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枪。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到1934年底，“红队”遭到“中统”破坏，大批人员被捕。

此时“红队”的队长是邝惠安，广东人，1925年五卅大罢工时到了上海，并于这年加入中共。顾顺章从中共营垒叛变后，周恩来决定邝惠安参加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并指名由他接任“红队”队长一职。

1933年年底，“中统”特工头目徐恩曾从特工总部北方工作局将韩达调任上海区区长。次年6月，韩达一举破获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以及刚从中共苏区迁回上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重要机关，逮捕了16名中共高级领导人。

“红队”怀疑是内部某人出卖情报所致，故对此人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居然在韩达的保护下，枪杀了此人。此事激怒了韩达，他发誓一定要破获“红队”。徐恩曾请示过陈立夫，回电韩达，限令10天内侦破此案，捉拿“红队”队员一体归案。此时已是1934年11月底。

正当韩达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之时，这天，“中统”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向他报告了一个重大情况。说他在街上邂逅了张阿四，此人已失踪了近一个月时间，正在“红队”接受训练。原来，张阿四是一名早已秘密自首的中共叛徒，隶属沪西分区，由苏成德直接掌握。但这年10月份以后，他却神秘地失踪了。

这天，苏成德无意中在西藏路北泥城桥附近与他相遇。张阿四一见是苏主任，忙心慌意乱地解释道：10月份，我被中共调入了沪西区委，接着又被区委选拔到“红队”，进入秘密的射击训练班，绝对禁止外出，所以，我一直无法跟你们取得联系。这几天，训练班已结束，我因成绩合格，被收编进了“红队”作预备队员，故而自由了许多。

苏成德忙打听“红队”的详情。张阿四双手一摊，无奈地说：这次训练是在极端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红队”仅派出赵轩一人与我联络，并指导我训练。房东只管我的食宿。故对“红队”的情况，我也是两眼摸黑，不明底细。苏成德当即决定张阿四继续潜回“红队”，他则派出得力干将蹲点守候。当天，张阿四住处的附近，突然间多出了一家水果摊，水果摊的对面又增加了一家鞋匠铺。水果摊主叫李典，鞋匠铺主叫仇一九，均是“中统”行动组的老牌特工。

11月29日，赵轩骑了一辆自行车来找张阿四联络。张阿四借外出到李典的水果摊买水果的机会，用暗语把情况告诉了李典。不久，赵轩骑自行车离开，他绝未想到身后已一前一后跟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很快，“中统”上海区总部就掌握了赵轩的秘密住所；又经由赵轩发现了“红队”另一负责人孟华庭的秘密住处；再经由孟华庭又发现了邝惠安的秘密住处。他们还得悉新闸路的鸿祥旅馆和北京路的老凤祥银楼是“红队”的秘密联络点。

12月5日，韩达下达了缉捕“红队”的命令。6日早晨，下着细雨，“中统”上海区行动股股长陈叔平亲自赶往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附近，指挥逮捕行动。上午9时，邝惠安打一把雨伞出了家门，即被几个特工扭住。几乎就在同时，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几位“红队”骨干亦均遭到逮捕。到下午，其余30名“红队”队员也全部被捕。

在审讯中，邝惠安等人仅承认历次枪杀事件均系他们所为，但对其他事情只字不提。1935年2月，春节前夕，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