尾，超然冷漠，不做任何评论的语气，让读者更加不能忘记战争的创痛，并引起读者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作者还特意将主人公的死安排在前，而将获救放在该小说的结尾处，这种开放性的结尾，让读者不得不思考：既然死亡是确定的，历经千辛万苦赢得的自由又有何价值可言？这种开放性的文本，将读者转换成一个类似作者的读者。

冯内古特在该小说中从未表现出具有赋予其文本以某个单一的正确意义的权威，他只是一个人物兼叙述者，最多是个文本的解释者，他提出各种见解，以一个与读者平等的身份参与各种争论。

1999年，《纽约时报》公布20世纪最好的一百部英语小说，《第五号屠场》名列第十八位。

《第五号屠场》突出了人类以伟大事业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肮脏的罪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人们得以审视罪恶，现代生存中的罪恶”。

——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美国评论家）

《第五号屠场》，完整地诠释了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理论。

——汪小玲（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库特·冯内古特（又译：库特·冯内果，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国作家。二战期间，冯内古特被德军俘虏，被抓到德累斯顿做苦力，进而亲身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轰炸。

作品有：《第五号屠宰场》、《上帝保佑你，罗瓦特先生》、《时震》、《兰胡子》和《囚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