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学家、建筑遗产保护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Riegl）在其著名的《现代的纪念碑崇拜：其起源与发展》中，将这种纪念碑称为“有意为之的纪念碑”。

各种原本就被当成特定崇拜对象和崇拜场所而建造的神像、祭坛、玛尼堆、神庙、教堂、寺庙等，也都是有意为之的纪念碑，即“内圣外体”的符号性纪念碑（symbolicmonument）。其最初的建造意义、人们要纪念和崇拜的对象在于特定的“内圣”，而不是物质材料构成的“外体”“外体”只是“内圣”的符号性工具、载体和媒介，本身并不重要。即便人们为了最初或变化后的纪念和崇拜目的，以完全不同材料或形式翻新、重建这种纪念碑的肌体，其符号性内圣意义仍旧不变，甚至更强大。例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就其建造初衷而言，主要是为了彰显圣彼得的安葬之地，颂扬他的功业、天国的荣耀和教廷的权威，大教堂本身仅是外体，并非供人纪念的纪念碑。因此，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觉得4世纪所建的老圣彼得大教堂不再能强烈表达这种符号性内圣含义时，就毫无痛惜之情地拆除了已存在一千多年的老圣彼得大教堂，以完全不同的规模、形式和风格重建出了人们如今所见的圣彼得大教堂。

事实上，在18世纪末之前，在现代的建筑遗产保护意识出现之前，人们一直把有意为之的纪念碑当成与其肌体本身无关的别的东西的符号，并按照特定的符号意义进行处理。而且直到今天，对很多仍有强烈符号意义的纪念碑仍是如此，例如寺庙里对神像不断重塑金身。

（二）无意为之的纪念碑

李格尔认为，现代以来，人们看重和保护的主要是无意为之的纪念碑，即原本不是为了特定的纪念目的而建，后来才获得某种纪念意义的遗产对象。例如长城和各种城墙，原本只是实用性的防御工事，如今却有了强烈的纪念意义，类似的还有历史村落、历史街区、历史城镇等。然而，无意为之的纪念碑也是个历史悠久的遗产概念。在古罗马晚期，人们已经将以前建造的高架渠（aqueducts）当成帝国昔日辉煌的象征和纪念碑。湖南的岳阳楼原本只是个一般意义上的城楼，由于范仲淹等无数文人骚客的登临和诗赋，很早就有了后天才产生的纪念意义。直到今天，人们仍会自然地将某位名人出生、生活或光顾过的建筑，某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当成纪念性建筑或纪念地。像昆明的聂耳故居这样的纪念性建筑仍被人们主要当成“内圣外体”的符号性纪念碑，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核心意义并不在于建筑的本体，而在于一种与其无关的其他符号性标志，因此会由于更好地崇拜和纪念缘由遭到剧烈的改头换面。

1790年，法国学者奥班·路易·米林启用了一个新术语：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碑（monumenthistorique），即如今常常简称的历史古迹（historicmonument）。这标志着18世纪末以来，建筑遗产界的核心保护对象开始从内圣外体纪念碑，即其内圣意义本质上与物质本体无关的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的纪念碑，转向了本质上与以往不同的本体内圣纪念碑。后者的物质本体作为认知过去种种史实的证据而引发的所有意义和价值成了新的内圣，从与内圣无关的外体转变成了与内圣不可分割的本体，成了遗产的核心意义和价值所在。从此以后，当保护界谈到纪念碑时，通常仅指本体内圣性的历史纪念碑，即建筑遗存由于其物质本体的形式、材料工艺和做法等反映了过去的各种史实。如今的绝大多数物质文化遗产处理原则，本质上基于的都是这种新的历史纪念碑认识。这种纪念碑的意义不仅是后天形成的，都是李格尔所说的无意为之的纪念碑，而且因其内圣仅仅源于物质本体，所以与以往相反，物质本体的保护成了遗产保护中头等重要的事。

对于这种历史纪念碑，《威尼斯宪章》第1条的定义是：“历史古迹（纪念碑）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体建筑作品，也包括城市或乡村环境，人们从中能发现某种独特的文明、有意义的发展或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见证。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于杰出的艺术作品，也适用于过去不太重要但随着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作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纪念碑也包括《世遗公约》扩展出来的某些遗产对象，例如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纪念碑性雕塑和绘画作品”、“具有考古性质的元素或构筑物、碑刻、人居洞窟等。

尽管人们也许会认为纪念碑只是个空间规模和范围有限的单体概念，但历史纪念碑，或者说历史古迹的概念，本质上涵盖了一切不可移动的、具有物证史纪念碑意义的遗产，它不仅包括单体建筑，包括城镇、村落，同样也适用于园林，以及后文所谈的文化地景。后文所述的一切按特定类型划分的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无论所涉对象的规模大小，无论是一次性创建出来的，还是陆续累积出来的，无论构成元素如何多样、复杂，本质上都属于历史纪念碑，并因此受到相应的保护处理。为了符合国人的理解习惯，后文仍采用“古迹”这个词，但如无特别说明，均指的是纪念碑，或者纪念碑性的古迹。

（一）纪念碑性

巫鸿对纪念碑性的讨论，让这个概念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巫鸿在讨论纪念碑性时说：

我的讨论中，“纪念碑性”（在《新韦伯斯特国际英文词典》中定义为“纪念的状态和内涵”）是指纪念碑的功能及其持续；但一座“纪念碑”即使在丧失了这种功能和教育意义后仍然可以在物质意义上存在。“纪念碑性”和“纪念碑”之间的关系因此类似于“内容”“形式”的联系。由此可以认为，只有一座具有明确“纪念性”的纪念碑才是一座有内容和功能的纪念碑。因此，“纪念碑性”和回忆、延续以及政治、种族或宗教教义有关。“纪念碑性”的具体内涵决定了纪念碑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意义。……我国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明确称为标准式的“中国纪念碑”的东西，换言之，我对纪念碑性的不同概念及其历史联系的有关讨论有助于我对中国古代纪念碑多样性的判定。……于是出现了两个历史——“纪念碑性的历史”和“纪念碑的历史”——综合入一个统一叙事。

（二）公共性

在建筑史家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的《建筑类型历史》一书中，将民族纪念碑及天才人物纪念碑作为首先论述的建筑型式。对于大部分西方人来说，建筑史始于金字塔及纪念碑式的陵墓。

在世俗的、社会的意义上，为死者建造的纪念性建筑物，不仅是为死者的，更多地是为了满足活着的人（尤其是有权力的人）的需要。就金字塔、凯旋门、纪功柱、先贤祠、纪念堂、秦始皇陵、武则天墓这些纪念性建筑物来说，它们的构筑耗费了大量的集体劳动，通过给予那些为它建造基础的杰出人物和英雄以荣誉的方式，为统治者提供了表现他们统治权的合法化证明，通过承诺过去所建立的不会成为时间流逝的牺牲品来帮助维护统治权。通常，陵墓与纪念碑也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场所，一个祭坛，它将公众召集到它的周围，看似召集到一种神与命运的周围，实际上就是召集到建筑与掌管它的统治力量的周围，通过仪式的举行，在宗教与世俗的不同层面上，使公众以陵墓与纪念碑为中心，形成民族的、社会的、城市的或集团的精神、文化向心力，强化某一时代的思想、信仰与价值观。所以，一座纪念碑或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是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些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

另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是，雕塑特别是处在公共空间中的雕塑，更具有艺术的非实用性，它们在传统中也具有纪念碑性质。罗莎琳·克劳斯在《后现代主义雕塑新体验、新诺言》一文中写道：“雕塑在传统上被看作在纪念碑的逻辑中。作为某个祭典场地的标志，它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它的形式是具象的（不是人就是动物）或抽象的、象征的。就其功能的逻辑而言，一般要求它能独立于环境，要有垂直于大地的底座，易于辨识。作为一种实在，有许多雕塑作品能被人们毫不费劲地认出来，道出名字并举出其意义所在。”通常，在纪念性建筑总体中，雕塑与建筑物具有天然的亲和关系，它们共同构筑了人类的精神生活空间，以其材料的永恒、形式的多样、内涵的深刻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明产生绵延不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