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摩尔升为中校。1793年8月27日---12月19日率领51步兵团参加土伦之战。后被派往科西嘉帮助叛乱，在1794年的卡尔威之战中立有战功。1795年因政治原因被召回英国，参加了西印度群岛战争，1796年升至当地准将。摩尔在西印度群岛与士兵共患难，以此作为对下级的尊重政策。

摩尔随后被派往爱尔兰，在那里他帮助镇压了1798年的叛乱。在班顿，他指挥着第9团和其他正规军，以及经常纪律不良、贪婪的爱尔兰民兵和自卫军，他经常告诫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和宗派偏见将受到严肃惩罚。他一直在写日记，记录了他对叛乱前和叛乱期间英军在爱尔兰犯下的军事暴行的震惊，并对阿伯克龙比于4月被无情的杰拉德·莱克将军取代为总司令感到不满。暴动期间，摩尔主要在南部和东南部活动，他使用的战术与莱克在北部的暴行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成功地赦免了那些在冲突前交出武器的人，并对剩余的抵抗采取了有力措施。他参加了对新罗斯的成功防御（6月5日），当时叛军在激战后被击败。6月20日，他与一支爱尔兰民兵部队从新罗斯出发前往韦克斯福德镇，在戈夫桥遭到一支规模更大的叛军的袭击。他的部队几乎被击溃，但摩尔的勇气、冷静和从前线领导的意愿使他的士兵团结起来，最终取得了胜利。他还参加了在恩尼斯科蒂附近的醋山对叛军的决定性胜利（6月21日）。在所有这些叛军失败之后，他尽最大努力约束他的部队以防止大屠杀。摩尔在他拒绝犯下暴行的立场上，在大多数指挥官中脱颖而出。

1799年，他在荷兰远征队指挥一个旅时受伤，随后在埃及服役。在1801年3月21日亚历山大战役中，他指挥的预备队在尼科波利斯的废墟中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法国的进攻，他负重伤。1805年摩尔升为中将，1807年指挥地中海的军事力量。1808年5月率一支军队赴瑞典，以帮助瑞典人同俄国作战，但被性格多变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下令拘捕，他伪装成农民设法逃脱。

为了提高士气，摩尔推出了荣誉行为奖章和长期服务奖章。黄铜奖章是留给那些以“特殊的能力和勇气”履行职责的士兵的。银奖章授予那些自愿履行职责的人，这些职责使该团受益或带来荣誉，一名获得银奖章的士兵将被免除所有一般性勤务。

所有的士兵都被要求学会游泳，因为那些参加战役的士兵经常被要求在并不总是理想的条件下渡河或从船上登陆。

如果一个士兵的妻子被证明品行不好，她就不被允许留在军队。然而，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妇女并没有被抛弃。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会得到部队的联系，为他们提供一些谋生的条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为她们安排了一间简易的住房。“她们不会在世界上漂泊不定，因为这样的行为永远会让兵团蒙羞。”

在美国革命期间，所有的英国团都包含一个轻型连，当摩尔崭露头角时，英国也有几个配备步枪的营，这代表着应对小规模冲突挑战的方法略有不同。当然，这些事态发展是对那些成功使用轻步兵对抗英国人的对手的回应，尤其是对美国和法国。当时的最大问题是整个英国陆军没有独立的轻步兵兵种。

1803年约翰·摩尔在福克斯顿附近的肖恩克利夫军营指挥一个旅，在那里他建立了创新的训练制度（Shorncliffe System），第52团，第43团和95团均在此受过训练，这三支部队后来成为轻型师的核心。具体来说，摩尔将自己的第52团作为“小白鼠”，作为一个完全“轻型”的团进行训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开发了新的训练和战术，强调主动性。部队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军官们被要求完全熟悉他们的武器和战术。他被誉为一个非常人道的领袖和训练员；据说，当营地正在建造新的建筑时，建筑师问他路应该修到哪里，他让他等几个月，看看这些人走到哪里，然后把路建在那里。兵营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阿瑟·布莱恩特爵士写道：“摩尔对英国军队的贡献不仅在于他那无与伦比的轻步兵（他们从那时起就把他的训练奉为神圣），还在于他相信，一个完美的士兵只能通过唤起人类最优秀的一切——身体素质、心理和精神来创造。”他抛弃了当时主要通过恐惧和暴行维持的现有纪律制度，在他看来，恐惧和暴行也扼杀了个人的主动性，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基于自律、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制度。

摩尔在日记中提到他的兵团进行轻步兵训练时写道：“很明显，不仅军官，而且每个士兵都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纪律是不严厉的，军官依附于士兵，士兵依附于军官。”这与训练方法有很大关系；与其他兵团不同，军官们和士兵们一起训练，熟悉训练程序，包括武器训练。士兵们还接受了额外的训练，并被鼓励发展能动性和自我指导；在战场上发生小规模冲突时，他们需要在没有直接命令的情况下作出反应，并注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掩护措施，以各种姿势开火。摩尔认为，一个完美的军官应该警觉、警惕、有道德，“不会因为不良习惯而疲惫不堪，无法支撑战争的疲劳。”他认为一个好的指挥官应该通过邀请士兵与他共进晚餐来了解他们，并获得他们的信心。但不能过度放纵饮酒——应该保持礼貌。

摩尔不是一个人工作的——他受到了拉尔夫·阿伯克龙比爵士等人物的启发，大部分战术发展都是由同为苏格兰人的肯尼斯·麦肯齐中校负责的。摩尔并没有赢得所有的争执——并不是所有的轻型部队都使用线膛步枪或采用绿色“伪装”制服。但他在肖恩克利夫的时期是变革性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着出色的政治人脉。

大多数团的战斗队形紧凑，便于管理命令；轻步兵以小组形式在战线前方战斗，形成了复杂的号角声来传递命令，而不是步兵鼓。在小规模冲突中，轻步兵成对作战，这样一名士兵可以在装填时掩护另一名士兵。前线团齐射射击，但轻步兵自由射击——仔细瞄准目标。虽然考虑为轻步兵配备线膛步枪，但由于其精度有所提高，在获得足够的步枪方面预计会遇到困难和费用问题，因此大多数部队都获得了标准滑膛步兵步枪。 步枪在远距离的精度下降，由于法国骑兵和轻步兵也使用滑膛步枪，小规模冲突的交火很可能发生在50码（45米或更近）的范围内。10码提供了近距离射击的绝对精度。尽管法国步兵（以及早些时候的美国人）经常在步枪中使用霰弹，但英国轻步兵只使用单球弹药。轻步兵的装备比常规步兵团轻，以每分钟140步的速度行进。轻步兵的任务包括前进和后方警卫行动，为军队提供侧翼保护和进行前方小规模战斗。他们也被要求在战斗中形成规则的队形，或作为防御工事突击队的一部分。在半岛战争期间，他们被视为军队的精锐部队。

尽管如此，到摩尔去世时，他引入的概念还没有完全成熟。在科伦纳战役期间，他建立了两个“侧翼旅”，这些旅错过了战斗本身。惠灵顿，一位同样有天赋的战术家，在他返回半岛时接过接力棒。事实证明，这对英国成功对抗法国经常使用的成群小规模冲突至关重要。摩尔的“肖恩克利夫系统”使这成为可能。英国迟迟没有充分认识到轻步兵概念的重要性，摩尔的改革引发了追赶的进程。再加上惠灵顿自己的战术创新，他们将在许多场合为英国军队战胜法国军队发挥重要作用。

图册：

摩尔认为营房里的任何物品都不能没有指定的位置。”营房的清洁被认为不仅有利于士兵的健康，而且如果东西干净并放在正确的位置，士兵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战斗准备。十个人被摩尔认为是一个伙食团的完美尺寸，但有些餐桌最多有十八个人。所有军官都被分配吃大锅饭，拒绝的人被要求离开该团。食堂的每个成员都应该知道如何做饭，每个人轮流负责持续24小时的烹饪工作。

摩尔鼓励士兵以板球、足球、蛙跳、跳马和跑步等运动形式进行锻炼，以促进良好的健康和友谊，“所有这些都是有男子气概和健康的锻炼”。跳舞也被认为是打发空闲时间的好方法，“它能保持良好的幽默感和健康”，并阻止士兵们在酒吧度过空闲时间。

一个士兵的婚姻生活也是摩尔没有忽视的。每一百名男性中就有六名已婚女性被允许陪同士兵。他们必须有良好的性格，并且不超过两个孩子。由于这些妇女没有军队的经济支持，所有团里的针线活和洗漱都由她们完成，并为此获得报酬。摩尔在步枪队设立了一个慈善基金，其中大部分使步枪队的已婚妇女受益。每当士兵的妻子生病或即将分娩时，她的丈夫可以向慈善基金申请经济援助。该团的孩子们也没有被忽视。指挥官被要求将他们视为与士兵及其妻子一样受到保护，并确保他们健康、衣着整洁、定期上学。

摩尔明白教育的重要性。设立了一所军团学校，以“指导那些希望适应士官职位的人”。每个中士都必须能够读写并理解基本的算术。除了星期天，学校每天都开放，当学校里没有士兵时，学校就用来教士兵的孩子们。

1808年9月，哈里·伯拉德将军因签署辛特拉公约而被免职后，摩尔被授予驻葡萄牙英军的指挥权。在听到马德里爆发反法起义的时候，他率部前去增援。在西班牙中部他得知马德里起义已经被拿破仑镇压，老谋深算的他断定退往葡萄牙才是上策，但是迫于命令，他自萨拉曼卡北上，攻击布尔戈斯以西卡里翁河上的有苏尔特元帅指挥的法国军团并于12月21日将其击败，得知拿破仑来援而且一只法军已经切断了他退往葡萄牙的道路，他决心翻越雪山，撤往400公里外的另一港口科伦纳。尽管撤退是以恶劣的天气、频繁的小规模冲突、漫长的行军和广泛的酗酒、抢劫著称的，但摩尔仍然能够控制住被饥饿和寒冷削弱的士兵们的士气不至于崩溃。第95步枪团的步枪兵本杰明·哈里斯后来回忆说，在撤退开始时，他们行进了四天四夜，没有休息。这样的折磨注定会对最顽强的老兵产生影响，许多新兵开始踉踉跄跄。有时他们又站起来了，有时他们再也没有，但通常没有人来帮助他们。痛苦的跋涉几乎没有停顿地继续着。摩尔的军队几乎没有遭遇战斗，但在撤退命令下达之前就已经行进了数百英里。已经显示出磨损的制服和设备在不断恶化的条件下开始解体。毡制披肩饱经风霜，呈现出奇怪的、不平衡的形状，曾经完美无瑕的红色或绿色束腰外衣变得破旧肮脏。当英国人设法睡在西班牙农民的小屋里时，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时发现他们的制服上满是害虫。最重要的是，这些士兵的鞋子磨损了，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赤脚在粘稠的淤泥或霜冻的小路上跋涉。哈里斯很快就光着脚，不断的行军将他强健的体质推向了极限。“我的脚又疼又流血，”他后来回忆道，“我的腿筋疼得好像要爆裂一样。”大雨、雪交替出现，把每个士兵都湿透了。红衫军背包里的食物很快就被吃掉了，饥饿加剧了他们日益增长的痛苦。

摩尔向北撤退到科伦纳港。1809年1月16日，他在那里进行了一场技巧娴熟的后防线战役，这场战役阻止了法国对他即将回国的军队的进攻，保护了唯一一支具有野战经验的英军。

摩尔在科伦那城外的山上建立了一个防御阵地，科伦纳之战中他“被炮弹击中了左胸和左肩，肋骨、手臂、肩膀”。

在他临终的几个小时里，他始终保持清醒，镇定自若。像纳尔逊一样，他在战斗中受了致命伤，也坚持了很长时间以确信他已经取得了胜利。死前，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对他的部下说：“镇静，先生们，我相信你们会做的更好。”他对他的老朋友安德森上校说：“你知道，我一直希望这样死去。”他最后说的话是：“我希望英国人民会满意！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公正地对待我！”他被裹着军用斗篷埋葬在镇上的城墙下；法国人占领这座城镇时，苏尔特元帅下令在他的墓上建了一座纪念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摩尔的成绩并没能得到认可，军队的悲惨境遇吓坏了英国国民。摩尔也就如他死前所担心地那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了举国抨击的对象。但是最后历史终究是还了他公道。现在认为摩尔在整场战役中确实犯下大错，并且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考虑到他所拥有的力量不应当被过分苛责，而且他将拿破仑拖入西班牙西北的决策对半岛战争的全局而言存在重要意义。正是拜他所赐，他的继任者威灵顿才算有发挥的空间。

摩尔曾是多次受伤的幸存者，后来确定终身不婚（据说是为了避免他的职业生涯给婚姻带来的痛苦）。他的正直是非凡的，他拒绝（在四十多岁时）迎娶给17岁的卡罗琳·福克斯。除了年龄差异之外，也因为他和他的兄弟发誓在战争结束之前不会结婚。据信他“被一种骑士般的怀疑感所阻止”，即年龄的差距和他的崇高地位可能会不明智地影响她的决定。这一求婚的决定从未提出，1811年福克斯小姐成为了未来的威廉·纳皮尔爵士的妻子。

摩尔倾向于在战斗中在前线指挥——这经常导致他严重受伤——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直言不讳——导致了职业生涯的暂时挫折。

由于当时《泰晤士报》怒斥从西班牙撤退的整个事件是一场“可耻的灾难”，最初摩尔在英国的声誉远不如威灵顿，甚至遭受诋毁。1817年，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e）创作了一首诗《约翰·摩尔爵士在科伦纳的葬礼》（The Burial of Sir John Moore after Corunna）来纪念他，这首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英国学生必须学习的诗之一，就连电台司令乐队（Radiohead）的艾德·奥布莱恩（Ed O'Brien）也承认，他必须在8岁时记住这首诗。

这首诗的第一句是：

“无闻鼓，无葬声，无一士卒开枪别。”

最后一句是：

“吾辈悲其薨，其独飨当荣”。

在西班牙，特别是他阵亡的拉科鲁尼亚（科伦纳），作为对西班牙独立与解放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他英勇战死的故事被小学老师传授给学生。他的纪念碑是当地小学组织活动的参观地点，当地的市政工人对他的故事也颇为熟悉。摩尔被弹片击中的位置位于现在的科伦纳大学校园内，靠近体育场，以法国指挥官苏尔特元帅的命令竖立的巨石为标志，纪念碑上没有涂鸦。

摩尔本人身材高大优雅，五官也非常英俊。摩尔的一些朋友称他为“倒霉蛋”是一种时尚，主要是因为他经常在战斗中受伤。威灵顿曾经给他起过这个绰号。班伯里说：“摩尔身上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坚实的、不屈不挠的。他敏锐而善于思考。他的态度对他喜欢的人来说是特别讨人喜欢的，但对他不尊重的人来说，他的态度是严厉的”。没有一位英国指挥官比他手下的军官更受欢迎，也没有一位指挥官给在他们手下训练的部队留下更持久的印象。在半岛时代，以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约翰·摩尔爵士的手下之一”，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声望。

“如果不是摩尔，也许拿破仑早已赢下了半岛战争。”——威灵顿公爵

“仅凭他的才华和坚定，就把英国军队（在西班牙）从毁灭中拯救了出来；他是一个勇敢的士兵，一个优秀的军官，一个有才华的人。——拿破仑

“对人性和军事心理学的理解成为摩尔遗产的支柱。”

“独自与其荣耀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