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08 12:26
米新洪，1928年出生陕西临潼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时值陕、甘大旱，农田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稍后又逢抗日战争，家境更加穷困，只得跟随父母逃荒异乡，流浪街头。所幸身体结实，又天生的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嗓音亮若洪钟，且头脑聪明，记忆力很强，父母便为他选探了“学戏”这条出路，从此他便与戏曲艺术的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家乡临潼，属东路秦腔发源地，他幼年即受到乡村社戏的熏陶，对秦腔亦有浓厚的兴趣。代表作品有《斩单童》。
1935年从陕西省下圭县“永安社”及“田恒泰班”学艺，1939年进入宝鸡“新汉社”（该社为38军随军剧团属孙蔚如、赵寿山部，建社初期在三原县）见习，先后扮演过“须生”、“娃娃净”、“媒旦”、“丑角”等行当，但他自己主要着意于“净角”。后来在李生才、杨鸿声二人教导下，表演才能更是突飞猛进。李、杨二人虽系花脸，当时亦不甚驰名，但教学得法，深谙传授程式，对少年时代的米新洪影响很大。这一时期，不论功架用式、行腔技法，他都异常突出，成为同辈演员中之佼佼者，净角演技初具功底，并为后来之成长、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戏剧需要演员平时勤学苦练、深钻细研。米新洪在宝鸡的四、五年间，每天清晨便独自在河滩或塬上吊嗓子，晚上点起香火练“眼神”。在严师的督促下，“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未敢稍有懈怠，因而进步很快。可惜在十七、八岁嗓子倒呛。这在戏剧界不算什么稀罕事，但对初露锋芒的米新洪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很难过，心如刀搅，但由于他献身戏曲艺术的初衷不变，便一面求医，一面从自身条件着眼，取长补短、锲而不舍地练功。到20岁时，不但声带恢复，洪亮如初，且有了深厚、充沛的感情色彩，在净角的音调与工架方面更加稳健优美，在宝鸡一带，便获得了“虎兄豹弟”之称(豹弟是指其弟米新焕，亦工净行)。1950年，他南下汉中，一年后取道入川，落脚广元，加入“广元县秦剧团”，颇得戏剧界好评，声名五年不衰。他演的《五台会兄》，就是于此时吸取川剧之长，对秦腔表演进行了一番改造，使该剧具有了新鲜韵味，使他一举成名，这出戏也成了他一生的代表剧目。1956年，广元县秦剧团调天水市，他亦随团来古城，一待就是三十六载，在此期间，他更是誉满西北五省，成为秦腔界之名流。
二、刻画人物，出神入化
中国戏曲的道白，有一定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它是在生活语言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因而戏剧界有“千斤说白四两唱”之说，强调念白之重要性。米新洪在念白上，在秦腔念白的基础上又学习并借鉴了京剧的成功经验，做到了念白清晰、犀利、苍劲，而且很注意感情变化与语气风采，抑扬顿挫，高低缓急，均随剧中角包之感情变化而变化。讲求吐字斩钉截铁，不拖泥带水；语调能细微地体现人物年龄、风采、气度，却不矫揉造作。而净角之吐字，更要求字正腔圆、韵律和谐、铿锵有力，如玉盘落金豆一样，才能叫得响、送得远，赢得观众。他饰演《五台会兄》一戏中之杨延昭，上场诗”愤恨奸贼才出家，五台山上削去发。不愿在朝伴王驾，脱去蟒袍换袈裟”，声调低沉而含悲愤，语气浑重恰似惊雷。尤其是最后一句，紧紧咬住锣鼓点，真是悲壮雄浑、感情真挚，把杨延昭一腔念国、思母、削发出家、郁郁寡欢之情，愤世嫉俗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就他所演的文戏行当来说，对包公、乔玄、徐彦昭、王延龄、郭子仪等历史人物，无不精心塑造。他常说：“即便是经常演出的人物和曲目，每次都有新的体会，也不能墨守成陈规。”
他不仅善于塑文武重臣之角色，扮演“奸相”之类的角色更有独到之处，如《游西湖》中的贾似道、三国戏中的曹操、《封神演义》中之殷纣王、《水浒》中之蔡京、《说岳》中之秦桧，都各具特色，不落窠臼。正因为米新洪是一位懂得历史的演员，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垫底”，在表演各种人物时才能做到褒贬适度而不出“辙外”。
戏剧界有句谚语：“艺术贵在求真，虚假则不可信”；俄国文学批评家利林斯基也说过：“形象在美的领域中占着统治地位”。米新洪在创造各种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方面部谨遵这一宗旨，获得了成功。如他扮演的现代剧《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手提红灯一出场亮相，就给观众一种庄严、亲切、潇洒之感，再加上唱腔、道白穿插使用，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的中国工人阶级形象；扮演《智取威虎山》中的猎户李勇奇、不但表情真挚，唱腔更是字字珠玑，无可挑剔。当唱到“早也盼，晚也盼……”时，如泣如诉，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感人至深。总之，米新洪不论演何种角色，都能做到台风严谨，一丝不苟。这也正是他能获得成功之处。
三、字正腔圆，跌岩有致
戏曲行腔特别讲究旋律。旋律就是行腔中的“轻、重、缓、急”和“跌宕、起伏”。这种行腔，正出自“提顶松肩，气沉丹田”。京剧的花脸行腔，由裘盛戎总结为“唱功七法”，即“起、落、顿、甩、滑、挑、绷”。他提出“腔出字，字出昧”，就是声从喉出，字由腔来，先有声而后有字。秦腔的净角行腔，虽然没有人详细、系统地总结过，但有些名家都在注意改进。米新洪的行腔，可以归纳为：
1．强音。即假音，多以脑后音拔高。扑面而来，雄浑激越，震人心魄，有慑服力。
2．放音。是指字与腔吞吐收放过程中的声乐技巧。要做到“高音不刺耳，中音不显噪，低音不显浊”。米新洪的行腔既洪亮中不失稳平，起音高亢，挑音快捷，绷得住，落得顺，甩得净，滑得巧，能按剧情角色行腔，声情并茂。演风云武将有武将的威严与粗犷，演台阁文臣则有文臣的柔婉正刚，唱工、道白都能够与角色的性格身份及剧情高度融合，既体现民族戏曲的艺术特色，也使角色真实亲切，生动鲜活。
3．旋律。亦可解为“变化”。净角行腔，稍不注意，容易发展到“炸”。有些演员为了博得部分观众的低俗欣赏，往往以“吼”代替旋律，其结果就“噪”且浮了。这正是行腔音色不纯的具体表现。“吼”音只有秦腔净角才有，其它角色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京剧、豫剧等之净角，其发音都带有须生的音调，听起来比较舒服顺耳。米新洪演唱的净角纠正了秦腔净角许多发音中的弊端，如唱《五台会兄》中之“五台山出了家当了和尚”一句与《铡美案》中包公所唱“王朝传来马汉禀”一句中之“尚”和“禀”均系“吼”音，由米新洪唱出来并不感到生硬和“冒调”，恰恰与乐器相吻合，而旋律自由，清晰流畅。不仅如此，旋律还穿插在他的大段唱词（乱弹）上。如《斩单童》、《赤桑镇》的行腔，有的长达三四十句，经他唱来，旋律悠扬，收舒自如，真是“音为波、气为澜、波澜起伏，滚滚而来”，委婉动人。
四、继承传统，改革创新
中国绘画界曾有“外师造化，心得中源”之说，其意是绝不泥古，要做到创新。绘画如此，戏剧脸谱又何尝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一定的角色勾一定的脸谱，表现出人物性格与美的艺术形象。秦腔脸谱有其独特之处，多年来又受其它剧种的影响，互相借鉴，形成了一定的格式。米新洪勾脸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取得了观众的公认。如《五台会兄》中杨延昭之脸谱，原来以黑色为主调，但黑色较为森严，不太适合该角色的“火爆”性格。米新洪便参照川剧，在黑色上加上粗白线条和黄色色调，额上加一红色围圈，因为白色表现洁净，黄色为凝练，红色表现热烈之情，又富有“佛禅”之意趣，比较适合剧情与人物性格。再如张飞、李逵的脸谱，在原秦腔脸谱的基础上又揉进了京剧的待点，改细线条为大块颜色，简练洁净，清晰美观。
包公的脸谱，以前多采用黑色勾画，色彩太浓而又显得过于深沉。若加上红色，则又显得浮躁，失去稳重、威严之感。米新洪反复琢磨，在黑红两色中考虑，勾出紫红色，然后再用棉球轻轻一撩，显得黑中透红，红中见黑，更能表现出包公精神饱满、落落大方而又威严的性格持征。
过去的秦腔脸谱，大都用细线条勾画，颇为复杂，人们也感到不太习惯。再说细线条勾画的脸谱，只有近距离看得清，如果距离稍远，则模糊不清，主次不分。米新洪改细线条为大块颜色，使人物脸谱丰满而富有变化，洗练而又概括。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米新洪善于借鉴各兄弟剧种的脸谱为己用，从而形成既有京剧落落大方，又不失秦腔古朴粗犷气质、独具一格的风格。
五、艺高不止，名成不息
米新洪先生集表演、脸谱、唱腔、道白、工架之长于一身，堪称戏苑中之表演艺术家。1987年西北五省花脸行当汇集古城西安，举办了探讨、观摩、赏析花脸行腔、工架的研讨会。会上米新洪以《五台会兄》示范汇报献艺，颇得专家、学者、同行之高度赞扬，一致认为他是花脸行当之楷模，被聘为“陕西省秦腔花脸协会主席”，这对米新洪来说，可算是“名成艺就，德高望重”了，但他深知“艺无止境”的道理，依然孜孜不倦，力攀高峰，真是愈演愈慎，越唱越精，像人们赞誉的“艺高而不止，名成而不息”，仍活跃在舞台上。
在生活上一直是洁身自好，他从不因“艺高”而走穴搭班，亦不因“身价高”而丧其志。不论城市乡村，只要是观众要求看他的戏，他都会按时演出，从不失约。往往是刚参加完政协、人大的会议，便又风尘仆仆地赶赴农村演出。有时候代替其他同志演出或当配角，都是一丝不苟。他常说，“救场如救火”、“戏比天大”。所以，为了剧团荣誉，他宁可牺牲自身利益在所不惜。
他就是这样不分昼夜，持之以恒，为人民创造美、无私奉献着美的艺术家。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他对艺术的追求。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他生活的准则。
愿米新洪先生艺术之树常青，艺术之花常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