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起，塞西尔一家就居住在哈特菲尔德，生活豪华，但并不出众，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勋爵于1830年2月3日生于哈特菲尔德，是第三代侯爵和他的夫人弗朗西斯·玛丽·盖斯科因之子。15岁时离开了曾使他受尽欺辱的伊顿公学，到一定是时候他又进入克赖斯特彻奇学院，数学成绩名列第四，他在澳大利亚呆了两年，回国后当选为代表斯坦福德的下议院议员。大家公认他是一个有不寻常的刻薄口才的人。1857年，他与一位法官的女儿乔治亚娜·奥尔的森结婚。由于他的父亲这桩婚姻对年轻的塞西尔不够理想，所以，他们在菲茨罗伊广场的生活相当简朴，但是却非常幸福。他为《季刊》和《星期六评论》著文评述外交政策以增加收入。那时是自由党人执政，他批评自由党的文章引起了政界的注意。

他是无党派人士，但总的来说，持保守党的主张。他投票反对让犹太人进入议会，反对取消升大学的宗教考试。另一方面，他认为伦敦的济贫局对贫苦人太苛刻。他抗议格拉斯顿企图给予慈善事业的资助征收所得税。他撰写论述外交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笔锋犀利，深思熟虑。例如，他争辩说，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向普鲁士提出挑战，后来又退让；要求丹麦人放弃强硬的主张，然而有没有帮助他们——这种政策是对荣誉和忠诚的犯罪。

他参加了德比伯爵的内阁，担任印度事务部大臣（1866年）。可是，1867年又因拟议中的议会选举修正法案而辞职。一年以后，他继承了家父的爵位和在上院的席位。1874年，他又在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政府中担任印度事务部大臣，尽管他曾说：“再次与此人供职，前景是一场恶梦。”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后来，他在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中为此辩解道：“每一个英国人，每一个英国政党的职责，就是要诚恳地接受政治失败，并尽力确保他们所被迫服从的那些原则获得成功。”

不久，他就被迫屈服于迪斯累利的魅力，就像迪斯累利被迫屈服于他的能力一样。同时，他在哈特菲尔德为自己的事业建立了一个实验室，除其他爱好外，他献身于摄影事业。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说，“他走出在哈特菲尔德那个该死的实验室，就从来没有愉快过。”他被推举为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并用拉丁语对授予他这一荣誉的代表答谢。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季刊上。他极力劝说英国在普法战争后阻止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他写到：“一块割让的领土会成为千古难忘的耻辱。”

当迪斯累利首相要女王当印度女皇时，他衷心拥护。这时，奥斯曼帝国的力量日益衰弱，然而，土耳其犯下的暴行却在增加。索尔兹伯里被派往伊斯坦布尔任高级专员，他在那里没有得到英国侨民的信任，却与俄国大使交上了朋友。他曾见过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此人除了其他怪癖外，还拒绝阅读任何用墨水写成的东西。由于他怕火，不允许在他的整个宫殿里点上一支蜡烛。即使索尔兹伯里当初想过要从这里带回一项国际解决方案，他也很快幻灭了。

他回国后发现内阁热情欢迎他；他们知道他所担负的使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他干得还不错。此时，俄国军队正在巴尔干和高加索向南推进。到1878年春，俄国军队已驻扎在君士坦丁堡郊区。土耳其苏丹呼吁英国进行调解，迪斯累利派遣一支英国舰队监视俄国军队；鲸鱼和大象——俾斯麦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已处于相互攻击距离之内。下院通过表决，决定拨款600万英镑进行军事准备；德比勋爵十五世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索尔兹伯里接替了他。

他做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草拟一封发给欧洲五强的通函，提出一项解决包括“东方问题”在内的一切争端的基本方案；不能让俄国人独占和平的缔造者；俄土之间的任何条约必须死一项欧洲条约。通函在索尔兹伯里就任外交大臣之前就发出了，这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文件。他是迪斯累利在柏林会议期间的得力助手，官方的庆祝活动使他厌烦（“那位讨厌的公主要我去波茨坦共进午餐”），他专程去德累斯顿，在一个英国圣公会教堂做礼拜作为消遣。在他们一道胜利归来后，索尔兹伯里和他的上司一道被授予嘉德勋章，他勉强接受了它。可是，他坚持认为，在柏林期间最愉快的事是能到到一次机会，与物理学家赫尔曼·赫姆霍尔兹讨论电磁学。至于谈判的结果，他说：“欧洲宁静了几个月，观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恢复常态的有趣过程。”

1881年迪斯累利去世后，索尔兹伯里接替他在内阁中成为保守党的领袖，四年后，格莱斯顿被击败，维多利亚女王招他组阁。当敕令从巴尔莫勒堡发来时，他正在和特菲尔德，正在他的实验室里搞实验。他立即动身去伦敦，赶上了去英格兰的夜班车。他愿意——但并不急切——担任此职。在担任首相期间，无论是哪一次，他从未在唐宁街十号居住过。他不是在外交部，在哈特菲尔德办公，就是在阿林顿街他的伦敦寓所里工作。他以对君主应有的忠诚以及对一位对人和世界事务具有长期、广泛阅历的女性应有的尊重来对待女王。

他决心在担任首相是继续兼任外交大臣，他的内阁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政府失败后，他回到哈特菲尔德的实验室里，恢复中断的实验。但是不久，他在1886年，再度出任首相，并重返外交部。

在以后的六年里，索尔兹伯里这位谨慎的帝国主义者在非洲得到三个殖民地，另外还有婆罗洲。他用赫尔戈兰岛换得桑给巴尔岛，与葡萄牙进行艰巨谈判的结果是，为英国获得了后来被称为罗得西亚的领地，其首府命名为索尔兹伯里。他在1892年的竞选中失败。尽管在下院中保守党议员比自由党多几倍。但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使形式变得有力于格莱斯顿。索尔兹伯里退休。他来到他所喜欢的迪埃普附近的一所别墅中，或是驻在他的先辈在哈特菲尔德的宅邸中。在那里，他可以高枕无忧，骑自行车，可以修身养性，考虑和准备关于科学题目的演讲；他于1894年担任英国学术协会主席。

他对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法案”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项法案在上院遭到否决；1895年，自由党人在普选中被击败。维多利亚女王很乐意让索尔兹伯里再度担任他的宰相，以接替“那个可怕的老头子。”——格莱斯顿。现在，索尔兹伯里在议会中拥有多数。他有约瑟夫·张伯伦这位精明强干的殖民大臣；他的侄子亚瑟·巴尔福是下院议长。他本人再度兼任外交大臣，就像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负责指导方针政策，处理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例如，于美国的委内瑞拉债务危机，与法国的法绍达冲突。

他设想出的那种“欧洲协作”是旨在保护处在土耳其暴政之下的基督徒的利益的外交工具。这些基督徒急需得到保护，伊斯坦布尔发生了屠杀数千名亚美尼亚人的事件，而当时土耳其警察却袖手旁观，这说明了保护基督徒的迫切性。但是，索尔兹伯里勋爵不相信骂街政策——针对这些争议他无所作为。他的彻底实事求是的务实政策自然是有得有失。因而，他被迫允许俄国人在旅顺口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他的同事们十分有理由将此事看作是一场灾难。但是，那时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正在前往喀土穆和法绍达的途中，存在着与法国发生战争的严重危险。他解释道：“我现不能与俄国发生争吵。”

到1899年，他的记忆力在衰退，尽管他的智慧还是那样敏捷。“我想，我应该开始打桥牌，”他说。“这样就能遇见德文郡公爵（他的一位大臣）。他的视力也似乎在下降了。当威尔士亲王（以后的爱德华七世）递给他一张名片时，他盯着看了一会儿说道：“可怜的老布勒。”

他满脸络腮胡子，是位肥胖的年迈绅士，记忆力很差，但他在内阁和国内的威望始终很高。他允许张伯伦拥有广泛的自由来制定英国对南非的政策。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后，英国在军事上的无准备状况暴露了出来，以至于不得不彻底更换了战场上的指挥员。索尔兹伯里在整个战争和欧洲大陆爆发的反英运动中始终保持着对他的副手们的信赖。1900年11月，这位年迈的绅士将外交部的大权交给了兰斯多恩侯爵。

大约那个时期，工党势力逐渐抬头，他对工党的某些目标是赞同的；他支持工会和罢工权；他曾反对义务教育。但是，当他成为法律后，他坚持主张义务教育应该免费；他支持改善对穷人的法律，鼓励城市企业——这一切他完全支持。可是，他不喜欢出现一个新的、独立的政党，他嫌恶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是以国家官僚制度来取代家庭这个单位。

在1900年9月的“卡其选角”中（利用紧张局势而得到多数人投票的政略选举），是张伯伦，而不是索尔兹伯里，成为保守党的中心人物。政府以134票的压倒多数取胜。索尔兹伯里继续任职，尽管他已年迈体衰。他这样做，其原因是，被他看作是位朋友的女王也正走向她统治的末日。他在爱德华七世登基之前就退休了，到欧洲大陆做最后一次度假。1903年8月22日，他在哈特菲尔德一个小教堂做最后一次早礼拜时去世，终年73岁。他被安葬在哈特菲尔德教堂墓地他夫人的墓旁。

他任首相13年10个月之久，意义更重大的是他一生中真正的使命，那就是他11年半时间里一直兼任外交大臣，只有一次短暂的间隔。继迪斯累利的才华和格莱斯顿的机敏之后，这位贵族政治家，也有某些不被人知晓和不可理解的气质。除了基督教信条外，他不相信任何理论。他讨厌蛊惑人心的政客，不信任专家。“你要是相信医生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是符合卫生条件的；你要是相信神学家，那么，就没有什么是清白无辜的；你要是相信士兵，那么，就没有什么是安全的。他们都需要在他们的烈酒里渗进大量淡而无味的常设，以使之稀释。”他给政治带来的——这也足也说明他能控制自动的党和时代的原因——是对性格的尊重。肤浅、虚夸、小聪明引起他极大的厌恶。他的最尖刻的评价就是对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评价：“他是个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