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曰：“请问壤数。”管子对曰：“河（土於）诸侯，亩钟之国也。皟，山诸侯之国也。河（土於）诸侯常不胜山诸侯之国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夫河（土於）诸侯，亩钟之国也，故谷众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于山诸侯之国、则敛蔬藏菜，此之谓豫戒。”桓公曰：“壤数尽于此乎？”管子对曰：“未也。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故狄诸侯十钟而不得倳戟，程诸侯五釜而得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余者，通于轻重高下之数。国有十岁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业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财，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业交接于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废其所宜得而敛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称之国必亡，待五谷者众也。故树木之胜霜露者不受令于天，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故夺然后予，高然后下，喜然后怒，天下可举。”

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杀一士，毋顿一戟，而辟方都二，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泾水十二空，汶、渊、洙浩满，三之於。乃请以令使九月种麦，日至日获，则时雨未下而利农事矣。”桓公曰：“诺。”令以九月种麦，日至而获。量其艾、一收之积中方都二。故此所谓善因天时，辨于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复桓公曰：“终岁之租金四万二千金，请以一朝素赏军士。”桓公曰：“诺。”以令至鼓期于泰舟之野期军士。桓公乃即坛而立，宁戚、鲍叔、隰朋、易牙，宾须无皆差肩而立。管子执枹而揖军士曰：“谁能陷陈破众者，赐之百金。”三问不对。有一人秉剑而前，问曰：“几何人之众也？”管子曰：“千人之众。”“千人之众，臣能陷之。”赐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张，谁能得卒长者，赐之百金。”问曰：“几何人卒之长也？”管子曰：“千人之长。”“千人之长，臣能得之。”赐之百金。管子又曰：“谁能听旌旗之所指，而得执将首者，赐之千金。”言能得者垒千人，赐之人千金。其余言能外斩首者，赐之人十金。一朝素赏，四万二千金廓然虚。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识此？”管子对曰：“君勿患。且使外为名于其内，乡为功于其亲，家为德于其妻子。若此，则士必争名报德，无北之意矣。吾举兵而攻，破其军，并其地，则非特四万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诺。”乃诫大将曰：“百人之长，必为之朝礼；干人之长，必拜而送之，降两级。其有亲戚者，必遗之酒四石，肉四鼎；其无亲戚者，必遗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岁，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谏其夫，曰：“见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陈，可以反于乡乎？”桓公终举兵攻莱，战于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众少未相知，而莱人大遁。故遂破其军，兼其地，而虏其将。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赏，破莱军，并其地，擒其君。此素赏之计也。

桓公曰：“曲防之战，民多假贷而给上事者。寡人欲为之出赂，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令富商蓄贾百符而一马，无有者取于公家。若此，则马必坐长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马不离其牧皂，而曲防之战赂足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崇弟、蒋弟，丁、惠之功世，吾岁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咸卤、斥泽、山间（土畏）（土垒）不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缘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则是寡人之国，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万乘之号而无干乘之用也。以是与天子提衡，争秩于诸侯，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唯籍于号令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于对曰：“请以令发师置屯籍农，十钟之家不行，百钟之家不行，千钟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数皆见于上矣。君案囷窌之数，令之曰：‘国贫而用不足，请以平价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损焉。’君直币之轻重以决其数，使无券契之责，则积藏囷窌之粟皆归于君矣。故九州无敌，竟上无患。”令曰：“罢兵归农，无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甿，若此则菹菜、咸卤、斥泽、山间之壤无不发草：此之谓籍于号令。”

管子曰：“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若下深谷者。非岁凶而民饥也，辟之以号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归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金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诸侯令大夫城藏。农夫辟其五谷，三倍其贾。则正商失其事，而农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则何以守时？”管子对曰：“夫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故曰：农事且作，请以什伍农夫赋耜铁，此之谓春之秋。大夏且至，丝纩之所作，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织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

桓公曰，“皮干筋角竹箭羽毛齿革不足，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数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桓公说：“天下的物价涨跌可以使之停止么？”管仲回答说：“永远不应当使之停止。”桓公说：“其永远不应使之停止的有关理论，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国土的东西距离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天子在中央，国之四面，每面距离都有一万多里，百姓交纳贡赋远的也要走一万多里。因此，有用百倍的劳力而送不到的，有用十倍劳力而送不到的，也有转瞬即到的。距离远的关系也就疏远，怨恨君主。边境诸侯收罗这些怨民，同他们亲善拉拢，以致缺空不来朝拜。这种情况等于是天子自己阻塞了统治的通道。精通粮食经济的官员都走了，还能够掌握天下什么事情？”桓公说：“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请在天下四方建立‘壤列’制度，天子在中央，统治地方千里，大诸侯国三百多里，普通诸侯国大约百里，靠海的子爵、男爵大约七十里。这样就像胸使用臂，臂使用指一样方便。那么，小财小利都不会被民侵占，调节供求缓急，利用物价高低，虽在基层也不至给君主带来忧虑了。海不断出产盐，山不断出产金属和木材，草木到时生长，器物到时毁灭，海盐也会到时候用完。就是完了又会重新开始，与天地的运动变化并行不止，这就是建立‘壤列’制度来永远利用物价涨跌的理论。”

周武王曾问癸度说：“对天子的献礼不丰厚，天子就不亲近；不能满足左右的要求，又得不到君臣的爱戴。如不想挨家挨户征税又能满足左右的需要，该怎么办呢？”癸度回答说：“我国是四通八达的国家，远道交纳赋税从这里通过，游客蓄商从这里经过，资财货物从这里转运。因此，只要他们吃我国的粮食，用我国的货币，然后，总是用黄金来支付的。所以，君上要提高黄金价格并用来购买降价的普通万物，然后再掌握万物而互相利用，国家的理财政策就成功了。所以，要严肃地不忘记理财的谋划，否则，怎么能治理百姓？”武王说：“具体做法如何？”癸度说：“黄金产在汝河、汉水的右面一带，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玉产在禺氏的旁山。这些东西都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路途遥远，运来困难。所以先王分别按其贵重程度考虑使用，把珠玉定为上等货币，黄金定为中等货币，刀布作为下等货币。先王就是妥善掌握黄金价格的高低，用来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这就满足天下需要了。”

周武王曾问癸度说：“对天子的献礼不丰厚，天子就不亲近；在朝中左右没什么朋友，在群臣里就没有地位，跟群臣无法交往。如不想挨家挨户征税又想花钱在朝中交到朋友，该怎么办呢？”癸度回答说：“我国是四通八达的国家，远道交纳赋税从这里通过，游客蓄商从这里经过，资财货物从这里转运。因此，只要他们来我们国家卖粮食，赚取我国的货币，然后，一定会再把我国的货币兑换成黄金运出境。所以，君上要将黄金对本国货币升值（其实就是本国货币对黄金贬值），其他进口货物相应贬值，国家的理财政策就成功了。所以，要谨慎不要失去分寸，否则，怎么能治理百姓？”武王说：“具体做法如何？”癸度说：“黄金产在汝河、汉水的右面一带，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玉产在禺氏的旁山。这些东西都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路途遥远，运来困难。所以先王分别根据这些货物的获取难易程度来定他的价值，把珠玉定为上等货币，黄金定为中等货币，刀布作为下等货币。先王就是妥善掌握黄金价格的高低，用来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这就满足天下需要了。”

桓公说：“衡对我讲：‘一个农夫的生产，必须有犁、大锄、镰、小锄、、短镰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农夫。一个造车工匠，必须有斧、锯、铁钉、钻、凿、钵和轴铁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车匠。一个女工，必须有刀、椎、针、长针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女工。请下令砍伐树木，鼓炉铸铁，这就可以不征税而保证财用充足。’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如果派罪犯去开山铸铁，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如果征发百姓，那就会怨恨国君；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则必怀宿怨而不肯为国出力。开山冶铁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败’了。所以，良好的办法不如交给民间经营，算好它的产值，计算它的赢利，由百姓分利七成，君主分利三成。国君再把轻重之术运用在这个过程，用价格政策加以掌握。这样，百姓就奋力劳动而甘听君主摆布了。”

桓公说：“请问适应土地条件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近河沃土的诸侯国，是亩产一钟的国家。沙石之地，是山地的诸侯国。但近河沃土的诸侯国反而常常赶不上山地诸侯国，这就是由于‘预有所备’。”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近河沃土的诸侯国，是亩产高达一钟的国家，粮多而不加管理，当然不能维持。至于山地的诸侯国，则是节约粗米，贮藏蔬菜，这个就叫作‘预有所备’。”桓公说：“适应土地条件的理财方法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仲回答说：“没有。从前有个狄诸侯，是亩产一钟粮食的国家，所以粮食十钟卖价才一锱金。另外有个程诸侯，是山地的诸侯国，所以粮食五釜卖价就是—锱金。问题是狄诸侯十钟而不能建立军队，程诸侯半钟而能建立。或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余，原因全在于通晓轻重之术和物价高低的理财方法。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们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有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们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租籍’是君主应得的，‘正籍’是君主强征的。亡国之君，废其所应得而取其所‘强征’，故百姓怨恨君主而政令无法推行。百姓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人情无不如此。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先王就是善于利用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人民生命的粮食，所以就把百姓力量完全使用起来了。”

管仲说：“好雨入地五尺，国君就说话不灵。吃食足够的国家，反而必亡。这都是因为手里备有余粮的人多起来了。所以，不怕霜露的树木，不受天的摆布，自家能满足需求的人们，不肯服从君主。所以，先夺取而后给予，先提高物价而后降低，先使百姓不满然后再使之喜悦，天下事就好办了。”

桓公说：“加强农业，节约开支，就可以使国家不亡么？”管仲回答说：“可以使经济情况更好些，而不能保证不亡。从前，纪氏的国家就是加强农业节约开支的，但粮食丰富而不能经营管理，粮食便四下外流而归于天下各国。这样，纪氏虽加强农业节约开支，但不能经营管理，恰恰使他的百姓粮食外流净尽而成为天的俘虏。因而他自己也国亡而无处容身。所以说只能使经济情况更好些，而不能保证不亡。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总是在各国物价降低时，我则使它提高；各国轻视此种商品时，我则重视；各国市场供过于求时，我则通过囤积使之供不应求。这然后就可以统率天下了。”

桓公说：“我要求不死一人，不动一哉而开凿大蓄水池两个，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把小水按地形高下加以控制，汶、泗、洙、沿诸水的水量即可增加三倍。于是请下令九月种麦，翌年夏至收割。这样，在时雨未到之前，就有利于农事灌溉了。”桓公说：“可以。”便下令九月种麦，翌年夏至收割。计算收获数量，一年收成的积蓄就等于大蓄水池两个。所以这就是所谓善用天时，明察地利而开凿大蓄水池的方法。

管仲向桓公报告说：“全年的地租金额将得四万二千斤黄金，请在一天内全部预赏给战士。”桓公说：“可以。”便下令准备鼓旗于泰州之野召集军队战士。桓公站在台上，宁戚、鲍叔、隰朋、易牙、宾须无都依次挨肩而立。管仲拿着鼓槐向战士拱手为礼说：“谁能陷阵攻破敌众，赏黄金百斤。”三次发问无人回答。有一战士执剑向前询问说：“多少敌众呢？：管仲说：“千人之众。”“千人之众，我可以攻破。”于是赏给他一百斤黄金。然后管仲又发问说：“在兵接管张的交战当中，谁能擒获敌军的卒长，赏黄金百斤。”下面又询问说：“是多少人的卒长呢？”管仲说：“一千人的卒长。”“千人的卒长，我可以擒到。”于是赏给一百斤黄金。管仲又发问说：“谁能按旌旗所指的方向，而得到敌军大将的首级，赏黄金千斤。”回答可以得到的共有十人，每人都赏给一千斤黄金。其余凡自说能够在外杀敌的，都赏给每人黄金十斤。一早上的“预赏”，四万二千斤黄金都光了。桓公忧惧地叹息说：“我怎能理解这项措施呢？”管仲回答说：“君上不必忧虑。让战士在外荣显于乡里，在内报功于双亲，在家有德于妻子，这样，他们必然要争取名声，图报君德，没有败退之心了。我们举兵作战，能够攻破敌军，占领敌人土地，那就不只限于四万二千金的利益了。”五人都说：“好。”桓公也接着说：“可以。”于是又告诫军中大将们说：“凡统领百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按访问的礼节相待；统领干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下阶两级拜而送之。他们有父母的，一定要赏给酒四石、肉四鼎。没有父母物，一定要赏给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这个办法实行才半年，百姓中父亲告诉儿子，兄长告诉弟弟，妻子劝告丈夫，说：“国家待我们如此优厚，若不死战于前线，还可以回到乡里来么？”桓公终于举兵攻伐莱国，作战于莒地的必市里。结果是旗鼓还没有互相看到，军队多少还没有互相了解，莱国军队就大败而逃。于是便破其军队，占其土地而虏其将领。因此，还没有等到拿出土地封官，也没有等到拿出黄金行赏，便攻破了莱国的队伍，吞并了莱国的土地，擒获了他们的国君。这便是预先行赏的计策。

桓公说：“曲防战役时，百姓有很多借债来供给国家军费的，我想替他们出钱偿还，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请您下令：令富商蓄贾凡握有百张债券的献马一匹，无马者可以向国家购买。这样，马价一定自然上涨到百倍之多。这也就是说，国家的马匹还没有离开马槽，曲防战役的费用就足够偿还了。”

桓公问管仲说：“祟弟、蒋弟、丁、惠等四家功臣的后裔，我是全年得不到他们什么东西的，不能征收一斗一升的租税，这项收入要除掉。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及高低不平的山地，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这项收入又要除掉。庄稼布满在边境十五里的平原上，但这是一些人强行耕种而自建的村落，对他们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这就是说，我的国家，五分收入还不能掌握二分，简直是有万乘之国的名，而没有干乘之国的实。以这样的条件同天子并驾齐驱，同诸侯争夺地位，还有什么办法么？”管仲回答说：“只有在号令上想办法才行。”桓公说：“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派遣军队去边疆屯田务农，但规定家存十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百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干钟的更可以不去。这样，去的人不会有百分之一或干分之十，而各家粮仓的存粮数字则全部被国家知道了。君上再根据各家的数字发令说：‘朝廷困难而财用不足，要按照平价向你们征购粮食。你们要按照粮仓的数字完全售出而不得减少。’然后，君上按照所值货币的多少来算清钱数付款，使国家不再拖欠购粮单据上的债务。这就使各家粮仓积藏的存粮全部归于国君了。这样，就可以做到九州无敌，国境安全无患。”桓公说：“罢兵归农，这些粮食岂不没有用处了么？”管仲说：“一旦天下发生战争，则贮备的粮食可以作为军粮；天下无事，则用来帮助贫困农民生产，这样，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以及高低不平的山地，就没有不开辟耕种的了。这些做法叫作在号令上谋取国家收入。”

管仲说：“滕国和鲁国的粮食每釜一百钱，假如把我国粮价提高为每釜一千钱，滕、鲁的粮食就将从四面向我国流入，有如水向深谷里面流一样。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灾荒而百姓饥饿，而是运用了号令来招引，利用并掌握供求缓急来吸收，粮食就不断地象流水一样来到我国了。”

桓公说：“我想削减商人赢利而帮助农民生产，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粮价高，其他物资的价格就低；粮价低，其他物资的价格就高。两者升降的趋势相反。所以要削减商人赢利而帮助农民生产，就请把每釜粮食的价格提高三百钱。如此则荒地广为开垦，农夫也努力耕种了。”桓公说：“提高粮价用什么方法？”管仲回答说：“请命令大夫们都来存粮，规定卿和附庸诸侯贮藏一千钟，令大夫贮藏五百钟，列大夫贮藏百钟，富商蓄贾贮藏五十钟。内可以作为国家的贮备，外就可以帮助农民的生产。”桓公说：“好。”便下令卿诸侯、令大夫等人贮藏粮食。农民们大种其五谷，粮提高三倍，专事经商的商人几乎亏本，而农民得有百倍的赢利。

桓公问管仲说：“平衡供求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平衡供求没有定数。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桓公说：“那么，平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么？”管仲回答说：“不能调整划一，调整划一就静止了，静止则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则物价升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各种商品都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桓公说：“那么，怎样掌握物价升降的时机？”管仲回答说：“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分在四季。就是说，农事刚开始时，让农民按什、伍互相担保，向他们预售农具，这叫作春天的时机。大夏将到，是织丝绸做丝絮的时节，这叫作夏天的时机。而到了大秋，是五谷全收时节，这叫作秋天的时机。大冬在室内劳动，是妇女纺织的时节，这叫作冬天的时机。所以，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恰好分在四季，既然了解这四时的顺序，就可以运用国家号令，使物价有十倍、百倍的升降。所以，物价不能经常固定于一点。所以说，不同时期的平衡供求没有定数。”

桓公说：“我国缺少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和皮革等项商品，有办法解决么？”管仲回答说：“只有多方收购的办法才行。”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栈，规定拥有四马所驾一车的商人，免费吃饭；有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商人，还外加供应牲口草料；有二十匹马所驾五辆大车的商人，还给他配备五个服务人员。天下各国的商人就会象流水一样聚到齐国来。”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华夏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称《管子》，内容涵盖各种学术，是后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等多家学术思想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