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哀

紫式部认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并非束之高阁的摆设、无病呻吟的产物，应给人以感染，使人“动心”，是作家有感而发、对“世间的真人真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写作”的结果。

紫式部在《源氏物语》女性应当如何自处，并持一种与日本传统审美与道德观念相一致的观点，即“物哀”观。根据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感知物哀首先要懂得“物之心”，应该是在通晓事实，了解人生的过程中，不断体会世事变迁，万物更迭；是一种纯粹的纤细的无处不在的性灵体验。可以说，古代审美思想从“哀”到“物哀”的演进是经紫式部之手完成的。《源氏物语》是以“哀”、“物哀”作为基调，自始自终贯穿了比前代的“哀”更为广泛、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内容。而《源氏物语》“物哀”的感动，是在“知物哀”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要表现的完全是一种对人生世相的喜怒哀乐，以及对女性的同情哀感，尤其是对于女性在恋爱中的不幸以及男女的不伦之恋，更加明显地流露出这种“物哀”的感情，也就是说，紫式部在《源氏物语》运用各种艺术技巧，通过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对“物哀”作了最出色的表现，表现了人的真实感受，在人性与世界的调和中发现美和创造美。

真实

日本叙事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上古叙事诗时代，《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作品，均以与神话、传说紧密交织为特色。叙事文学描写现实、向着自身独立的转变，始于中世纪物语的兴起。但它们或主虚构、或重史实，依然未能离开脱胎而来的民间传奇式的窠臼。对上古叙事作品与中古物语文学深有了解的紫式部，已经初步认识到创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迥然各异的特色。在《源氏物语》第二回中，作家借评画者之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尽管各种不同风格的绘画难以判断孰优孰劣，但是单纯的现实描绘往往会给人更深刻和直接的印象。这虽然是就画立论，但所述之理显然是与文学相通的。它道出了两种不同的作品内容与创作思想。紫式部主张文学应当真实，反应种种人情世故，同时承认小说的“知世相”的作用。例如《源氏物语》中“详细记录着世间重要的事情”；“由于所有物语写的都是世上的情况和人的种种精神状态，读了它，自然能充分懂得世上的一切情况，了解人的行为和心理”。由于物语“详细记录着世间重要的事情”所以尽管她在书中一再表白“作者女辈之流，不敢侈谈天下大事”，而实际上还是涉及了“天下大事”，只是多采用侧面描写和暗喻的手法，少有具体深入的描写，但还是展现了源氏的荣辱和贵族的争斗密不可分的关系。

紫式部对平安时代现实的描写，同时代的作家是很难与其比肩的。紫式部在日记中，记录了家中的侍女如何私下议论自己是因为亲炙汉文典籍，才招来丧夫的不幸；记录了自己如何在宫中装作连屏风上的题字也看不懂的一无才智的样子，以求得周围人们的容纳。紫式部所反映的，是女性几乎被排斥于所有文化领域之外，无法通过任何社会参与释放源于生命和学识的互动的能量，确认“自我价值”的情况下，“文字”也就成为知识女性释放灵魂，伸张自我，思索人生，进行“自救”的唯一手段。而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的承认甚或是尊敬，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对作者的“女性价值”的肯定，而是对作者的“人的价值”的肯定。此外，紫式部本人在日记中谈及的源氏的史实，与道长以及伊周、赖通等人的性格、容姿、言行、境遇十分相似，起码是将这些人物的史实作为重要的辅助素材来加以运用的。根据日本学者考证，源氏被流放须磨实际上就是以道隆之长子伊周的左迁作为素材的。概言之，《源氏物语》中也贯彻她的现实主义思想，精细如实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世相。无论是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还是故事内容和人物，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宫廷生活和贵族社会的实相。

和风

论及紫式部的美学成就，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她对艺术美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在具有高度艺术真实的古典现实主义巨著《源氏物语》以及《紫式部日记》等作品中，她对许多问题，诸如艺术美与生活的关系，各门艺术的不同特性、创作方法及其作用、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等，都表述过自己的意见。其中最值得珍视的，是她的现实主义创作论。如果说，在抒情文学特点的认识上，紫式部尚未超过本民族古人“和歌以心为本，发之则为各种文采”，“心有所思，托于耳闻目睹而形之于言”纪贯之等观点，那么，她在叙事文学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现实主义理论，在日本美学史上则是空前的，在东方、乃至世界美学史上也是惊人的。

紫式部的写作是含而不露的，鲜少在叙述中直接表明个人观点和态度，叙述语言颇具平实的况味，却又尽显才华。紫式部在汉文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她不仅掌握学问上的基础教养，而且体验过最高的文化生活。平安初期，日本文化持续接受中国唐代文化的滋润，是汉风文化最灿烂的时期。宽平二年（890），学者、诗人出身的右大臣菅原道真向朝廷上奏，建议停止遣唐使的派遣，以削弱汉文化的影响，并于同年获得批准。自此以后，日本文化和汉文化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日本文化逐渐消化汉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平安文化，完成了汉风文化向和风文化的过渡，这在日本的文化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对此，紫式部强调：“凡人总须以学问为本，在具备和魂而见于世，便是强者。”这里的“学问”指的便是“汉才”。这说明紫式部即重视当时的中国古籍，又对和魂有自觉的认识。包括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对白居易诗歌以及其他中国古典诗歌的插入和运用以及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与《史记》的对应，都是紫式部重视“汉才”的体现，所以紫式部一方面开放性地学习和吸取中国文化和文学思想，一方面又根据根据本国需要加以扬弃。这也是当代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和风文化。

和歌

紫式部在《源氏物语》的创作中，加入了不少诗歌和和歌，总共有近800首和歌，除了一小部分是来自于日本的《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之外，大多数都是作者自己创作的。歌词大多简单易懂，主要出现于人物的答赠情节。表明作者对和歌创作具有较强的功底，并能够很好地结合到情景中去，她也被认为是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作为一部以爱情为主线的小说，恋歌在书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书中既有像“万叶歌”一般豪放质朴的诗句，也有“古今调”这样缠绵悱恻的和歌。前者直抒真情，后者含蓄悲惋。

然而，由于和歌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交性，又受制于韵文的形式，显然不适合表达像紫式部在日记和《源氏物语》中那样深刻绵延的思考，譬如《紫式部集》后半部分主要是反映宫中生活和结婚生活灰暗面的作品，其中与佛教有关的和歌其实有两首，那是在藤原道长举办的法华三十讲的法会上所作。实际上是她是身为仕女所做的例行公事的应景之作。而女性对于自我生存的深层次思考，正是平安女性散文文学繁荣的根本原因。

情景交融

紫式部写作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擅长将景物描写与情节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结合起来，譬如伴随着紫姬患病，源氏的六条院也进入了灯火阑珊的萧条之中。再如在紫姬的宫殿中，采用了鸳鸯各种水鸟成双成对的出现在春波上，深刻体现紫姬的受宠程度，而在末摘花的寒舍中，则是采用了杂草丛生、秋风萧瑟等语言来描绘末摘花的生活，暗示其的悲惨命运。在紫式部的笔下，景物也是社会变异的表现，如采用秋风秋雨等词语描述光源氏的失意等。

紫式部创造的《源氏物语》开启了日本文学的“物哀”时代，并影响了包括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宫崎骏在内的大批的日本作家等各个领域的艺术家，其以“真实”为基础的“物哀”精神更是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和发扬，并对日本文化造成了深厚的影响，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

紫式部对现实主义描写的意识在当时是极富前卫性的。日本古代文字由于受到日本由于受到神话和古代物语的影响，在叙事上常常虚实参杂，不能够很好地还原事实，反映现实。但是紫式部已经明确认识到现实主义创作的任务，就是要全面地反映出生活的本质真实。这在日本文学史上是具有标杆和划时代意义的，也对后续的日本文学的创作造成深远的影响。

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她列入年度表彰的世界伟人之一。

这一位是有才学之人——平安时代太政大臣藤原道长

紫式部和清少纳言，还有和泉式部和赤染卫门等著名诗人，都是侍候宫廷的女官。难怪人们一般提到平安朝文化，都认为那是宫廷文化或是女性文化了......这个时期确实让人看到日本王朝文化的鼎盛。——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紫式部不喜欢清少纳言是众所周知的了，她曾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对清少纳言为人处世的态度，对她的学识才华也不以为然。尽管紫式部入宫时，清少纳言已经离宫四年，两人并不曾直接接触。紫式部并不像是一个争强好胜，好嫉妒的女性。不管其中是否存在道听途说的误会，紫式部确实有落入“文人相轻”窠臼之嫌。

紫式部对清少纳言的批评主要在个性与为人方面，“清少纳言是那种脸上露着自满，自以为了不起的那种人……最终要被人看出破绽”。清少纳言心性甚高，诸事不落人后，这点是肯定的。清少纳言在日记中就有对各种人事所作烂漫率直的批评，可能会被认为是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表现。

除此之外，紫式部还说清少纳言“故作风雅”，“即使在清寂无聊的时候，也要装出感动入微的样子“，还说：“性质都变得轻浮了的人，其结局怎么会好呢？”这种说法未免言之过甚，甚至让人感觉刻薄了。清少纳言在题跋中自陈《枕草子》“本来只是把自己眼里看到，心里想到的事情，也没有打算给什么人去看，只是在家里住着，很是无聊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譬如，她说“远而近的东西是，极乐净土。船的路程。男女之间。”寥寥数语，简约凝练，想来却颇有深意。

紫式部在日记和曾经在写给皇上的岳父文字中都曾提到藤原道长的夜访，说明紫式部和藤原道长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作者紫式部个人的婚姻生活虽然只有两年，但以她与丈夫唱和往还的和歌而观之，两人的感情是融洽的。但是在那个一夫多妻妾的婚姻才是正常家庭形态的社会，婚后两年就失去了丈夫的紫式部，没有必要在现实生活中，拒绝了在政治上将天皇置于股掌之间、在生活中气度非凡而又儒雅可亲的摄政藤原道长的求爱。

2024年NHK大河剧《致光之君》：吉高由里子饰演紫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