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章共30条，对设置法庭的目的、任务及法庭的机构、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法庭应由4名法官及各指派1名助理组成，4个签字国各应任命1名法官和1名助理（第2条）。对于法庭、法官、助理、检察官，被告或其辩护人都不得申请回避。审判时“必须有本法庭审判官四人全体出席，或任何一人缺席时由其助理出席，始能构成法定人数”。庭长由法官推选（除非经审判官三人表决提出了其他办法），原则上轮流担任。关于侦查与起诉委员会的组织，宪章第14条规定：“每一签字国为侦查主要战争罪犯之罪状及起诉，应各指派检察官一人”，组成侦查与起诉委员会。侦查与起诉委员会“对于一切事项，应以过半数之投票决定之，并为便利计，按照轮流之原则指定一人为主席；但如对于应受本法庭审判之某一被告之指定或该被告应被控诉之罪名，双方之投票相等时，则应采取主张该被告应受审判或对该被告提起诉讼之检察官之意见”。

首先，法庭必须设在一个德国城市，否则无法体现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其次，法庭的所在地必须与纳粹所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关联，但柏林之类的大城市又显然不合适，而且这些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大部分已经毁于战火。

最后，纽伦堡进入了同盟国的视野。首先，它是德国纳粹党人的精神大本营，是德国纳粹运动的发源地。对德国法律来说，纽伦堡更记载着一段特殊的泣血的历史。

1935年，正是在纽伦堡，希特勒宣布了他臭名昭著的《种族法》。这部法律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使他们沦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被统治者，犹太人被系统杀戮的大门就此敞开。纽伦堡还是希特勒国家社会党（“纳粹”即“国家社会党”德语缩写音译）走向兴盛的地方，从1933年到1938年，国家社会党在这里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和游行，最多的时候纠集了5万人参与。

在纳粹党的老巢清算纳粹暴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况且，在满目疮痍的战后，纽伦堡还幸存了一个法院，就坐落在城市的边缘，是德国仅存的法律设施之一。

1945年10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审判在柏林举行，自1945年11月20日移至德国纽伦堡城。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结束。法庭对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H.戈林、M.鲍曼、H.弗兰克、W.弗里克、A.约德尔、E.卡尔滕布龙纳、W.凯特尔、J.von里宾特洛甫、A.罗森贝格、F.绍克尔、A.赛斯-英夸特、J.施特赖歇尔等12人被处绞刑。其中10人被执行（戈林刑前自杀，鲍曼被缺席审判）。W.冯克、R.赫斯、E.雷德尔等3人被判无期徒刑，B.von希拉赫、A.施佩尔、K.邓尼茨、K.F.von纽赖特等4人被判10～20年徒刑，H.弗里切、F.von巴本、H.G.H.沙赫特等3人被释放。

在被起诉的组织和团体中，党卫军、特别勤务队和盖世太保以及纳粹党元首兵团被宣布为犯罪组织。

美国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城对在纳粹德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机构与组织中身居要职的177名被告进行了12项后续审判，即：①医生审判（针对在战俘和集中营囚犯身上做医学试验）。②米尔希审判（针对E.米尔希元帅）。③法官审判（针对利用法律迫害犹太人和纳粹党反对派的高级司法官员）。④波尔审判(针对党卫军集中营管理机构的领导人H.von波尔）。⑤弗里克审判（针对大量使用外国强制性劳工的F.弗里克总裁和他的康采恩）。⑥法该公司审判（针对法该公司在占领区的活动）。⑦杀害人质审判（针对在东南欧反游击战中杀害人质的将军）。⑧种族和移民局审判（针对党卫军的种族计划）。⑨党卫军特别行动部队审判（针对奥伦多尔夫及其他特别行动部队的指挥官）。⑩克虏伯审判（针对克虏伯康采恩及其领导人）。11威廉大街审判（针对外交部高级官员及几个政府部长的破坏和平罪)。12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审判(针对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军官）。后续审判判处24人死刑（其中12人被执行），释放35人，其余被判有期徒刑。但到1956年即全部被释放。

纽伦堡审判根据下述4条罪行起诉和定罪：①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战争罪。②参与实施战争的共同计划罪。以上两条罪行合起来被称为破坏和平罪。③战争罪（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④违反人道罪（指对平民的屠杀、灭绝和奴役等）。纽伦堡审判为以后对破坏和平罪的审判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国际法的重大发展。

反思人类创造的各种悲剧和荒唐行为，“南京大屠杀”不仅要精确统计在战场战死多少军人、屠杀多少放下武器的守法战俘、灭绝多少无辜平民……而且要比照纽伦堡审判的共同规则，反思上一代人染指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