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重游美国，与美国作家查尔士·贝勒斯梯尔合作了长篇小说《劳拉长》与诗集《营房谣》，在该诗集中歌颂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士兵勇敢战斗的尚武精神的诗作，轰动了英国文坛，并因此获得了“英国军队的行吟诗人”称号；同年，出版小说集《许多发明》与冒险小说《大宝石》。

1896年，因与妻弟彼第发生冲突而回到英国萨塞克斯定居，出版小说《丛林之书》及《丛林之书续集》，描写印度原始森林中动物的故事。

19世纪90年代后期，把注意力转向政治，关注机械化了的西方社会里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状态。

1897年，出版中篇小说《勇敢的船长们》，写一个美国富翁的儿子失足落水，为渔夫所救，后与渔夫一起捕鱼劳作，成为勇敢和有信念的人的故事；同年，出版自传体中篇小说《斯托凯公司》，对强调纪律和秩序提出质疑。

1900年，再次去南非旅游，创作长篇小说《基姆》，以他熟悉的印度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爱尔兰驻印士兵基姆在印度广袤的土地漫游，寻找一条能洗涤一切罪孽的圣河以及又充当驻印英军间谍的故事。

1906年，出版历史故事集《普克山的帕克》《奖赏和仙女》。

1907年，出版政治讽刺小说《老虎！老虎！》；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41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吉卜林站在大英帝国立场发表了不少诗歌和特写，鼓动青年参军为大英帝国献身。

1915年，因其儿子在比利时的罗斯战场上中弹身亡影响了其文学创作，诗文开始表达他对世界性灾难的哀痛，而且作品中出现超自然的神秘。

1926年，获得英国皇家文学会的金质奖章。

1933年，出版自传《我记忆中的一些事》，并受聘为法国道德政治科学院院士。

1936年1月18日，因脑溢血在伦敦逝世，英国政府和各界名流为他举行了国葬，骨灰被送往西敏斯特教堂“诗人角落”。

（参考资料：）

着眼宗教

吉卜林着眼点从基督徒与上帝的关系上升为全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并扩展为全人类和宇宙的关系。吉卜林对上帝的认识是在个人天性和生活经历等多种原因的作用下形成的，基督教对他最大的影响是确定了一个高于人类的永恒力量的存在以及这种力量对人类的约束。在吉卜林的笔下，这一最高的神秘力量有时被称作上帝，有时被称为安拉，它代表了最高的权威是最高律法的制定者和颁布者，因对这一最高力量的绝对信仰而产生的敬畏之情是他哲学思想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敬畏之情不仅让他以一种无条件服从的态度来对待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而且使其以敬畏之心来看待世间的万物，这种敬畏之情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二十世纪初人类取代上帝成为世界主宰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吉卜林的敬畏与感恩对象不仅包括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而且涵盖了船只、火车、汽车等人造之物，他用极具浪漫化的眼光看到了所有这一切事物背后所蕴含的最高律法的启示，人类追寻者和服从者的角色在这种浪漫化的书写中得到确认，世界秩序在人类对最高律法的服从过程中得以彰显和恢复。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现实生活成为了见证这一秩序性存在的唯一方式，行动成为了现实中人类的首要目标，对现实生活中人类的关注成为了作家创作的全部，代表了未来某一时刻存在的天堂和地狱在他的笔下变形为对现实生活的再描述，本应脱离尘世生活气息的这两个场所成为了他宣扬现实行动准则的工具，人类现实生活成为了一个囊括天堂、地狱和人间的场所，个体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不断反映着黑暗、堕落、光明和美好等本应属于彼岸世界描写的内容，人类情感的寄托性被此在性所取代，而对最高律法或上帝的敬畏因其对其他宗教的宽容性变得愈加虔诚，这种宽容让律法的真理向所有人类敞开，吉卜林在强调律法永恒性和不可冒犯性的基础之上，着重突出了律法的秩序性和平等性，而共济会成为了这种平等最为全面的展现方式。

帝国主义

吉卜林的一生与大英帝国密不可分。相比于同时代作家刻意将文学创作与个人政治观点区别开来的做法不同，吉卜林多次在公开场合陈述自己为帝国服务的决心和目的。帝国主义对于吉卜林来说不仅是一种政治观点，更是他世界理想的表达方式，在帝国主义中，他看到了世界统一和有序的希望，并且将文明的传承和发扬的重担置于其肩上。

吉卜林个人的帝国主义态度紧密地与其文学创作联系在了一起，而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与帝国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成为了吉卜林身上附加的标签，吉卜林一贯的沉默和不表态被认为对上述判断正确的默认，吉卜林本人公开强调帝国主义对他的重要性使得他的声名迅速衰落，读者不愿意去读一个作品里被认为处处说教帝国主义优势的作家的文本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任何一个概念均有其独特的产生环境和发展历程，帝国主义对现代读者而言更多的是压迫和不平等，而对吉卜林所处时代的民众来说，帝国主义不仅代表了版图的扩张和财富的聚集，更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具体到吉卜林而言，帝国主义不仅仅指经济和政治的占有，更是文明的化身与代表，帝国主义与其说是他的一种政治立场，不如说是他的哲学思维，他在大英帝国身上所看到的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和生存方式，其背后蕴含了他对整个世界和宇宙的体察与感知，这种感知首先体现为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上。

家庭伦理

吉卜林的家庭观同样呈现出开放和杂糅的特征，代理父母是这种特征的典型表现，淡血缘纽带、强调情感连接是他作品中家庭的共同特征，而女性的被边缘化位则反映了他对男性在帝国事业中的主导作用的强调，儿童心理所特有的、普遍的忽视阶级意识、种族观念和社会身份属性的特点，使得吉卜林个人在描写儿童时充满了温柔和期望，家庭内部的种种关系在本质上是他世界化帝国图景的展现。

吉卜林冀望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开放的交流模式，而爱情的排他性和独占性相t孛于作家对整体世界的构架，因此他将两性之爱排除在世界观之外。相较于吉卜林对男性间友谊毫不掩饰的赞颂，读者很难从吉卜林的创作中找到歌颂两性爱情的描写或暗示，他笔下所呈现出的爱情景象往往具有破坏性、颠覆性和非法性等负面情感特征，爱情关系中的女性形象也往往呈现为天使或魔鬼这种极端类型，心理批评分析者将这种情形和作家自身的爱情经历相关联，认为对爱情和女性的负面描写是吉卜林爱情受挫后的反应，更有甚者将作家对女性的否定性描写与其性取向相关联，认为吉卜林具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但笔者认为吉卜林作品中两性力量的差异本质上是对秩序的维护，对爱情的否定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行动在其作品中的重要作用。

家庭在吉卜林的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关系是吉卜林社会理论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家庭是个体防止外部伤害的有效组织手段。吉卜林在家庭中体会到的与其说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不如说是一种人类社会中的基本情感——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与指引，这种父子或兄妹之间的代际关系是吉卜林在小说中不断营造的一种亲情伦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爱通常是长辈与晚辈之间无私的奉献和付出，个体在这种温暖的氛围中寻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动力，而带有强烈时间延续性的“经验”在这一关爱体系中被继承和发展。

叙述艺术

吉卜林小说通常是由全知全能的外在叙述者进行管理和叙述，这是故事叙述的第一层面。作者可以依赖这个全知全能的外在叙述者，更加自由地掌控和安排故事情节，也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评论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这种公开的议论可以观点鲜明，并具有明显的感情倾向。

吉卜林常常运用人物（也包括动物）聚焦的特殊性来构成故事叙述的第二层面。在吉卜林的小说中，最常被采用的人物聚焦就是儿童和动物的聚焦方式，儿童和动物的聚焦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常常会使聚焦对象产生陌生化的效果。人物聚焦是一种局部限知的叙述方式，所叙述的内容是通过故事中的人物的视角进行观察，然后进行讲述，所以故事中主人公的独特视角会使文本更加耐人寻味。吉卜林小说常常具有一种奇幻诡异的氛围，有时是由于故事内容本身离奇，或者说是聚焦对象本身具有一些奇幻色彩。

吉卜林小说中的叙事时间的特点：一是吉卜林擅长掌控长时间跨度的故事，注重在时间的进程中塑造人物；二是吉卜林注重事件时间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叙事时间的真实性可以使故事显得更加符合现实生活节奏，从而使小说结构更加严谨，更具真实感。吉卜林大部分小说都采用顺叙的叙事方式，很少打破事件的发生发展顺序，但有时也会因某种目的而运用倒叙或插叙的手法。吉卜林小说中的时间通常以时间的一维性为基础，叙述时间和故事的现实时间或者称为物理时间是一致的，呈线性。但是小说中的叙述时间不可能同物理时间等长，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时间。在吉卜林小说中，物理时间有时会被延长，有时会被缩短，这是吉卜林小说中时间变换的主要形式，也是吉卜林完成情节切割的主要手段。

象征艺术

象征性是吉卜林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他的笔下，象征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法，它同时是一种叙事艺术。吉卜林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场面宏大、气势磅礴的史诗般叙事风格，同时在细节上吉卜林又极为注重铺垫和伏笔手法的运用，这些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词汇、事物和主题都具有隐晦的象征意味。吉卜林小说中的象征手法的运用不仅仅使故事更具哲理性，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窥视到吉卜林的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几个内容，比如人的特殊性、物质财富的意义和人类的终极救赎等问题。在吉布林笔下，“火”象征着庇护和光明；“象叉”象征金钱就是死亡；“箭河”象征救赎之路。

拟人艺术

吉卜林的许多小说都有着童话的外表，和比严肃文学还要深刻的内涵。许多动物寓言，就是人类寓言。一方面，吉卜林小说中动物形象的刻画具有群体特征，基本吻合动物物种的主要特征。不论如何拟人化，但动物的物种特征是不会被改变的。如狼的群居性在丛林故事中被逼真地再现出来。除此之外，吉卜林还刻意的突出动物世界的特征。小说中动物语言常常具有明显的丛林生活的痕迹。如打招呼，是“捕猎好”。丛林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环境都和动物的自然属性性吻合。狼的洞穴，捕猎时的要点和步骤。另一方面，吉卜林小说中动物的拟人化是由于这些动物被赋予了部分人类的社会属性。学习、捕猎、分享、感恩、遵守规则等社会因素都被很好的赋予了丛林社会，因此吉卜林笔下的丛林世界就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类社会。吉卜林动物题材小说自然离不开拟人手法的运用，在小说中既有修辞学层面的拟人用法，也有文本整体构思上的拟人性写法。作为修辞学的拟人法仅仅是从语言层面来讲，在动物形象刻画和性格塑造方面都赋予人的属性特征；在小说结构的整体构思上，作为动物小说或者童话的拟人法，是包括整体机构构思在内的一种人格化的文学创作形式。

寓言艺术

吉卜林小说通常具有明显的寓言性，其特点是将传统寓言的道德训诫功能和现代寓言的救赎理念的哲思性统合在一起。吉卜林小说中的寓言叙事通常是从人类的道德训诫入手，意旨在人类文明的完善、价值体系的重构和灵魂的终极救赎，吉卜林小说中的寓言性具有明显的复义性和救赎性。

通过寓言，吉卜林暗示着人与自然的融合是人类自强不息的结果。人类不屈服于命运，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奋斗，探索着最佳的生存方式。吉卜林认为已经远离自然的现代人类应该重新回归自然的怀抱，这是人类本性决定的，人类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已，人类世界就是一个动物世界。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是）一个没有加冕的桂冠诗人，一个人所冷落的名人。（诗人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评）

这位世界名作家（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作品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瑞典文学院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