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他不计个人名位，从大局出发，冒死上谏，勇于直言。如嘉靖元年（1522年），他刚任刑科给事中一职，就表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竟敢上奏要求罢免现任三边总制李钺的职务，并请起复早以免官，长期闲散在籍的有争议的大臣杨一清接任。认为“杨一清久任三边，威名素著，乞特起用。”而兵部则任人唯亲，反对启用杨一清，理由是“杨一清远在江南，闲居日久，一时起用，未免辞奏稽延，而钺闻改命，势必灰心解体”而影响边关军务大事。但是管律坚持已见，与兵部僵持不下，最后虽然一直推延到嘉靖三年（1524年），还是不得不任命杨一清为三边提督（总督改称提督）。另外，对于所谓“议大礼”这样自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以来，许多文臣武将为之罢官、杀头的禁区，官场人人谈“礼”色变，避之不及。而他却是一上任就向“议大礼”开炮。他说，“比言事者，每借议礼之词。或乞休，或引罪，或为人辨诉，于议礼本不相涉，而动必援引牵附，何哉？盖小人欲中伤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宠，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欢也。乞诫自今言事者，据事直陈，毋假借，以累圣听。”嘉靖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言，从此，一个败坏朝廷，堵塞言路，制造了大批怨假错案，伤害许多正直良吏的政治毒瘤终被割除。又如嘉靖十年（1531年），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三边总制王琼决定，将成化间由巡抚余子俊、徐廷章先后修成的由宁夏横城黄沙嘴至花马池近四百里长城（亦称河东边墙）废弃，改于边内重修所谓“深沟高垒”。管律在由他主修的《嘉靖宁夏新志》中，对这一举措提出疑义。他认为前抚臣余子俊所修筑的河东墙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为设关扼塞，用以阻止敌骑入犯；其二是把草场、水原之地，“筑之以内，使虏绝牧；沙碛之地，筑之于外，使虏不庐”，从而达到逼敌远遁的军事目的。历时四年，河东“深沟高垒”建成后，宁夏巡抚张文魁、兵部尚书兼三边总制唐龙等，以边防修成，为了节省草料费和喂养之劳，把戍守东边的骑兵裁撤，改用步兵沿沟垒巡守，谓之“摆边”。管律对这种改革提出猛烈评击。他认为河东近四百里边防，处处皆为敌骑入犯之途，如果一步一兵，需布兵十二万九千六百人，哪有这么多兵去“摆”呢？即使有，敌骑聚至，烽勇冲击，少数散布的步兵能当得住吗？这时再从边沿调兵，来得及吗？所以他尖锐的指出：“今摆边之谋，一举而五弊存焉：无奇正、无应援，主将不一而运用参差，士卒分散而气力单薄，悉难于节制矣。以五弊之谋，御方张之虏，不资敌之利者几希？”同时，出于对国家安危的考虑，他还强烈要求当局，应竟快重新修复弃守多年的宁夏平虏守御千户所最北端要塞镇远关。他告诫守土军政官员：“镇远关自不能守，柳门等墩自不能嘹，平虏之势遂至孤立，宁夏北境半为虏有”。“苟失平虏，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固；无平、固，则关中骚动，渐及于内地，患不可量矣！”他进而提出自己的对策方案是：“求久安之计，先须修打硙口，为复镇远关之渐；次修镇远关，为复黑山营之渐。不然，是垣户不设，欲思堂寝之安，庸可得乎？垣户一固，则沿河、沿山墩台易守而耳目自明、地方有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