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研究以后，约翰·桑顿发现这200多个公司几乎全都是美国公司。为什么不尝试跟那些美国以外的公司去接触呢？于是，他从外国公司的名单中，圈定了六个可能有购买意愿的公司，其中一个是英国的Thomas Tilling公司。巧合的是，Thomas Tilling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正准备在美国拓展业务，他对约翰·桑顿的建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最终收购了那家胶制品生产商。

这个项目的成功使约翰·桑顿开始了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经济的强烈关注。他向高盛集团提出申请，要到伦敦去发展。“当我跟同事们说我准备去伦敦时，他们都说我疯了。”约翰·桑顿回忆说，“其实就连我自己都不能确定欧洲经济是否已经出现了转机，不能确定欧洲的改革会以什么样的速度进行，也不能确定美国的投资银行是否愿意到英国去设立分支机构。而且，到英国开辟新战场毫无前人经验，一切都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美国方式”塑造伦敦

1982年底，他搬到了伦敦，最初的想法是给欧洲的公司提供投资咨询，帮助他们拓展美国市场。“一开始确实不容易。”约翰·桑顿回忆刚到伦敦时的情景说，“当时我在投资银行业里做了还不到三年，自己也没到29岁，在这个年纪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投资顾问不太容易。”

为了吸引英国企业的注意，约翰·桑顿给自己制定了两个策略。第一，必须想尽办法使自己成为英国知名企业和知名企业家的投资顾问，这将会迅速地树立自己的品牌；第二，找出那些市场价值被低估的英国企业，因为这些公司很可能会被敌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很快，在英国证券银行家们聚会的午餐上，人们发现这个美国人总是不请自来，而且往往从刚认识就开门见山地谈合作。

无巧不成书

约翰·桑顿到达伦敦的第一天就有意外的“收获”。这一天，他顺手翻起当天的报纸。一个新闻标题马上使他为之一振——“对Thomas Tilling公司的敌意收购”。该新闻中提到，这笔收购的价格大约为63亿英镑，比历史上的最高收购价格（15亿英镑）高出四倍还要多。而大多数人认为，由于Thomas Tilling是当时英国的企业巨头，所以这次收购不会取得成功。

约翰·桑顿却不这么认为，他看到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Thomas Tilling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说：“我也许能帮你。”由于有过合作关系，这位主席就约他当面去谈。到了Thomas Tilling公司以后，约翰·桑顿给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强调说：这个敌意收购是非同小可的，如果公司对此毫不理会，那么这次收购必定会成功。

而在此后的三天时间里，Thomas Tilling公司所聘用的那家英国证券银行对这个报道置若罔闻，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结果是，Thomas Tilling公司聘用了高盛公司作为投资顾问。

这笔敌意收购最后并没有成功。由于Thomas Tilling公司在英国企业的影响力，高盛公司也开始在英国企业界崭露头角。“从这个经历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与美国成熟的投资银行相比，英国的证券银行并没有多少经验。所以，英国改革的步伐已经迈开了，高盛公司可以把美国的经验运用到英国来。”约翰·桑顿说，“这也改变了我们原来帮助欧洲企业拓展美国市场的想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帮助欧洲企业在他们本土进行投资和经营。”此后，他开始有计划地培养在防范敌意收购方面的专家。

确实，在1980年代初，英国证券银行的市场观念并不是很强，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富有“绅士风度”的，因为一旦他们签订了跟客户的协议，就守株待兔式地等着客户找上门来。

“美国方式”使约翰·桑顿在英国证券银行界中引起了一股骚动。1986年，英国总共有五笔敌意收购，每笔收购的价格都超过了10亿英镑。高盛公司参与了四笔敌意收购的防卫，其中有三笔敌意收购的防卫是成功的，还有一笔最终的收购价格大大高出了开始的报价，也可以说是成功的。

早在1983年，桑顿便开始了试图在欧洲建立投资银行特许业务（franchise）的努力，并于1985年搬到伦敦定居。在欧洲，桑顿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起了庞大的并购业务，成功地为高盛开辟出一个新的战场。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欧洲商业文化仍以保守自满著称。对美国人来说，与欧洲人做生意同样需要克服很多文化、习惯上的差异和障碍。

2002年，当已经成为高盛总裁及联合首席运营官的桑顿准备举家离开居住了15年的伦敦搬回到纽约时，英国《金融时报》甚至撰文称桑顿“将伦敦塑造成一个现代城市”，不无夸张的赞词指的是桑顿冲击了当地商业银行昏昏欲睡、缺乏进取精神的经营方式。

桑顿在欧洲的成功也部分地受益于英国及德国政府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私有化进程。这给高盛这样的投资银行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高盛在英国最得意的项目当属英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即BP）的上市，在德国则是德意志电信——这两个超级项目奠定了高盛在欧洲的地位，而BP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便是桑顿的密友。

转战亚洲落户中国

桑顿的触角紧接着伸向了亚洲。1996年年底，他在兼顾欧洲战略决策的同时，被任命为亚太区的主席，并在这个位置上做了近三年。桑顿和亚洲市场的渊源始自1993年，当时他受聘为李泽楷旗下的星空卫视出售一案的咨询顾问——这使他有机会了解亚洲市场，并最终成为高盛公司亚洲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高盛在亚洲的表现在业内被公认为扎实、稳健。高盛承担了中国电信（HK941，现已更名为中国移动）、中石油、中国银行（香港）这几个大型国有企业重组和在海外上市的承销业务。其中1997年的中国电信项目由桑顿亲自领导。

随着高盛国际业务的不断发展，桑顿也越来越接近公司内权力的顶峰。1999年3月，桑顿成为高盛公司的总裁；同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联合首席运营官，和另一名首席运营官约翰·舍恩(John Thain)一起成为仅次于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的第二把手。

“ 桑顿是投行业内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曾与桑顿多次合作的工商东亚执行总裁方风雷称。在同事眼中，桑顿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领袖。德意志银行亚太区副董事长、前高盛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张红力曾经被桑顿亲自提携过。“桑顿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能很快、很简短地到达问题的核心，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张红力说，“我认为他最合适的位置应该是，美国总统。“

拯救沃达丰

很多人认为，约翰·桑顿之所以能够在英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不遗余力地建立跟知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一个鲜明的例子发生在1988年，约翰·桑顿把目光放在了一家名叫Racal集团的英国电子公司。

从表面上看，Racal集团的年度财务收支平衡表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引起他注意的是平衡表上的移动电话子公司，这个子公司规模很小，资产仅占集团总资产的20%。“当时美国也有几个地方性的公司在做移动电话，这些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其中上市的几家公司被市场大大高估了，因为人们都相信移动电话将是前途无限。”约翰·桑顿回忆说，“我惊奇的发现，Racal下属的移动电话子公司居然处于盈利状态。最后我得出结论，Racal集团的股票实际上是被市场低估的，它很可能会面临敌意收购。”

他马上给Racal集团的董事长（此前并不认识）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秘书，秘书帮他留了言。到了当天下午，该董事长给他回电话。约翰·桑顿说：由于事情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需要当面谈而不是在电话里谈。两人按约定在酒店见面，约翰·桑顿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了对方，并且提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把股票中的20%拿出来单独浮动，以体现移动电话子公司的市场价值。随后，约翰·桑顿按对方的要求提供了书面报告。第二天，Racal集团就按照约翰·桑顿的建议，把20%的股票单独浮动。

如今，Racal集团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那个移动电话子公司，却变成了今天英国的企业巨头沃达丰（Vodafone）。高盛公司也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投资银行巨头。

在欧洲征战多年以后，约翰·桑顿发现亚洲跟当年的欧洲有着相似之处，亚洲尤其是中国蕴藏着丰富的市场潜力。1994年，他问高盛集团的董事长，看自己是否能够搬到上海。董事长驳回了他的要求，因为他“在欧洲非常有前途”。但约翰·桑顿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对亚洲的关注，他开始着手帮助李泽楷把星空电视（Star TV）卖给全球媒体巨头默多克。

默多克一开始对收购星空电视并没有多大兴趣，业界也普遍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的星空电视还处在亏损状态。约翰·桑顿跟默多克在洛杉矶和伦敦的会面中，很少直接说到星空电视的细节。相反，他们谈的更多的是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市场潜力。默多克最终以将近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星空电视，约翰·桑顿也从此成为了默多克的“哥们儿”，后来默多克的BskyB在英国上市，也是由约翰·桑顿完成的。

桑顿先生1993年第一次到中国来，并工作了一年的时间，在那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约翰·桑顿，在5年以前担任高盛公司亚洲区主席时，就开始和中国的许多部门和企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2003年，正当他成为接替该公司CEO的热门人选之际，桑顿突然宣布辞职，并且到清华大学当一名客座教授，每周一次往返于北京和纽约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