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音乐会上，克利斯朵夫结识了青年诗人奥里维，二人一见如故，从此住到一起。不久，克利斯朵夫创作的《大卫》出版了，他再次赢得了“天才”的称号，生活也出现了转机。但不谙世故的克利斯朵夫仍被人利用，卷入一个又一个是非之争，逐渐身心疲惫，狼狈不堪，幸得葛拉齐亚的暗中帮忙，他才又一次脱身。然而，在一次“五一”节示威游行中，他的好友奥里维死于军警的乱刀之下，他出于自卫也打死了警察，最后不得不逃亡瑞士。

在瑞士，克利斯朵夫思念亡友，悲痛欲绝。一个夏日的傍晚，他外出散步时与丧夫的葛拉齐亚不期而遇，两人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然而，由于葛拉齐亚的儿子仇视克利斯朵夫，二人始终无法结合。

岁月流逝，克利斯朵夫老了，葛拉齐亚去世了，充满激情与斗争的生活也遥远了。当克利斯朵夫从瑞士的隐居生活重新回到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时。晚年，他避居意大利，专心致力于宗教音乐的创作，不问世事，完全变成了一个世故老人，进入了所谓“清明高远的境界”。

罗曼·罗兰生于1866年，卒于1944年，他的一生穿越了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整个历史时期，这几十年间法国的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是经过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拿破仑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很有市场，加上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德雷福斯事件，社会激烈动荡，思想混乱，人心浮动，世风日下，个人主义泛滥，享乐之风盛行。文学上出现萎靡不振、矫揉造作、缺乏生气的所谓后象征主义的特征。作为人道主义作家、思想家的罗曼·罗兰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关注社会问题，参与政治生活，他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在文学作品中皆有所表现。罗曼·罗兰认为真正的艺术该是有高尚道德，富有战斗性的，它能触动世界各国数代人的良知，有助于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关于创作意图，罗曼·罗兰在《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们》中写道： “我该介绍我在整体规划这部书时的背景。我是孤独的。我像法国许许多多人一样，在与我的道德观对立的社会中备受压抑；我要自由呼吸，要对不健全的文明，以及被一些伪劣的精英分子所腐蚀的思想奋起抗争⋯⋯为此，我需要一个心明眼亮的英雄，他该具有相当高尚的道德情操才有权说话，具有相当大的嗓门让别人听见他的话。我十分耐心地塑造了这个英雄。”他宣称“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并不是写给文人们看的”，“但愿他直接接触到那些生活在文学之外的孤寂的灵魂和真诚的心”。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部耗时20余年之久的长篇巨著，罗曼·罗兰从1890年就开始酝酿构思，1902年2月《半月丛刊》发表了小说的第一卷《黎明》，而直到1912年才刊行了第十卷即最后一卷《新生》。

克利斯朵夫出生于一德国小城。小城那种闭塞的空气使他窒息，如同关在笼里的困兽，他犷野奔放的激情之火一天天熄灭。而最令他气喘不过的还不是这缺乏自由的天地，而是泛滥了的理想主义。每个人都陶醉在自己伟大力量的幸福之中，宣讲着理想和胜利，整个德国充斥着一种自命不凡的军人式傲慢，而这些在艺术中则表现为一种感伤主义的希冀。艺术家在说谎，不敢直面人生。

克利斯朵夫看透了德国人的虚伪，他恨这种理想主义，他进出全部的生命力向往太阳。然而，人人如此，每个角落都演着同样的一出戏，克利斯朵夫寒颤了，于是他逃了，他跳上了开往法国的火车。当他的脚刚刚踏上他向往已久的那块土地时，他的心在喊：“噢，巴黎！巴黎！救救我罢。救救我的思想！”

初到巴黎，混乱，这是克利斯朵夫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在这儿，任何人都想做自由人，都不愿遭捆缚，而巨大的力量就因缺乏约束而消失弥尽。为了了解这个民族，克利斯朵夫在高恩的引导下挨个拜访艺术界人士。拜访之下，他大吃一惊。“七天之内人家就给他十五个音乐会，一星期中每个晚上都有，往往同时有两三个……音乐会的频繁使他惊异，令他不知所措。他再也没想到“巴黎那些小鸟儿有这样大的音乐胃口”。然而，大量的音乐会其内容少得可怜，且都散发着一种脂粉香味，华而不实。法国是被自由灌醉了！当然，他也发现了某种极为精致的艺术，然而它太小了，令人错愕，难以把握，因为创造它的人太聪明了，他们虽然离开大路而勇敢地扑向森林小径，“但他们都是挺乖的孩子，怎么样也不会迷路”。他们早就看到了结果，于是，为保持内心的独立，他们理智地放弃了行动，放弃了追求。他们缺乏德国人的理想和热情，且不愿被人组织、联合，只是孤零零地淡泊温和地表现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与法国的接触，使克利斯朵夫认识到德国的伟大。法国人的混乱和对命运的屈从使他开始意识到应尊重德国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

克利斯朵夫在研究了德法之后，又去研究意大利。意大利纯洁而美好的理想主义热情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这儿既没有德国过于普及的理想主义所造成的浮夸，也没有法国因泛滥了的自由而引起的艺术中个性消失或仅仅表现在独立思考中的倾向，这里有的只是安宁平静的气氛和彻底迷恋传统的温情。克利斯朵夫觉着自己需要这种温情，需要这个国家，以便在创作中把自己狂放不羁的情感协调得平和些。于是，他开始刻意地寻找这三合音中每一个声部所表现的实质，揉和它们的长处，把德国的深奥、神秘的思想，和意大利的热情温存的曲调，以及法国细腻而丰富的节奏溶合在一起，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平静的岛》和《西比翁之梦》。

这位桀骜不驯的青年人曾满怀偏见去审视民族，然而，“一切民族都使约翰·克利斯朵夫备尝痛苦，也使他受到恩惠；一切民族都使他感到失望，也使他受到赞扬。他日益清楚地认识了他们的面目。在他旅游结束时，一切民族对这位世界公民来说，都不过是灵魂的祖国，而这位音乐家幻想创造一部崇高作品，一部伟大的交响乐，在那里，各民族的声音摆脱了刺耳的不和谐，而以最动听的人类和谐响彻云霄”。

他头脑清楚但身体虚弱，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与克利斯朵夫相配的。这位面色苍白、感情细腻、敏感而又胆怯的小布尔乔亚内心里虽有着火样的热情，可骨子里却对暴力怀有莫大的恐惧。他的生命力不像他的同伴那样来自强壮的躯体，而是来自他的意识。他具有法国人的广博的修养和洞察人类心理的本领，头脑清晰，双眼明亮。他批判人没有朋友那样的盲目，也无普通人那种自以为是的幻想，而是把事物看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他和他的朋友一样，蔑视不公，痛恨腐朽，不屈就于任何成就。他并不逃避内心思想上的斗争，但他太瘦弱了，也太清醒了，太正直了，他知道打破的东西还会复原，因此不愿在行动上耗费无效的精力，而只是用超然物外的心情去爱人生。“一方面是软弱而骚动的身体，一方面是无挂无碍而清明宁静的智慧，虽不能完全控制那骚乱，却也不致受它的害——在扰攘不息的心头始终保持一片和平，这就是奥里维。

真正把这两极衔接起来的是创造性的现实——葛拉齐亚。这位始终带着蒙娜丽莎似的温柔微笑的意大利女子，在这喧哗与骚动的世界里悄悄走来，“像一道清澈的阳光”，奉献给人类以和善静谧的美。这是一个真正的拉丁女性，对于她，艺术可以归纳到人生，再从人生归纳到爱情。她没有奥里维的骚乱心绪以及得不到公正而引起的失落与茫然。她很少抑郁，很少感伤，她只关心现实。那些悲壮的交响乐、英勇牺牲的思想与她毫不相干，她亲切地与人交谈，与人共处，但绝非一团炽热的烈火，而是以一腔柔情包围着人们，使人极度的惶惑犹如西去的浮云悄然而逝。她是一种创造性的现实，她使得创造性的力量和创造性的思想在和平气息的笼罩下溶合了。“噢，人生，有些东西原来是你不能给的，为什么要怪怨你呢？你的本来面目不是已经很美很圣洁了吗？育公特，我们应当爱你的微笑……”。

作为耶南家族最年轻的一代，童年的她全身心地沉浸在自己梦想的世界里。在这里， 她就像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那么自在自由、无忧无虑，身心和土地、和自然万物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父亲的纵容与疼爱，让她如同生活在温室中的花朵，对于这个现实的世界没有一丝一毫的战斗准备。她的秘密花园里，完全脱离了贫民世界的阴郁沉重，漫天都是盛开的鲜花和纯洁的天使。她最初的爱情锦上添花一般装饰了她的十六岁，少女的迷梦。但是父亲生意上的错误决断导致的严重后果。父亲举枪自杀，家族破产，债主蜂涌而至，一切不幸的麻烦好像都在同一时间爆发，安纳德甚至还来不及整理失去亲人的痛苦心情，便跌进了更加屈辱和苦难的深渊。安多纳德要用更多的时间结束自己以往那些美好的幻想，重新面对这险恶的世界。父亲冷清的葬礼，亲友诅咒的侮辱，周围漠视的眼光，让迷梦中的安纳德逐渐清醒。“她的眼睛睁开了， 看到了人生；她把父亲，母亲，兄弟，统统批判了一番。”她终于明白，自己一无所有了，一无希望，一无靠傍：不用再想倚仗谁。

移居巴黎以后，善良而骄傲的母亲，在遭遇亲戚的白眼和借债的尴尬之后，抛下了贵夫人的虚名，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母亲的改变，弟弟的软弱，进一步激励了安多纳德的蜕变。她知道自己应该坚强，于是用自己生命的勇气不厌其烦地鼓励弟弟，鼓励弟弟要生活下去，不要轻易地想到死，不要轻易地放弃生活。三个人都凭借着对生命的爱而活了下来，在孤苦无依的巴黎，在众叛亲离的巴黎，爱成为他们维系生存的最大的力量。然而命运之神并不眷顾他们的坚持，在连续的劳累和沉重的心理负担之下母亲终于倒下了。带着对安多纳德和奥里维未知的生命的忧虑，满眼惶惑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安多纳德接替了母亲的责任，开始全心全意地照顾弱小的弟弟。她的形象变得更加厚重高大。一方面，她抵御着内心的挣扎和苦痛，四处做工，忍受他人的刁难和非议，辛勤劳作支付弟弟的生活费用；一方面，她用自己高贵的灵魂和对生活的热爱，鼓励弟弟失落的情绪，消除他对未来的恐惧，确保他可以坚强地活下去。更为重要的是，她还要隐藏自己那年轻的生命力所引发的对于爱情的渴望和物质的欲望，让自己像一个清教徒一样，拒绝社交和娱乐活动，在狭窄的圈子里维系亲情的平衡。她那温情脉脉的眼光，就是她内心女性光辉的最佳写照，正是这默默隐忍又饱含深情的眼睛，成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注意的焦点，也成就了安多纳德隐秘的爱情的灵光一闪。

安多纳德承载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力，承载着奥里维的信仰和依附，她自己同样需要救赎。这个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对抗一切不幸的女子，在无依无靠的精神领域里寻求到了另一种解脱，那就是宗教的归依。“她遭了横祸，却始终相信基督的爱，相信跟你一起受苦，将来有一天会安慰你。”将解决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这或许并不是真正的强者的选择。可是对于安多纳德这样一个贵族出生，少不更事的女子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物欲横流的巴黎，她只能是在社会最底层的为生计苦苦挣扎的个体。用血汗换取的有限的金钱，甚至不能满足姐弟两人一起看音乐剧的卑微要求，她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年轻人的消遣，没有对于自身发展的任何规划和憧憬。她的坚持只是来自于柔弱的，出于对兄弟的爱。这种用柔弱的身躯彰显的强烈的爱，让人看到了她的高贵和伟大，也更加认同她的不完美和缺陷

安多纳德是《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重要的女性角色之一，这个牵引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相识相知的女人，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心理的成熟，奥里维的性格的成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她那短暂又充满着苦难的一生，同样是一曲忧伤而美好的法国乡村小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限的想象。

小说的丰富思想伴随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从小到大，其中对自由生命的向往与追求一直隐藏和贯穿于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中，涉及的范围也由个人过渡到整个社会，愈来愈成熟，愈来愈深广。

自由生命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人生追求的强大动力。它的动力又来自何方呢？罗曼·罗兰认为，动力来自于宇宙间普遍存在的那种神秘的，但又是强大的生命力。少年克利斯朵夫相信自己就是上帝，认为上帝就在他心中，“它（指上帝）透过卧室的屋顶，透过四面的墙壁，把生命的界限推倒了，它充塞于天地之间，宇宙之间，虚无之间。他醉了……深不可测的上帝！那是生命火把，生命的飓风，求生的疯狂——没有目的，没有节制，没有理由，只为了轰轰烈烈的生活！”那么是什么让他产生这样的念头？是他的信仰。那么什么是他的信仰呢？他的信仰就是热爱生命，追求自由，融入大自然。当克利斯朵夫躺在万物滋长的草地上时，在昆虫嗡嗡作响的树荫底下，看着忙忙碌碌的蚂蚁，走路像跳舞般的长脚蜘蛛，在斜刺里蹦跳的蚱蜢，笨重而匆忙的甲虫，还有光滑的、粉红色的、印着白斑、身体柔软的虫，他感到他和千千万万的生灵原是同一血统，它们的快乐在他心中也有友好的回声：他们的力和他的力交融在一起。他认为在大自然中，他是自由的，上帝无处不在，自由无处不在。同时，他也认识到人类所追求的自由也并非完全没有约束，他所谓的自由也是要受到大自然法则的约束。他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是自由的，连控制宇宙的法则也不是自由的。看来，自由也是相对的，人追求期待的自由也是受到不自由的宇宙法则的约束的。但是年轻的他有种不受约束的冲动，带着“还来不及认识新的牢笼的界限”的热情与干劲在有限的自由环境中呼吸。

面对不自由的社会现实他开始反叛。他厌恶空洞的道德、责任，厌恶专制和淫威，凭着强烈的叛逆性格，桀骜不驯的克利斯朵夫在年轻的生命力的支撑下一步一步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隙。他天真、专横、过激地挥舞着堂·吉诃德式的长矛，抨击前辈宗师，抨击德国民族的矫饰和感伤性，在他的小城里树立敌人，和大公爵冲突，为了精神的自由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依傍，终于亡命国外。在巴黎，他同样横冲直撞地去征讨当时社会与艺术的谎言。但随着慢慢的成长，他追求自由的方法也由否定一切过渡到慢慢接受一些现实，最终，他也只能在大自然法则中做着合乎情理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克利斯朵夫不仅仅是个个人奋斗者，也是自我生命的体验者、思考者和追求者。

真理的生命在于创造。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摆脱了情欲的束缚之后，又找到了“创造”这朵生命之花，将自己融于音乐创作中，“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消灭死。”

真理拒绝虚伪。他低头摸索前进，饱受矛盾冲击，在其创作过程中，他发现了德国人的虚伪。他冷言冷语地讽刺道：“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他批判那些貌似对音乐恭敬虔诚的人。看到这些人的作品，使他最气恼的是谎言。看到将音乐这门崇高而艰辛的事业，轻松地置于酒杯间的谈笑的虚伪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大笑。一个“笑”字，写出克利斯朵夫对这种虚伪的讥讽、蔑视，显示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持真理、不同流合污的立场；一个“笑”字，是要警醒那些仍沉醉于麻木状态的人们，激发他们追求真理、摆脱虚伪音乐束缚的情绪。一笑破天惊，克利斯朵夫开始了与虚伪斗争的历程。

真理就是为艺术而艺术。那么真理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克利斯朵夫提出“心灵美重于技巧美，内容重于形式”的创作观点。徒有其表而无实质的文学，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意，喜欢画而不会画，便信手乱涂一阵，还挺天真地在下面用大字写明，这是一所房子，那是一株树。这样的作品只会离真理愈来愈远。文学家如此，哲学家如此，社会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只喜欢讨论，而不制作，偶尔制作，也是空洞的躯壳，没有实质的内涵。艺术应该来源于真实生活，来源于生活的最底层。为艺术而艺术和为金钱而艺术是一对矛盾体。正如奥里维对克利斯朵夫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有一种艺术叫法国艺术，另外一种艺术叫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跟一种没有钱的人的艺术。”如何取舍，本书给出了答案。就是要做到为艺术而艺术。他列举了当时法国流行的各文学体裁中有很多伪造艺术和浓厚的享乐主义。如诗多抄袭，小说多淫秽，戏剧成为法庭上的道德。他认为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精力掉在这种泥淖里，都变得无影无踪。这“泥淖”就是指不尊重现实，那种不深入生活的浮躁、虚伪的地方。他通过自己的种种行动来与这种为金钱而艺术的局面对抗，并呼唤着一个充满活力、真诚、有内容的艺术境界早日到来。

《约翰·克利斯朵夫》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遗嘱”。罗曼·罗兰也因为梦想着重构西方精神而被尊称为“欧洲的良心”。本书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通过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葛拉齐亚三者为代表的德、法、意三国的欧洲“三重奏”，这是人类和谐精神的整体象征，也是作者重构西方精神的具体表现。克利斯朵夫代表德意志的狂放不羁、强悍有力，具有创造性力量；奥里维代表法兰西的自由清新，具有先进思维；葛拉齐亚代表意大利的和谐柔美，具有现实精神。三者虽具有不同特质，但创造、思维、现实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作者在突出位置描写了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结下的亲密友谊，与葛拉齐亚富于诗意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这一微妙的人物关系，正是作者反对军国主义和民族歧视、主张人类和谐一致的人道主义理想的象征性体现。同时，对这三者也有所批判。如：德国——意志坚定但理想主义的幌子下是自私自利；法国——四周都是腐败的艺术；意大利——他们的理想主义永远忘不了他们自己，缺乏宽阔胸襟。这里只需引述罗曼·罗兰在1925年1月所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给他在中国的弟兄们的公开信》就很可以说明问题了：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盟和兄弟。我的祖国是自由的人类，伟大的民族是它的省份，而众人的财产是它的太阳神。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只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曲大交响乐。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既是一个超人，也是一个凡人，他有自己的情欲，有自己的过错，有内心中的矛盾、软弱与痛苦，但也有自己的追求、梦想、爱和为爱百折不挠的精神。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多主题小说。在小说的扉页上，罗兰将小说题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可见，对“生命力”的歌颂是作品的核心和灵魂，作者将贝多芬的音乐精神和“力”的特质融于克利斯朵夫的性格之中，借用了一个音乐家的奋斗经历来倡导其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表现了作者“和谐”、“统一”的艺术思想和美学理念。对生命力的歌颂是通过克利斯朵夫反抗命运和战胜内心，通过音乐对比冲突来体现的。比如通过对克利斯朵夫爱的力量和恨的力量的对比，通过克利斯朵夫与自身内心软弱斗争的对比等，而达到生命的澄明之境——和谐。罗兰让克利斯朵夫成为了人类和谐精神的本体象征，在对立矛盾中达到神圣的“统一”。不仅人物个性、人物配置上体现复调的对比和统一，而且从各个侧面丰富克利斯朵夫性格的发展，反映了作者对人类精神完善发展的美好愿望。

对自然音响的细腻描述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最具艺术特色的地方，文学史上可能还没有多少作家像罗兰一样把自然当成人类的一部分而如此动情的泼墨。小说中莱茵河、圣马丁教堂的钟声的多次出现就如音乐中的主导音响一般，成为贯穿作品，照应首尾的纽带和桥梁。将自然音响与乐声、人声相比拟，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而且为作品创造了诗一般的意境。作品中的艺术音响可分为音乐场景和音乐性场景。有音乐出现的音乐场景体现了风俗民情和历史背景，为人物活动创造一个适合的场所，而没有音乐出现，但本身却如同音乐一般的音乐性场景，如《节场》一卷的描写可以深化主题思想，加强批判力度。用音乐环境营造背景和氛围，是作品独具魅力之处，不仅展现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场面，又细微地刻画了人类的思想感情。

小说中一个独特的表现手法就是。整部小说以“河”这一意象贯穿始终。“河”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出现了近百次。在小说的开篇，写克利斯朵夫出生，就对孕育克利斯朵夫成长的母亲河——莱茵河，进行了声响的描写：“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结尾又是以莱茵河来为主人公一生的总结。莱茵河伴随了克利斯朵夫的一生，他出生在莱茵河畔，结识朋友在莱茵河畔；身处异国时，眼前浮动的是莱茵河；临终弥留时，耳边听到的是莱茵河的涛声。作者把各种现象比作河流，“河”之意象如同晴朗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在整部小说中闪烁若粗眼的光芒。

其他象征比如风和雨，有着扫荡一切，摧毁一切的万钧之力，每次出现都预示着约翰·克利斯朵夫历经磨难后的重生与自由。“他无羁无绊了，孤身一个……一个人！一个人存在，回归自我是多么幸福啊！”小说中多次出现对风和雨的描写，使其赋予一种吐故纳新的意义。风和雨的每次出现，都是在克利斯朵夫精神危机出现之时。在 《欧莱一家》一节的末尾，有这样一段：“倏然间，闸门打开了。在他身后的院子里，大雨如注，倾盆而下……在闪光之中，他看见黑暗的尽头，他看见了，看见有个天主。他就是天主的化身……他打破了生命的界限……生命的烈火！生命的飓风！疯狂地求生……仅仅为了轰轰烈烈地活下去。”在 《流沙》一节的开头，文中写到：“转回城里，凛冽的寒风在巨大的城门下旋转……克利斯朵夫却欢欣地笑了。他顾不上眼前的风暴，却在想着他刚刚挣脱出来的另一场风暴。”经历了和安娜的恋情之后，克利斯朵夫隐居在瑞士的汝拉山上，失去奋斗动力的克利斯朵夫在复活节下山去寻找生命。一天夜里，吹来了“春天的焚风”，它温暖了大地，融化了冰，孕蓄着雨，吹在克利斯朵夫的脸上，终于为他带来新生命的活力。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20世纪的一部“长河小说”，它反映了世纪之交风云变幻的时代特征和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现象，它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与人格魅力。其中对自由生命的向往，对理想真理的追求及对西方精神的整体反思是其主要内容。

罗兰因此书获得了1913年度的法兰西院士文学奖和191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翻译家傅雷：“我们尤须牢记的是，切不可狭义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单看做一个音乐家或艺术家的传记。艺术之所以成为人生底酵素，只因为它含有丰满无比的生命力。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模范，只因为他是不完全的人群中比较最完全的一个。而所谓完全并非是圆满无缺，而是颠岂不破地、再接再厉地向着比较圆满无缺的前途迈进的意思……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据作者的自白，说它有如一条河。莱茵这条横贯欧洲的巨流是全书底象征。所以第一卷第一页第一句便是极富于音乐意味的、包藏无限生机的江声浩荡……”

颂扬他文学作品中高尚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述不同类型的人物时表达出的同情心和对真理的热爱。

——1915年罗曼·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颁奖词

诗歌、音乐、科学的三位一体和法、德、意文化三位一体的交融在罗曼·罗兰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奥地利作家 茨威格

人生是空的，但当然有救。因为在其开始之时并非完全空空如也。而是我们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磨损以至彻底掏空。至于如何辛苦、磨损，请去阅读罗曼·罗兰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切都写在那里。

——日本著名作家 村上春树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很多外国的经典名著是在部队站岗的三年间读的，这三年的阅读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学知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莫言

我一翻开这套书（《约翰·克利斯朵夫》）就再也放不下去了，心咚咚咚地跳个不停。那是上高中以后真正废寝忘食连续读完的一部书。傅雷的译笔把罗曼·罗兰的诗性、富于哲学意味的描述、生命般搏动的语言节奏传达得恰如其分。

——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王强

每次只要能在那小屋里读一会，我就觉得浑身是劲，天塌下来我都能把它顶住。这世上什么都阻碍不了我前进的步伐。这本书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

——中国著名作家 毕飞宇

高考失利了，那你去看看《约翰·克利斯朵夫》，人这一辈子要经历多大的挫折和坎坷，才会有所成就。

——央视主持人 董卿

罗曼·罗兰，法国作家，1866年1月29日出生于法国勃艮第地区的克拉姆西镇。他的父母亲都是公证人的后裔。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尼韦内这块土地上，因此，罗兰一生中常常自豪地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高卢人”。罗曼·罗兰从小体弱多病，终日关在深院高墙之内，小他两岁的妹妹在他五岁时就夭折了，这给母亲精神上的打击很大，也让罗兰的童年生活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最终他凭借《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获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