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种种，都是宁波红帮裁缝在日本起源的依据。

如果说红帮裁缝的起源在日本，那么，红帮裁缝的成名在上海。

1843年11月，襟江带海、拥有开阔腹地的上海对外开埠，逐渐成为东方大都市。一方面，远隔重洋的欧洲人猛增；另一方面，国内的洋行买办、银行高级职员、富家子弟、社会名流等追随时尚，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 “西装热”。

宁波自从辟为通商口岸以后，风气开放较先，又与上海近在咫尺，这股 “西装热”自然影响到了宁波。70多年（截止2011年）前的 《鄞县通志》记载： “海通以外，商于沪上者日多，奢靡之习，由轮船运输而来……往往时式服装，甫流行于沪上，不数日，乡里之人即仿效之，有莫之能御矣。”

宁波地狭人稠，尤其是红帮发祥地鄞奉一带，人口增长造成的人与有限自然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所以宁波人一向有到上海谋生的传统。 “西装热”给聪明能干的宁波裁缝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纷纷涌入上海滩。一时间，开张的西服店号如雨后春笋。从1896年奉化人江良通在钜鹿路开设上海第一家西服店 “和昌号”起，到1950年的50余年间，上海的西服店多时候达710余家，而宁波人开的就有420多家，占总数的60%。 1910年，奉化江口王溆浦人王才运挥洒大手笔，与两位同乡合股，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今南京东路）与虞洽卿路 （今西藏中路）交汇处 （现上海 “一百”位置），开设了当时最豪华的三层十间门面的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经精心经营，使 “荣昌祥”成为上海滩名气最大、服务最完善、信誉最可靠的专业服装店，王才运本人也被推选为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副会长。

清末，在上海的宁波裁缝，应革命志士徐锡麟之请，全部用手工工艺，制作了一套西装，这是中国人在国内所做的第一套西装。20世纪初，“荣昌祥”在孙中山先生的指导下，改进了中山装外形，将其定型。

在上海，还诞生了中国第一部西服著作。作者顾天云，1883年出生于鄞县下应。他15岁在上海学裁缝，满师后东渡日本，在东京开设了 “宏泰”西服店。数年后，顾天云飞渡重洋，先后考察了欧美十多个国家，遍搜图册，列访名师，冥钩博罗，孜孜以求，积极吸纳新的款式、新的成衣技艺和经营经验。1933年，顾天云在上海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西服裁剪指南》。

顾天云在著书立说的同时，还协助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王宏卿等，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工艺职业学校。

宁波红帮裁缝在申城创业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同属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宁、苏、锡、常。例如，苏州最早的西服店是1879年宁波人李来义开设的 “李顺昌”西服号，“李顺昌”所在的天赐庄也成了苏州西服业的起源地。后来，李来义的两个儿子又分别开设了南京“李顺昌”和扬州“李顺昌”。时至今日，南京“李顺昌”仍打着当年的旗号，是南京乃至江苏省的百年名店。

鸦片战争后，广东与宁波开禁较早，在天津与外国通商之前，广东与宁波两帮就不断从海路赴津。宁波裁缝凭借宁波帮在天津的根基，早在19世纪末就在那里悄然兴起。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当时中西裁缝聚居地 “小白楼”，宁波的红帮裁缝红极一时。小白楼的“江厦里”，居住着西服高手何庆锠等上百个红帮裁缝，以致天津人后来将江厦里称为 “裁缝里”。

1905年，哈尔滨正式开埠，大量外国侨民尤其是俄国人纷纷涌入。从那时起，善于抓住机遇的宁波裁缝便从上海到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到中俄杂居的海参崴……当年，在海参崴的中国街上，裁缝基本上都是宁波人。

1906年，鄞县姜山人李玉堂在北京王府井开设了新记西服行，十余年后一跃成为京城最著名的西服店，曾为许多名人和许多国家的领事馆人员制装。据北京市商会西服公会的有关档案记载，当时北京全市入会的西服店共22家，其中宁波人开办的18家。红帮进京后，引发了款式创新、面料创新、工艺创新和店堂创新，创建了一批享誉京城的老字号。 宁波红帮裁缝在 “九省通衢”武汉，在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西部地区，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都获得了成功的拓展，取得了非凡的业绩。

此外，宁波服装博物馆建立10年（截止2011年）来，还在山东半岛的济南、烟台、青岛、威海，湖南的长沙，以及四川、重庆等地发现了红帮裁缝七八十年前的创业经历。

红帮裁缝正宗直系传承谱系

第一代：王才运，浙江奉化人，红帮裁缝（奉帮裁缝）创始人。1910年与同乡合伙开办荣昌祥呢绒西服号。1911年，“荣昌祥”曾经为孙中山缝制第一套中山装。1916年，荣昌祥改由王才运独资。王才运重视技艺的传承。上海一批有影响的西服店从“荣昌祥”分立出去。

第二代：金德钦，红帮裁缝创始人王才运弟子,余元芳同门师兄弟。金德钦老师傅为红帮裁缝培养了大量的传人。1929年金德钦在上海的创立红帮裁缝店，在沪期间，还被蒋介石等奉化老乡亲切的称为：“红帮小人物”。在上海滩期间，为蒋介石、宋子文、蔡元培、冯玉祥、梁启超等制作了大量的服装。真正确立了红帮裁缝在上海的地位和名气。

余元芳，浙江奉化人，王才运弟子，金德钦同门师兄弟。1949年从“荣昌祥”分离出的“王顺泰”西服店辞职创办“波纬”西服店，练就通过目测获得胸围、腰围数据的本领。1956年，“波纬”从上海迁至北京，后来更名为北京红都时装公司，多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和外国使节缝制西装。

第三代：金兴君，金德钦之子，手艺一脉相承。技艺高超，擅长西装、中山装的制作，金兴君夫妇同样为红帮裁缝培养了许多传人。特别是为红帮裁缝在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和技艺重新发扬光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柳志飞：金兴君妻子，在传统手工旗袍的制作高超，并为传统旗袍制作技艺的改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代：金达迎、金辉，两位均为金兴君和柳志飞之子，红帮裁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金达迎师傅是“红帮裁缝”新时代的领航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传承人，

有一则 “书屑偶拾” 《成衣匠的诗外功夫》写道：某家仆人去为主人定做衣服。宁波成衣匠询问他家主人的性情、年纪、状貌，以及何年得科第，独独不问尺寸。仆人觉得奇怪。成衣匠告诉他： “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衣需前长而后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伛，需前短而后长。”这种有别于单纯的量体裁衣的 “诗外功夫”，正是艺术所推崇的 “神形兼备”的境界。

清末社会变革，奉化江两岸的红帮裁缝兴起，替代了昔日的中装裁缝。他们做西服的 “诗外功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定制西服大大小小有100多道工序，中山装有40多道工序。大致上可分为量体、裁剪、试样、定样、缝制、检验六个环节。

人的躯干和四肢千差万别，从头到脚各个部位的尺寸和比例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量体是裁缝的一项硬功夫。红帮高手不但能根据顾客的身材将衣服尺寸量准，还能在特殊情况下凭一双眼睛 “以目测代量”。早在20世纪初，上海的红帮名店为顾客制作服装时，就能根据顾客看中的外国电影中的名角服饰，依样复制；也能从国外进口的月季簿中模特的摩登打扮，移花接木成为国人的时尚衣着。他们为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大师制作的服装，深受他们的喜爱和夸奖。

原北京“红都”服装店第一任经理余元芳，1964年的一天，被周恩来总理安排到钓鱼台国宾馆，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王子，为他们三人做大衣、西装。余元芳不露声色，在一旁仔细观察后，默默记下三人的每一处尺寸；过两天送去三套服装，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又惊又喜，拍手叫绝。西装的立体裁剪有别于中装的平面裁剪，要讲究人的体形，穿出人的气派和风度，而且还要通过巧妙的裁剪，弥补顾客身材的缺陷，其难度可想而知。

再拿试样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做考究的西装和中山装，不可能一步到位，尤其是入门不久的新手，要想做出来的衣服与顾客身材一模一样，穿上后非常合身，必须进行半成品试穿。一般试穿二三次，难度大的需四五次，有时甚至不惜将样衣当场剪掉，为顾客再度免费选料，重新缝制，以求得顾客的满意，树立商店的信誉。 为提高技艺，不论师傅还是徒弟，都苦练基本功。例如，他们针对西服面料厚、辅料硬的特点，通过练习“热水里捞针”、“牛皮上拔针”等特殊功夫，来提高运针的速度和力度。业余时间还刻苦进修英、俄、日、德等多种外语，以更好地适应一些西方侨民顾客的要求。

过去宁波人有句老话： “天下三主，顶大买主”。红帮裁缝在讲究技艺的同时，十分重视无微不至的服务。除了一般商人都会注意的和气生财、笑脸相迎之类生意经外，红帮裁缝还有他们的许多独到之处。 例如，客人来店定做衣服，记住他的姓名、地址、职业等信息，更要记住他上次定做过什么衣服。心中有了底，他下次再来时，你在接待时就可以谈及上一次衣服的款式、面料等，同时介绍区别于上次衣服的花色料子。这样，他一定既高兴又佩服，新的生意又可成交了。碰到顾客进店后突然下起雨或雪，当他起身回去时，你要撑开雨伞，送他上车。

每逢春秋两季，店里给做过衣服的老顾客一一发信，告诉顾客是换季之时，新货已到，恭候您的光临。信中并附上面料小样，注明品质特色、流行情况。顾客收到这样周到热情的信件后，多会及时回信，或亲自来店。

回顾宁波红帮裁缝风尘碌碌的历史，发人深思。它不仅填补了中国服装史上的空白，更是一个宝贵的品牌形象。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取精用弘，红帮是一个群体，是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开拓者；红帮又是一种精神，它凝聚了宁波帮的创业精髓。毋庸置疑，红帮精神释放的能量，已成为宁波服装大市弥足珍贵的财富。

宁波红帮裁缝的贡献在中国服装史上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开创了中国服装史上的诸多第一— 第一家西服店，第一套西服、中山装，第一部西服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经历了“横滨港习艺、上海滩成名、沪宁线延伸、京津城引领、东三省跨越、大武汉创优、大西部倾情、东南亚拓展、港澳台溢彩、三江口奉献”的创业历程。 红帮裁缝精湛的技艺和高超的经营方法，是他们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尤其是他们强调的西服制作的 “一对一”人性化服务，在工业流水线大批量成衣，尚属凤毛麟角，分外可贵。这样精工细作做成的西服，实质上已超越了单纯服装的含义，而成为一种美轮美奂的手工艺品，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还具有欣赏和收藏价值。

红帮裁缝的源流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的孙张漕村，发祥地在毗邻该村的奉化江两岸-----姜山、云龙、钟公庙、下应和奉化市的大桥、江口、西坞一带。宁波人习惯上把蓝眼睛、高鼻子和棕色头发的洋人称为红毛人，为红毛人做洋服的裁缝则称为红帮裁缝。红帮裁缝以上海为中心，影响波及全国20多个城市，及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苏联等地。

红帮裁缝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我国近现代服装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帮技艺以父子、师徒和工场作坊为传承方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先后有六七代出类拔萃的传人，涌现了裁缝状元、巧匠、工艺发明师、国服高手和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曾为孙中山先生、为党和国家四代领导人、外国元首制作过精美绝伦的服装。他们创业和创新的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宁波当代服装业。由于种种原因，海内外的红帮裁缝共计百余人，且都已七八十岁高龄，红帮技艺面临着人绝艺亡的危险。

为抢救红帮技艺，宁波早在10余年（截止2011年）前，已着手调查辖区内的红帮源流，成立了宁波红帮鄞县服装技术协会；1998年创建以红帮史陈列为支撑点的中国首家服装专题博物馆——宁波服装博物馆；编写了《宁波服装》、《红帮服装史》等专著；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宁波红帮文化学术研讨会……

红帮学徒分“学店堂”和“学工场”两种，“学店堂”的重在门市接客，“学工场’的主要是缝纫、熨烫、整理。红帮学徒从十三四岁开始拜师学艺。拜师要有荐头人，荐头人一般是业主或师傅的亲友、同乡，是徒弟的学徒期担保人。进店之前，要签订拜师协议。进师之日和满师之时，必须宴请送礼。出师后，有的要帮师一年。一年以后由本号引荐，他号方能录用。由于西服制作难度大，学徒必须苦练基本功，如在热水里捞针、牛皮上拔针，以提高速度和力度。三年满师后，逐步掌握量、算、裁、缝技艺。

红帮裁缝在17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西服制作的“四个功”、“九个势”和“十六字标准”，成为中国缝制西服的经典。

1.“四个功”

即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刀功”是指裁剪水平。“手功”是指在一些不能直接用缝纫机操作或用缝纫机操作达不到高质量要求的部位，运用手上工夫进行针缝，主要有扳、串、甩、锁、钉、撬、扎、打、包、拱、勾、撩、碰、搀等14种工艺手法。“车功”指操作缝纫机水平，要达到直、圆、不裂、不趋、不拱。“烫功”指在服装不同部位，运用推、归、拨、压、起水等不同手法的熨烫，使服装更适合体型，整齐、美观。

2.“九个势”

是指胁势、胖势、窝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戤势。如袖笼山头必须做到圆顺，袖子要做成有弯势，后背要有戤势使两手伸缩方便，子口要有窝势，不向外翘，前胸要有胖势，肩头要有剩势等。

3.十六字标准

即“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戤”。“平”是指成衣的面、里、衬平坦、不倾斜、门襟、背衩不搅不豁，无起伏。“服”指成衣不但要附合人体的尺寸大小，而各部位凹凸曲线与人体凹凸线相一致，俗称“服帖”。“顺”指成衣缝子，各部位的线条均与人的体型线条相吻合。“直”指成衣的各种直线应挺直，无弯曲。“圆”指成衣的各部位连接线条都构成为平滑圆弧。“登”指成衣穿在身上后，各部位的横线条（如胸围线，腰围线）均与地面平行。“挺”指成衣的各部位要挺括。“满”是指成衣的前胸部要丰满。“薄”是指成衣的止口、卜头等部位要做得薄，能给人以飘逸、舒适的感觉。“松”是指成衣不拉紧、不呆板、能给人一种活泼感。“匀”是指成衣面、里、衬要统一均匀。“软”是指成衣的衬头挺而不硬，有柔软之感。“活”是指成衣形成的各方面线条和曲线灵活、活络，不给人呆滞的感觉。“轻”指成衣的穿着感到轻松。“窝”是指成衣各部位，如止口、领头、袋盖、背衩，都要有窝势。“戤”是指成衣宽舒度，伸手时不扳紧，手放直时戤龙不绉。以上十六字，都是相互联系，统一在一件服装上，就能显示出红帮特色工艺的特点。在女式服装上还体现镶色、嵌条、滚边、切图、绣花等工艺特点，使女子服饰造型上更优美，有时代特色。

度身订制西服，先量体，选择面料，然后划样、裁剪、缝纫、扎壳。先出毛壳，请顾客试穿，成为光壳后，再次试穿。有的需试样3-4次，试一次，修改一次，边试边改，直到满意为止。最后进入整烫、锁眼、钉扣。西服从衣片上打线钉标志算起，到成衣，整个工序多达130余道。这些工序中的缝纫，除直向缝合用缝纫机外，其余都得用手工缝制。红帮裁缝还善于对身体有缺陷的顾客，如斜肩、驼背、将军肚、体瘦等等，采取各种缝纫方法，使之穿上西服后，能掩盖缺陷。红帮裁缝在缝制时善用针箍是技术上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们把针箍套在中指的中间一节，运用时腕指用力，肩膀不动。经过长期锻炼，拉起线来平直、均匀。缝制的服装，尽管一次次洗涤，却不会皱缩。

回顾红帮的发展史，其在历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兹述其要：

发起改革

发起了中国服装史上最富有革命意义的一次改革，揭开了中国服装史上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服装史：在完成这一重大改革的征程中，开创了中国服装史上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一个服装流派——红帮。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装改革。其中，以赵武灵王、魏孝文帝和盛唐时期的3次改革最有声势，影响最大，但所有的这些改革，无不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是在不根本触动服饰上的封建主义等差观念的原则下由上而下进行的某些改良。君主所好臣民必追逐之当时服饰的流行时尚并不是源于美感和生活需求，不是自我形象、个性的展示，也不是群体认同的载体显现。《韩非子·外储说》曾描述：“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齐桓公说：他讨厌紫色。于是，“是日也，郎中奠衣紫；是月也，国中莫衣紫；是岁也，境内莫衣紫。”这虽然是带有寓言色彩的滑稽喜剧，但却是击中封建时代服装变幻的要害的。

而红帮开创的近现代服装，是在中国社会出现次重要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在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延续时间特别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和展开的；从一开始起，就是由下层民众中的裁缝与民主革命者共同策划的，以后改革的全部历程无不如此。从裁缝师傅到革命领袖，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一起谋构、推广和完善，不管是男装、女装，其代表作中山装、西装、旗袍，穿着者都是没有阶级、等级限制的。从大总统到平头百姓，都可以按自己的条件、意愿自由选择。自由、平等、民主精神从这里得到了体现和高扬。正因为此，这项改革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越来越广泛越深刻，红帮也因此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和一个长葆青春活力的流派，走上了一条开放型的发展道路。

推陈出新

取众之所长是服装改革取胜的必经之路。这一规律，在红帮的改革中得到了空前有力的论证。洋为中用，古为今中，推陈出新，成为红帮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力手段。

应该说，中国服装现代化的春风，是从西方吹进来的。其方法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照搬，购置西方进口的服装，或向西方裁缝定做西装。这是开始阶段在外国的留学生、外交人士和商人，以及国内的极少数富有者采取的方法；二是借鉴，由中国裁缝参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缝制技艺，按照中国人的体形、性格、生活环境，不断加以改造，使之中国化，有的完全“化”为中国民族服装，比如中山装。这是红帮等裁缝群体采取的方法。

西装，在西方也是革命的产物。它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形成的。后经定型、规范，遂成为西方现代服装的主导品种，进而作为国际通用服装向全世界传播。正是在这种时代大潮中，西装传入我国。在中国社会历史大转型时期进入中国，是有其心然性的。

而引进西服，使西服中国化，正是红帮顺乎历史潮流，开拓的洋为中用的一条中国服装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中山装，是化洋为中的显例。它是受到日式西服的启发而创制的。红帮把它引进中国之后，使之彻底中国化了，使红帮再创作的成果，达到了洋为中用的极高境界。中山装几经改革，已不再是洋服了，而是中国的“国服”了。中山装的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它是由革命家和红帮人为创制主体，以革命气概和科学精神相结合，以我国社会改革、人民生活的新需要和新的审美趋向为依据，博纳中外，一代又代人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从而使这种服装成为向传统的旧式服装挑战、中国服装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经过多元发展、大胆普及，不但成为我国现代男装最具魅力、最有代表的一种服装，而且在国际服装中独树一帜。

旗袍则是红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个典范之作。发展到20世纪后期，它已走向世界，进入中西台璧的世界女装艺术宫殿。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红帮人都参与了这个女装精品的创作。它是红帮和其他裁缝集体智慧、胆识和科学精神的结晶。

旗袍，本是满族女子穿的一种长袍，为了遮挡胡天的狂风飞沙暴雪，这种袍子长而宽大，是直筒式的，又称“大衫”。它无法显示女性的性感特征．缺乏女性服装的形象美，从清末起，旗袍悄然变化，辛亥革命以后，更出现了一个持续创新的历程。在具有先进服装文化素养的上海、天津、哈尔滨、大连、青岛、汉口、厦门、香港等地红帮裁缝和其他有现代意识的裁缝和服装企业，以及许多民间心灵手巧的中青年女性的共同参与下，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蒙古族女子穿着的长袍等民族服装的传统特色，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同时，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艺术不断改进旗袍的款式、造型和剪裁、制作方法，把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入旗袍之中，成为魅力无穷的女装宝典。

如果说中山装是“西服东渐”的结晶，旗袍则是“东服西渐”的代表作。这两种中华民族的现代服装已成为中外服饰文化双向交流、互相融合的经典之作。正是它们促使互动式的中外服装文化交流驶进了快车道。

文化内涵

红帮的历史贡献还不仅仅于此，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地将一些独特的文化内涵注入到服装中去。 一件衣服上要有几只口袋、袋盖的形状、纽扣的多少、领口的设计，都有独特的文化内蕴。即使是今天，红帮前人对服饰文化的精彩诠释，仍让后人们惊叹不已，受用不尽。正是有了一整套基于深厚的文化内涵，科学又合乎中国实情的制作体系和理论体系，红帮在发展了二三十年后，已不再是个只会实干、只求实功实利的民间自发的初级流派，而是一个有理论支持、名师辈出、名店林立、著名产品不断涌现，具有良好的培训机制，在全国服装行业中独领风骚，引导中国服装艺术新潮、主潮的主导性流派。1956年，“波纬”、“雷蒙”等20多家著名的服装店从上海迁往北京，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红帮发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他们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服装界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