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里约，罗平国际摄影节，中国，2012年2月

信仰之路，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2011年10月

上帝是巴西人，平遥画中画，2011年9月

遥远的邻居，帕拉缇中心，2011年9月

遥远的邻居，里约摄影节，2011年6月

浪费和财富，中国重庆国际摄影节，2011年4月　

那一个巴西，中国平遥国际摄影节，2010年

在德国及中国出版的诸多书籍：（部分）

《达斯·圭那亚项目》，林克斯出版社，2010年出版（与詹斯·格鲁斯尼合著）《无锡》，中国外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合著）

Unser lebendiger Planet, 斯皮尔汉格出版社/WWF, 2010年出版, (巴西北部如雷纳河国家公园的章节)

自2011年以来，在中国和俄罗斯组织巴西摄影团体展，在巴西组织中国影展

自2010年以来，在中国南京传媒大学进行关于摄影和纪录片的讲座和研习班

自2009年以来，为阿姆斯特丹和班加罗尔的封面故事机构撰稿，配以南美和中国的图文并茂的故事

2008年, 《奥林匹克前的现代中国》报告文学系列刊于德国FOCUS杂志

参与德国电视台的1960年中国首次远征珠峰的纪录片拍摄

影片作品《灵魂之酒》参与北朝鲜国际电影节

自2008年以来，居住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和中国北京。发展了两国文化交流项目，完成了图片展和记录片拍摄工作

自2005年以来，在巴西的研习班和研讨会教授新闻学和新闻报道摄影技术

2004-2008年, 开展死藤水的研究，这是一种亚马逊流域土著居民使用了3000多年的古老萨满教药水；制作了74分钟的关于巴西圣德曼区的纪录片

自1999年以来，独立制作长篇纪录片

1998年,在古巴哈瓦那市圣安东尼奥的电影学校学习纪录片审美学

自1995年以来，为德国电视台执行制作、写作、拍摄、导演及编辑工作

自1991年以来，成为汉堡比尔德伯格机构会员。在澳大利亚参与比尔德伯格项目，在古巴组织比尔德伯格项目

深入的了解了米杉以后发现他的经历非常传奇，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他是拿起相机的一介莽夫，他似乎专门选择很多人不敢尝试的拍摄领域，九十年代米杉曾深入巴西地下搏击俱乐部拍摄，那是一个充满了黑帮争斗、毒品交易以及性买卖的混乱场所，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米衫居然用相机“明目张胆”地记录了那个俱乐部中的方方面面。令人感到后怕的是，在米杉之后有位当时在巴西非常出名的电视摄影师采用偷拍的方式也试图去拍摄那个群体，结果被毒贩发现后砍断手脚火烧身体好几个小时后才慢慢死去。

米杉曾是这样一个勇敢又疯狂的摄影师，自从他偶然来过一次中国以后，就对这个东方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几年他更是把发展的重心放在了中国与巴西的文化交流工作上，同时也选择了更“温和”一些的拍摄题材。

记者：你作为一名德国人为何选择在巴西生活了25年，又是为何选择来中国?

米杉：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在去巴西之前我作为自由摄影师在德国工作了很多年。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为家乡的报纸写文章和拍照。我主要关注的是文化的方面尤其是摇滚音乐。18岁的时候我就狂热的喜欢旅行，去了解外国的文化。在欧洲离德国最远的国家是葡萄牙，于是我就经常去那里，甚至从1983到1984年我还住在那里，在84年底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两条线，一个是当时我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重金属杂志“Metal Hammer”的首席摄影师和记者，另外一个我还在里斯本拍照和写作。

1985年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继续在Metal Hammer的工作以及去巴西为一个杂志工作四年之间做出抉择，后来我还是选择了去巴西，虽然不是很最喜欢的工作，但是至少实现了我游走世界的梦想。接下来的日子在巴西我努力的做起了杂志摄影师和作者，同时还拍一些纪实电影短片。那时的巴西正好经历了社会和经济的剧变，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巴西，在那种热潮下，杂志的图片报道需求非常大，于是我得到为STERN, GEO, National Geographic等国际知名杂志工作的机会，我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赶上了那段报道摄影的“黄金时期”。大量的拍摄任务不仅让我去到南美洲的每一个角落，更让我得到了“来自德国的印第安纳·琼斯”这样的名声。因为我去到并拍摄了很多高危险性的摄影题材，比如：地下搏击俱乐部、巴西边境的毒品交易、淘金以及热带雨林里的飞行员等等。总之那段时间真是很危险，我曾从炸弹爆炸以及疟疾事件中死里逃生，还被抓进过警察局，但是不管怎样，我非常享受那段时间。

接下来，数码相机和网络的普及把事情改变了，报道摄影杂志开始丢失读者群，年轻人可以很方便的获得很高级的数码相机并且通过网络免费的传播作品。愿意为专业报道摄影师付钱的人越来越少了。

在巴西的情况变得更糟，巴西不像九十年代末预期的那样发展迅猛，于是世界对巴西的关注也减少了，其实整个南美洲都是同样的情况。社会开始变得停滞不动。

后来我发现世界的目光转向了中国，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第一次来中国只是巧合，但是深深的被中国的发展速度打动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给机会每一个人都提供了机会，于是我决定来中国寻找我第二次发展的机会。

在中国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对老人的尊重，如果你已经50岁了，那么你在美国或者欧洲国家很难找到工作的机会，但是在亚洲情况很不一样，人们会很尊敬的称老人为老师，这让人感觉很好。总的来说来中国发展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

记者：你觉得中国和巴西有很多相似之处，你觉得主要相似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米杉：巴西和中国都是飞速发展中的国家，他们都是有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经济潜力。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发展的速度都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

中国的这段时间发展的非常迅猛，巴西在过去的十年中，经济的起落伴随着高通货膨胀，腐败丑闻以及一些城市农村的暴力事件。

Lula政府使用了很多方式来保持稳定，申请举办世界杯和奥运会给巴西人带来新的乐观前景，我们都看到中国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家对于中国的印象。我们希望这个也能给巴西里约热内卢带来同样的效果。

巴西人因为友善和热情而出名，全世界90%的人想到巴西会先想到狂欢节和足球。巴西人很少会为明天担忧。中国人则有完全不同的历史，5000年的历史尤其在过去61年里新中国给大家带来了可以看到的变化。中国社会比起遥远的邻居巴西来说有更多的规矩，总的来说中国的孩子学习更努力，成年人工作也更努力，这使得中国成为富裕的“邻居”。

记者：你为何一直执着于纪实摄影?

米杉：我喜欢呈现人在他的生活环境中的照片，在那里他们工作、享受生活或是忍受生活的艰难。我不喜欢去创造虚假的人工生活环境。生活本身已经足够疯狂、有趣或是悲伤了，你不用人为的再去创造什么了。这是我和中国摄影师王福春很相似的地方我们更多的关注弱势群体、失败者或是生活在边缘的人们。

记者：中国和巴西有相似的经济发展状况，那么在艺术上的发展也是如此相似吗?

米杉：艺术市场的昌盛和健康发展和公众教育以及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人们要有钱去消费艺术品，这个情况在巴西的两个大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比较普遍，这个和中国的北京上海的情况也类似。

我在巴西曾经曾经参加过一些双年展甚至也收藏有一些巴西艺术家的画作。有些巴西艺术家在日本或是欧美市场上有些短暂的成名，但是没有像中国这样的艺术市场的的“大爆发”。

我曾经在北京的798艺术区住过一段时间，眼看着不停有新的画廊开张，同时又有很多的画廊倒闭或是转业，很多画廊老板抱怨艺术市场的突变，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艺术市场规模还是比巴西要大很多。

记者：你拍的《遥远的邻居》这个项目是基于什么样的初衷开始拍摄的呢?

米杉：2005年我刚刚结束第一次在中国的旅行，回到巴西后听到总统Lula说“中国和巴西非常的相似”。我那次去中国是因为在云南省会昆明的一个三天的拍摄合同，老实说那时我完全没有兴趣了解中国，因为在那时西方国家有很多关于中国人的偏见。但是那次短暂的造访完全改变了我对中国的印象，昆明是个疯狂建设的城市，到处都有高楼大厦和商业中心在一夜之间盖起来。要知道昆明并不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但是我真的对昆明的生活节奏同时也对昆明人开放的胸怀和对事物的好奇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次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我听到Lula总统说中国和巴西虽然离得很远但是很相似，我在心里说他也许是对的但也许完全错了。

我后来决定自己去搞清楚真相，于是分别在里约热内卢和中国的北京学习普通话，这让我更加的渴望去了解中国的一切。在09年的时候我参加了平遥摄影节，也是从那时起我不仅仅学习汉语也开始了我《遥远的邻居》的拍摄，主要是为了从中去寻找中国和巴西的相似之处。这个项目的还要感谢中国策展人王瑞，是他鼓励我把这个项目拿出来展出，而我不是那么自信觉得这样不可行。可是事后证明那个展览在平遥现场反响还是不错的。

后来我把《遥远的邻居》系列又进行了拓展，我把拍摄对象扩展到中国和巴西的垃圾回收站，因为对于两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垃圾处理都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话题。在这个拓展的系列中，我不仅仅只拍肖像还拍了很多垃圾的细节还有以接片的方式展现回收站的全景。从一些垃圾的细节中你可以“读”出来两国的不同之处。这个系列我还在继续拍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