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8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水利部防洪司荐任、简任技正。

1948年　秋任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洞庭湖工程处处长，兼湖南省南岳水力发电程处处长。

1949—1950年　任湖南省水利局四水组主任工程师。

1950—1955年　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规划司灌溉科科长，灌溉总局、京勘测设计院灌溉室主任。

1955—1959年　任水利部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土壤改良研究所副所长。

1959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所长，兼任北京农业械化学院农田水利系(今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水利工程系)系主任。

1972—1973年　调任河南省新乡地区水利局总工程师。

1974年　回农田灌溉研究所复职。

1980年　退出领导岗位，从事著书立说。

1987年　退休，1991年改为离休。

2009年3月11日，因病在四川成都逝世。

幼年

粟宗嵩，1910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县杉木桥乡一世代耕读之家。祖父是石第秀才，伯父外出求新学，父为自耕农。8岁时，父携长兄宗华去江苏奔伯父谋生，次年他随继母离乡就父。限于经济条件，长兄优先就学，他的学业则断断续续进行，用4年时间修完7年的小学学业，4年学完中学6年课程。1929年考人浙江大学工学院，该校纪律严、教学质量高，以“求是”为校训，使他受到较好的德智体教育，并培养了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务实学风。大学期间，他充分利用学校图书多的条件，多读多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且学习方法科学，学习成绩优异。“九·一八”事变后，浙江大学工学院是杭州学运中心，他积极参加学校学生会组织的活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实习工程员

1934年大学毕业后，考入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任实习工程员，以此奠定了他一生从事水利工作的基础。到职后分管江汉河防及导淮的技术复核，在工作中，他通读当时各家水利论著，浏览水利古籍，丰富自己的水利基本知识。1935年参加汉江张公堤姑嫂段坍坡抢险和汉水洪水调查，认为防洪不能单靠堤防，要上控来水，下畅出流，反对单纯水来土埋的观点。他从水利前辈汪胡桢、郑肇经处学到“博学而后可多能”、“读书切戒食而不化”这些哲理，并奉为终身的座右铭。

农田水利专业出国实习生

1936年考上全国经济委员会农田水利专业出国实习生，同年赴越南、埃及进修。在越南他从兴建中的红河戴坝分洪枢纽和河东、北宁灌溉工程，学习法国在热带湿润地区的防洪、除洪、排水、灌溉的规划设计经验以及红河、湄公河的河口治理。1937年去埃及，从正在兴建的尼罗河三角洲水利枢纽（Detta Bar－rage）、阿修特大闸（Assuit Barage）和老阿斯旺水库大坝（As－Wan Dam）改建工程的技术审查和施工中学习干旱地带农田灌溉。1939年考察埃（及）—苏（丹）两国尼罗河流域开发经验，因他勤奋好学，不怕苦，不怕累，有股牛劲，颇受导师赞誉。当年秋，鉴于国内抗日战争已全面展开，粟宗嵩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遂放弃赴美深造机会，毅然回国。

参加工作

1940年，粟宗嵩从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来到广东曲江，先后担任建设厅农林局技正、农田水利工程处设计科科长，以及湖南南岳省立农专水利系主任，兼省工专水利系教授。1944年春调任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员会驻粤桂湘区农田水利视察工程师。在此期间，由于日寇发动湘桂战争，视察区沦陷，不能开展工作，遂转移至湘西辰溪，承担湖南大学水利系三、四年级水利工程课的讲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水利部防洪司技正，常在外执勤继续协助珠江复堤、开发水电及江汉复堤防洪工作。1948年秋调任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洞庭湖工程处处长，兼南岳水力发电工程处处长。原拟整理湖堤和研拟大通湖垦区计划，由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面临总崩溃形势，未能付诸实施。

治水事业

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粟宗嵩参加革命工作，投身人民治水事业。1950年调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担任灌溉科长、灌溉总局设计室主任、北京勘测设计院灌溉室主任，负责从技术上审核各地报部的农田水利工程项目，保证了新建和改建工程的规划设计质量。1956年调到水利部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负责筹建水利土壤改良研究所，任副所长；1959年春在该所分出一半人员的基础上组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自此粟宗嵩一直在农田灌溉研究所，历任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间曾一度参加筹建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田水利系，并兼任系主任，为新中国农田灌溉科学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1962年他参加国家科委制定《1963—1972年科学技发展规划》，担任农田灌溉、防盐等学组的副组长，力主建立国自己的农田灌溉科技体制。他十分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并协助当地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先后五次赴新疆，两次赴江支援当地农垦水利规划设计，勘定宁夏青铜峡和内蒙古治区巴盟三盛公两处引黄工程，参加三门峡一河口段黄河察，从治田角度参加治黄学术讨论，协助改进人民胜利渠设，参加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勘查工作。正当他这些工作设想付诸实施时，“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研究所也被层层下放，使科研工作陷于停顿。尽管如此，也动摇不了他对事业执著的追求。1972年他一度调任新乡地区水利局总工程师。1974年回农田灌溉研究所复职后，一方面积极组织恢复和开展全所的科研工作，同时为恢复研究所的归属到处奔波，终于得到河南省领导的支持和同意，改为河南省农田水利科学研究所。1978年随着中国农业科学院建制恢复，农田灌溉研究所得以渡过难关正式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家农委的关注下，该所归农业、水利两部共管，为研究所后来发展奠定了基础。1978年粟宗嵩获全国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并被水利部评为优秀水利科技工作者，1985年和1987年分别获中国水利学会和河南省科委从事水利工作五十年荣誉奖，1987年浙江大学建校90周年校庆，被授予荣誉校友。

成就及荣誉

1980年，为了有利于研究所的发展，给中年专家成长创造条件，粟宗嵩辞去农田灌溉研究所所长职务，致力于著书立说，先后著有《农业水文学》、《灌溉原理与应用》，并翻译《排水治理与应用》1－4卷，为农田灌溉事业的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自1959年以来，粟宗嵩先后受聘为农业部农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中国分会副主席（1982年）；中国水利学会理事、名誉理事，中国水利学会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水利史研究会技术顾问、名誉理事；河南省水利学会副理事长、荣誉理事；新乡市水利学会名誉会长。1985年1月，粟宗嵩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治水业绩　

1939年粟宗嵩回国后，在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水利司任职，分管大后方农田水利工程的技术审校，逐步熟悉大后方农田水利情况。次年应聘到广东省战时首府曲江开创抗旱灌溉工程建设，后任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粤桂湘区农田水利视察工程师。抗战时期缺乏技术力量、基本资料和工程材料，他在广东土法上马，以山塘水坝、小型工程引路，协同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局兴建了粤北第一批现代农田灌溉工程和发电、碾米两用的20KW小型水力发电示范工程，在东江建成蕉岭3000亩示范灌溉区，从而赢得各方信任。编写《山塘水坝建筑须知》及标准设计，培养技术骨干，以指导群众兴建工程，工作局面逐渐打开，为广东后来发展农田灌溉打下基础。

1948年，湖北沙市荆江防讯告急，他随南京国民政府水利部防洪司司长吴又新由南京飞抵武汉，在江汉工程局商定，由他在现场全权处理。他会同江汉工程局、湖北省建设厅有关人员亲临现场，分析水情，制定以沙包压民船作排水坝等护堤防汛方案，并一一分工落实。回程途中勘察洞庭湖的水情，以备临时分洪。由于他判断无误，汛期安全度过，人们佩服他的胆略。1949年他在洞庭湖工程处处长任期内，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蒋管区土崩瓦解，一片混乱，粟宗嵩将各地被遣散来到长沙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收容于洞庭湖工程处，使这批人员免于流散。

为发展边疆农垦事业大胆开拓　1953年秋，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邀请，水利部派粟宗嵩、范海坡会同西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有关人员赴新疆石河子垦区协助审定垦区水利工程规划设计。首先，他组织兵团和自治区林业厅的同志对玛纳斯河和奎屯河区间的垦区从深山到平原进行农、林、水、土、沙漠多学科复查，并会同自治区水利厅对原玛—奎军垦工程规划设计作补充研究，在已定建场的基础上，因地、因土、因水制宜，建立粮食、粮棉、甜菜、粮果、农牧结合，面积15—20万亩的机械化农场。从水资源规划人手，充分发挥洪积冲积扇地下水库的作用，反调节扇上灌区灌溉余水补给地下水，截引扇缘泉水建泉水灌溉，在泉水灌区下游古河间洼地建大、中、小平原水库群和玛纳斯河石河子水库，调节非灌溉季节泉、河余水。在玛纳斯河红山嘴建引水枢纽引出东岸总干渠，在库群下游分出西岸大干渠，以玛纳斯河为中枢，跨8条河流，划分玛纳斯、安集海、金沟河、奎屯河4个亚区系统，组成一个跨流域灌溉系统，设计灌溉面积700多万亩。因当时缺乏现代建材，决定先分别采用卵石工程、木闸、草闸应急，逐步更新。1954年7月，中央和西北水利部领导陪同苏联专家赴石河子现场视察时，苏联专家对上述规划设计方案中的平原水库提出异议。粟宗嵩据理力争，反复论证，经过重点复查，终于获得通过，并在兵团精心经营下，建成国内外第一例地表水、地下水和水库联合运用的大型农垦灌区。玛纳斯垦区300万亩成为兵团灌溉农业中心。

1960年，他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赴新疆农垦科学考察团副团长，对各大垦区进行综合考察，提出建议。1961年又任专家组组长（成员有：徐叔华、张锦熙、林世皋）去新疆垦区落实上次考察建议，并到伊宁市各农场进行考察，协助解答一些技术问题。对玛纳斯垦区提出改变计划用水，根据条田之间档案资料逐块鉴定其肥力，按肥力水平提出计划产量，按产量配肥、配水，以水换粮，按用水量要产量和定交粮食任务，以农场为单元层层承包到连队，按每个农场核定水量发给水票，根据呈报用水计划凭票领水，供水不适时适量造成的减产损失，由灌溉管理处赔产，用水超量，按超额水量递增上交粮食任务，节余的水量归节水部门调用。后经玛纳斯灌溉管理处采纳，推广应用，收到了既防止大水漫灌、节约用水，又控制土壤盐碱化之效。对盐害严重的30团农场，协助制定整治灌排系统，扩种首蓿取代深沟排水的方案亦为该团所采纳。1965年他又带领葛荫萱、罗远培、林汝舟等赴兵团协助垦区研究井灌井排问题。在乌鲁木齐农六师垦区，他根据当地水资源组成和已有水利设施提出：在扇上建井灌区，在非灌溉期送水人下游猛进水库，建成上井下渠，以井补渠国内第二例地下水、地表水联合运用系统，以延长少数井的开机时间来减少增加井数的投资。还协助30团农场在场部重盐碱地点建立52000亩的井排试点。在各方协作下，粟宗嵩前后历时13年完成了他为开拓新疆垦区提出的上述设想。

为发展农田灌溉学科努力探索　

农田灌溉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1955年水利部着手筹建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时，粟宗嵩被任命负责筹建该院水利土壤改良研究所，任副所长，1959年春在该所分出一半人员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在确定该所研究方向任务时，他不赞同把灌溉科研局限于田间的灌排微观领域，更不同意简化为农业“八字宪法”中“水”的栽培技术，割断农田灌溉微观用水与宏观治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现代化的农田灌溉，应是流域系统一灌区建设－田间灌溉一体化，以灌区灌排工程设计为中枢，上承流域梯级开发之先，下启田间科学用水之后。科研工作的中心任务在阐明流域规划的原则，明确灌区灌排布局设计的原理，落实田间灌排的综合技术。他在组织领导有关科研活动中，重视发挥专题的积极作用，发动大家研究田间用水之法，而自己承担研究灌区工程建设的法则，重点针对北方的灌溉问题进行探索和开展研究。

华北平原是k 国三大平原中最大的，自古以来，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和政治经济中心，属季风气候条件，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水情多变不稳，洪、涝、旱、碱灾害频繁多变，他认为在这一地区发展灌溉，要从农田水利的宏观上处理好引、蓄、灌、排之间的关系，旱涝碱咸（地下咸水）沙联防，三水（雨水、地表水、地下水）并举，地表水、地下水统一治理、联合运用，控制不好地下水，就用不好地表水。为此，除组织科技人员在山东等地引黄灌区和河北石津渠、天津清河农场布设基点开展研究外，他还选择位于太行山前洪积扇前缘永定河故道、重涝盐碱地的北京通惠渠永乐店地区，建立16万亩综合治理试区，并亲自参加试验工作。针对该地区封闭洼地不能自流排泄内水、雨季沿凤河一带涝害严重、且土壤含盐量高等特点，引用他在新疆玛纳斯经验，计划在古河道带建井灌区、河间地建渠灌区，井渠灌区相邻相间，井为渠灌区降地下水，渠为井补源，浅密沟除涝洗盐，电排除涝排盐，用古河道作地下水库，调节井一渠灌区间的地下积水，以治理地下水来取代地面排水防盐，而地面排水主要起除涝排洪的作用。同时发展护田林，建水旱轮作区，制定治水治碱、改土、改种、耕作等配套规划。1965年研究所迁至新乡，此方案交由地方来实施，于1967年基本完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农业技术改革。经多年经营，这一地区已成为北京郊区稳产高产农田区。

把灌溉水资源的调度作为治水的核心和根本。为保证有水可用，他提出应把灌溉水资源的调度作为治水的核心和根本，在流域开发中因大规模发展灌溉破坏了原自然水之大、小循环，可通过合理灌溉协调三水相互转化，建立更有利于保养水源的新水之循环，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在华北平原易涝、易碱干旱地区，应以井灌为基础，井保稳产，井以灌带排，井排防盐，明沟除涝，引渠补源。在实践中，他总结出，以地下水下降漏斗发展土壤水库和地下水库的井、渠、沟、库联合运用的河南温县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对源出太行山的山水河在多水季节，以引洪灌补给扇下地下水，建立扇上地下水库，枯水期井灌，将地表水送到下游渠灌，建立上下游井渠结合的灌溉模式，目的在于充分合理利用当地灌溉水资源。1962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为华北平原发展农业生产‘除四害’》一文，文中指出：“华北平原要洪涝旱碱统一治理，灌溉首先要用好当地径流，井渠并举，兼防沙害。”基于地表水、地下水统一治理的设想，于1973年，他协助河北地质研究所在衡水张宜子开展深层地下水的深井回灌工作，1975年协助河北地理研究所在这一地区建成第一座南宫清凉江地下水库，年可供水量3000—4000万立方米。1976年协助安阳地区在已形成地下水下降漏斗的清丰、南乐井灌区建地下水库，主要以濮阳金堤河水和引黄灌区的退、排水自流补源，用安阳河水换出卫河水提水补源，以及用马颊河拦蓄的600万立方米涝水组成回灌水源。因受当时当地条件和资金所限，未全付诸实施。

较早提出管好用好灌溉水　

鉴于中国北方地区水资源天赋不足，随着这一地区工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如何调度用水大户－农业用水，是这一地区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他提出在中国的农田灌溉用水，应面向水情时－空分布不稳多变、旱涝频繁的特点，因雨制宜，看水办事，把灌溉农业建立在田间充分用好有效降水、蓄积降水所形成的泾流（地表水、地下水），补有效降水之不足。提高三水（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在相互转化中开源节流，在开源中节约水资源，从而在流域开发中建设水资源，他把这称为水源工程建设。就用水而言，在同一灌区内，可有不同保证率和不同灌溉定额的灌溉面积和作物，在同一流域内，也可有不同保证率的灌区，允许灌溉效益可随不同水文年水情变化而浮动于允许的上下限内，并逐步缩小浮动幅度，提高稳产程度。同时，大力减少输水过程中的水耗，推广省水增产的先进灌水技术，在地多水少的自然条件下，不单纯追求小面积的丰产灌溉，而是求大面积均衡增产经济效益，采用节水灌溉技术以扩大灌溉面积，获最高总产，以提高总用水量的总效益。他的这些学术观点不仅对指导水资源紧缺地区的灌溉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把中国农田灌溉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粟宗嵩在从事农田灌溉科学研究中，十分重视探索宏观调控，常不惜冒风险探索新路。除在上述诸方面有其独自的学术见解外，他还认为当代水利建设已进入环境水利，农业已进入生态农业时代。农田灌溉基本原理应上升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结合，从自然科学角度，应理顺水—土植—气系统的关系，不违自然规律；从社会科学角度，应理顺人土—水系统的关系，即人口不超过土地负载能力，也不超过水的负载能力。农田灌溉要以水为中枢，发挥当地土气环境条件下水—植的积极作用，兴利防害，在科学治水、管水、用水的基础上，建立稳定长效灌溉农业。人—土—水关系是左右中国水利建设大局的最大经济问题，从而把水从过去供水服务者的地位提到国家经济建设决策地位。80年代初，他与施成熙教授共同主编《农业水文学》，泛论了中国水—气、水—地等关系，是填补中国水文学中这一空白的第一部专著。

为新乡地区水利建设出谋献策　

1972年他调任新乡地区水利局总工程师，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山区引水上山问题，并提出辉县峪河工程的修改计划，启用漏水库，改一河开发为跨流域联合开发，把全县置于一个统一的水利网内。实施计划在峪河平甸利用落差265m的瀑布建一级电站，装机1万kw，下游建宝泉水库二级站。一级站尾水用西干渠东引，高水高用，开峪河灌区，退水入石门河上游水库，引出东干渠，把沿渠各库区连接起来，组成群库汇流灌区，保留区内原有的柏石头、柿园等库区漏水的小型水库和坑塘，以补源下游平流地下水，发展井灌。二级站退水石门河下游漏水库，建库下井灌区。从而由山上到山麓把库灌－河灌－泉灌沿山走向联成片，形成峪河梯级开发、以灌为主、灌电结合、电灌能源自给、控灌50万亩的跨流域系统，可降低供水保证率，扩大宝泉水库库容，向低频率出现的洪水要水，补久旱之不足，延长跨年调节的周期。这种模式在北方地区为第一例。他还认为在缺水地区要见水就争，哪怕花较大代价，在可能条件下，就地筹水比远地借水好。用水犹如用兵，要用得其地，用得其时，用得其量。切记水可载舟，水也可覆舟。农田用水受害有限，而长期大水漫灌，则可造成土壤沼泽化、盐碱化和破坏土壤结构等不易或难以挽救之灾，为当地水利建设规划，提供了大胆的设想。他还巧用水泥灌浆法，修补好多年漏水严重的愚公渡槽，而因受到好评。

为发展中国的农田灌溉科研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为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使农田灌溉科研迎头赶上国外发展水平，1955年他参加了水利部组派的中苏水利考察团赴苏考察灌溉试验机构的设置和布局、研究的内容、试验的技术装备以及学科的发展水平，并以新乡引黄人民胜利渠为基地，开展小麦灌溉、地面灌水技术、灌溉管理、防止灌区土壤盐碱化等方面的试验研究，从而拉开了中国农田灌溉排水科研的序幕。1959年3月，遵照国务院的批示，他带领20多名科技人员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负责筹建农田灌溉研究所，一切从头开始。坚持科研面向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带动学科的发展，又以学科促生产。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室内研究与室外研究相结合。在南方稻区开展水稻灌溉试验，首次提出水稻水层－湿间晒田的灌溉制度，被纳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丁颖主编的《中国水稻栽培学》（1960），并在稻区推广，据国外信息还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得到推广。对北方冬小麦合理灌溉问题安排了较长期的研究，为80年代以来北方地区开展冬小麦节水灌溉制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60年代初，针对华北平原灌区盐碱化问题，组织力量在山东、河南等地开展引黄灌区排水防盐的研究，并在国内较早提出粉砂壤土易盐碱化的物理性及粘土隔层的影响和相应对策。积极支持在研究工作中采用先进技术，在国内首先利用同位素示踪研究土壤水盐运动规律，提出地下水位临界深度三条线及盐分运动对生产的作用。正当研究所各项试验工作向纵深开展，试验条件建设初具规模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科研工作停顿，他随之也靠边站，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1974年从新乡地区水利局调回研究所，在抓好研究所科研工作部署的同时，为解决研究所的归属问题他不辞辛劳，到处奔波，为研究所建制和科研队伍的保留及后来的发展作出一份贡献。

作为所长，他待人宽厚，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提携后人，对科研骨干他大胆放手使用，对年轻科技人员则鼓励他们勇挑重担，在工作中边干边学，不断充实自己。他勤奋好学，治学严谨，他的文稿、文章等都是自己动手撰写，对送交他审查的研究报告等，均亲自审阅批改，力求准确。他还十分重视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论，但不盲从。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他宁肯受人责骂，也不愿受天罚，他清正廉洁，生活俭朴，深受同行和同志们的敬佩和爱戴。他退出研究所领导岗位后，仍时刻关心着我国农田灌溉科研的发展，忘我地从事著述等科研活动。围绕流域开发中的灌溉农业水文、灌溉与地貌、灌溉与环境、灌溉与水资源、发展灌溉农业的基本原理、黄淮海平原和西北地区的灌溉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其学术见解大都归纳于他的著作和论文中。鉴于我国农田灌溉排水科学基础还很薄弱，而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外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均有了新进展，为从水土－植－气系统来探索研究灌溉原理提供借鉴，他以极大的热情，用自己的工资节余，邀请一些专家教授于1982—1984年间共同翻译出国际垦殖和土壤研究所出版的《排水原理和应用》四卷，合作编成《农业水文学》一卷。1985—1988年又与一些学者、专家合作，编辑出版《农用灌溉原理与应用》一卷。他的这些活动对于促进我国农田灌溉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此期间，他还积极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亲自撰写论文。1987年他参加在长沙召开的“洞庭湖治理研讨会”，他在《荆江两湖水利害问题浅析》的论文中明确指出，应全面调整湖－江水关系，建立新的江一湖水利体系。即改造、提高荆江行洪能力，逐步改变借湖行水的现状；洞庭湖独立于荆江、四水之外，又联系于荆江、四水；北岸开荆北减河分泄葛洲坝上游高洪峰入江汉补源，换出丹江口较多水量北调；南岸导澧水直接人长江，减轻洞庭湖行洪负担，兼作南岸减河，从而构成以荆江为中轴的治荆系统。此项建议被会议所接受，纳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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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粟宗嵩．国外近代治水教训及从中得到的启示．灌溉科技，1974（1、2）．

7、粟宗嵩．国外农业概况．第19章农田灌溉排水．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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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粟宗嵩，姜伟．国外灌溉排水研究现状．世界农业，1981（9）：48—51

12、粟宗嵩．简论喷滴渗灌支管的水力坡度分析．水利学报，1981（6）：1－8

13、粟宗嵩．土壤水动力学理论及其在灌水技术中的应用．水利学报，198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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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粟宗嵩，姜伟．论国外近代治水的教训．世界农业，1980（12）：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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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粟宗嵩．读《中国水利史稿》上册“论先秦时期的水利理论与水利工程技术”．灌溉排水，1993，1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