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晚40须到公府41，言不能尽：愈再拜。

我刚开始在人群中见到您时，您本异于常人；等到听了您的声音，接触到您的文章，就有了和您交往的愿望。因为缘分，很幸运地和您相会，于是得以满足心愿，不只是您不嫌弃我，也是我碰到的时机好啊！曾经遗憾得不到您的意见，以为是我和您交往的途径不够呢。现在才大大满足了心愿，一下子就像积年老病突然间离身一样轻松；就像拿着热东西的人突然吹到凉风一样清新。但您所说的：排斥佛老，比不上写书，吵吵嚷嚷好多话，只白白地互相指责。在我看来，却与此不同。

所说的写书，大义只限于文辞。口头宣传、写于简上，有什么挑的呢？孟轲的书，不是孟轲自己写的，是他去世之后，弟子万章、公孙丑一起记下他说过的话写成的。我自从得到圣人的大道并宣传它，抵制佛、老两家，已经有些年头了。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喜欢辩论。但听从我，被我的宣传教化了的也有，听了以后有所怀疑的人数又要比前者多一倍。固执听不进我的话的，亲自用话教育都听不进去，那么看我的书也必将无所收获，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怎么会舍不得力气呢？

但也有一种说法：教化当世，没有比亲口宣传更好的方法；世代流传，没有比著书更好的方法了。又担心我的能力达不到，三十岁当有所成就，四十岁当不再疑惑，我和圣人相比，已经过了三十而立的年龄，仍担心不及圣人。何况，现在没有达到圣人要求的那样，而且本来就有不能及的地方。请让我等到五六十岁以后再来做著书的事吧，希望可少犯些错误。

您还指责我和众人做没有实际内容、驳杂的议论，这是我开玩笑的；和酒色相比，毕竟还是有差异的吧？您指责这一点，就像一同洗澡却批评裸体一样。若是说商量讨论我没能谦虚些，恐怕是有的，我会认真考虑并改正的。对于博杂不通的指责，我斗胆不敢听从教导。其他的等见面后再谈。

临近傍晚我要到公府去，不能详细说。韩愈再拜。

《答张籍书》作于贞元十三年（797年），时作者佐董晋于汴州。此前，张籍曾写《上韩昌黎书》，批评作者喜博塞，好为无实驳杂之说，与人辩论不肯服输，并认为排释老不如著书。于是作者写下这封书信，在复信中一一答复张籍。

文章开篇，首先赞赏张籍人才德能的不同寻常，表明与他交往是作者的愿望。接着又说自己十分乐意听到他的意见，然而对他信中提出的看法，作者却不能赞同“则有异乎此也”。在这第一段中，文字便显出起伏，先扬后抑，既表示谦恭，又指明意见，不能苟同。先就张籍说他“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述以己见，这其中又划分两个层次，第一层说对兴存圣人之道， “宣之于口”和“书之于简”，没有什么两样，并说明自己宣扬传播儒家学说并没有惜力，第二层从“然有一说”开始，语势又一转折，申明自己之所以未著书，是“又惧吾力立未至也”， “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期望到那时能少些过错，单驳著述论说问题的这两个层次，一为反驳，一为解释，说理非这般不能周密，然而先直辩，后婉解，辞气自生回旋。继之最后部分关于“讥吾与人人为无实驳杂之说”。作者指明那是诙谐、开玩笑之作，对方讥之无益，其语亦略带诙谐；而对与人“商论不能下气”他则谦虚承认， “或似有之”，表示要加以改进，直至后面的“博塞之讥，敢不承教”，语调又陡然一转，斩截利落，断然不予接受。关于驳杂之说，作者觉得文学创作完全可以写诙谐与开玩笑的作品，不必大惊小怪。其实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只是在变换的形式与写法中，加进自己对社会及生活的认识和见解，因此他对干博塞这类纯粹的游戏头衔要坚决拒绝。由此整个末尾一节可谓一波三折。

因与张籍之间交情较深，所以在动笔时相当用心，既要维护朋友间的情谊，避免生硬的口气，又要表明自己的立场，给对方明确的答辩。于是作者起笔先叙述两人结交的过程，写得亲热而动情；接着便是更为亲热的表示：忽而讶其无书，忽而幸其有书。这种铺垫使后面的逐条批驳得以在宽松的气氛中展开，尽量照顾了朋友的颜面。

这篇文章表现上的特点是调动不同的修辞方式，更兼形容得当，这也是使其文气畅通的重要因素。文中叙述句、并列和递进的排比句式、反问句式和谐交错，使语言节奏很好地表达出词意的抑扬起伏。另外形容词汇十分准确，比如第一段中说作者希望对方的意见，及至“得所图”便“脱然若沈疴去体，洒然若执热者之濯清风也”，想象丰富，用句新颖而得体：另有最后一段说在文学创作中诙谐玩笑之作便如同人生活中的酒色，讽刺这一点便“似同浴而讥裸裎也”。一句话便充分说明了其讥之不妥。这篇文章主旨虽是讲经论道，但不掺陈腐言辞，作者信手拈来，辩驳处无激烈之词，始终流贯着一种曲折起侠、一往奔泻的气势与活力，因此显得内涵丰沛，论述酣畅。

明·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韩昌黎集》卷一：一篇正文，只是辩驳来书之意，今却嫌其突然憨直，却于前文叙一段纳交之情，已自写得亲热。又一段，忽讶其无书，一段忽幸其有书，又自写得加倍亲热。然后得来书云云，一一驳去。于是前文既不患其憨直，后文亦不患其佞誉，正是立言有体。

清·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谓必待著书以排之，似迂缓矣。但文公以口排释、老，而自己未免好为无实驳杂之说，亦何以动人敬信乎？张文昌讥之诚是，而公犹以戏自解，何耶？故张横渠有言：“戏谑不惟害事，志亦为所动。不戏谑，亦持志之一端。”须晓此意，方得儒者气象。

清·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不知者以仆好辩”下数语，用笔伸缩，至可寻迹。辩是口说，因口说而化，或有其人，因口说而疑，顽且加倍。口说之不入，尚且如此，而冥冥万年，欲赖此传述之书，其可信其必从邪？此明不能著书之意极为明晰。于是再抉透一层，谓不著书不是爱力，力所未至，有书亦不可恃。其待至五六十年者，谦词也。文质朴中却极流转。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晋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年间进士。任刑部侍郎时，曾因上疏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卒谥文，又有“韩文公”之称。

韩愈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任，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在文学上，韩愈反对骈文，倡导散文，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雄奇奔放又曲折变化，其诗常“以文为诗”，追求奇险。于山水旅游诗，则另创一派，扩大了创作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有《韩昌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