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在党小组会上，林震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他擅自作主支持魏鹤鸣召开工人座谈会，搜集对厂长的意见。林震据理力争。刘世吾却批评他过高估计自己，想当娜斯嘉式的英雄，林震感到气愤和痛苦。

星期六晚上，赵慧文约林震到家里去坐坐。她坦率地说出了心中的苦闷：开始，她也想同区委工作中的缺点作斗争，但感到力不胜任，只好埋头于事务工作。接着还一一谈了对韩常新、刘世吾等人的看法。林震深受启发并鼓励她：“人应该在斗争中使自己变得正确，而不能等到正确了才去斗争!”

五月中旬，《北京日报》以鲜明的标题登出揭发王清泉官僚主义作风的群众来信，区委书记也过问此事。刘世吾马上雷厉风行地着手解决。不到十天，王清泉就被撤职。有一次，刘世吾和林震到工厂附近小饭铺吃馄饨，刘世吾感慨地谈起过去，继而闷闷地说：“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他还提醒林震，赵慧文对他的感情不太正常。林震回到宿舍后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过。

区委常委开会批准了对麻袋厂问题的处理意见。列席会议的林震发言，建议对区委组织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检查。会场上出现轻微的骚动。韩常新、刘世吾均为自己辩护，而区委书记也批评林震太感情用事。

第二天，林震应约再次来到赵慧文家里。赵慧文向他介绍了自己家庭的情况，表示要把林震当做弟弟看待。她还让林震看自己写的对组织部工作存在问题意见的草稿。林震离开赵家时夜已深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思绪涌上心头。他要正确对待友谊与爱情，并使自己更坚强。他迫不及待地敲响了深夜还在工作的区委书记办公室的门。

创作初衷

1955年，中共团中央发出号召，要全国青年和团员学习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此书描写了一个刚刚走入社会的女农业技术人员娜斯嘉不妥协地与一切阴暗现象做斗争，改变了集体农庄的旧面貌的故事。时任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区委副书记的王蒙，凭借自身的基层工作经验，深感娜斯嘉的性格过于理想化，她的胜利也似乎容易了一些，如果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生活斗争远比《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里所写的更复杂。再加上王蒙正在悉心修改其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处于创作巅峰，为了调剂一下脑筋，他于1956年4月写成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写作有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发表过程

1956年6月，《人民文学》收到了王蒙的投稿（原稿标题为《组织部来了一个年轻人》），编辑谭之仁和涂光群认为小说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发表后定会引起热烈关注，于是将原稿面呈副主编秦兆阳。之后，根据谭之仁转达的秦兆阳的意见，王蒙很快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并交回编辑部。7月17日，《人民文学》第二天要发的9月号最后批稿子中，有一位作者临时抽走了一篇四万字稿件，于是，秦兆阳决定由王蒙的小说补位，而且亲自连夜对稿件进行修改。除了把标题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之外，秦兆阳对内容也进行了比较重要的修改，强化反官僚主义主题和林赵之间的感情纠葛（当小说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时，王蒙为小说恢复了原名并删去了一个“一”字，定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中收录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根据作家原稿对部分重要内容进行了还原）。9月7日，小说在《人民文学》九月号上发表。

林震

年轻的中共党员，原在小学当教员，因工作积极、成绩突出被调到区委组织部。他积极向上、认真负责，针对一些领导工作中表现出的麻木、拖延、不负责，他敢于大胆地指出这种官僚主义是对群众的犯罪。虽然由于不讲究工作方法和策略，他在斗争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有时也感到迷茫，但他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赵慧文

区委组织部的秘书，年纪比林震略大几岁，美丽、能干，待人亲切。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她曾和林震一样，对许多东西看不惯，提了许多意见，但是，几经碰壁后，她变得懒于过问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在她内心深处，虽然没有放弃对于理想化的追求，但已经失去了斗争的意志。直到林震的到来，才令她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

刘世吾

区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在解放前就投身革命，为革命事业受过伤。作为组织部的实际负责人，他对现实情况非常了解，处事老到、富有经验，有着极强的工作能力，同时还喜欢读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小说。另一方面，经过“现实生活”的打磨，他沾染上了官僚主义的习气，对工作常常表现出冷漠麻木的态度，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并且为自己的行为创造了一套“完善”的辩解理论。

韩常新

区委组织部工厂建党组的组长，负责具体指导林震的工作。虽然只有27岁，但已养成了一副装腔作势的官场气派和浅薄庸俗的恶劣作风。充领导他会拉长了声音训人，写汇报他会强拉硬扯例子分析问题，凭借几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成为了“少壮有为”的干部，而且为此自鸣得意。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大胆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因“积极干预生活”著称。不过，作品更是表现了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人充满青春活力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他们的个人理想与现实环境的冲突。

主人公林震是个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青年党员，他年轻的生命中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在小学当教员时，受到教育局嘉奖，他却“更经常焦灼地鞭策自己”“要一日千里”。这样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被作者推到了一个强大的官僚阵营和充满市俗意识的现实环境中。小说通过麻袋厂厂长官僚主义问题从发现到处理的经过，引发出组织部内部不同代际人物对生活分歧的日益公开化和明朗化。林震感到压抑却又说不出问题所在，因为组织部官员们的缺点散布在他们的工作成绩中，像灰尘散布在空气中一样嗅得到但抓不住。而对于以刘世吾为代表的饱经生活磨砺的人来说，要抓住像灰尘一样的缺点似乎是一种苛求。刘世吾对于韩常新、王清泉之流的问题有清醒认识，但他并不主动处理、干预；他也梦想单纯、美好、透明的生活，但只限于想像，而不会将理想付诸实践；他不追求知行统一，而是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退缩，用“就那么回事”来弥合分歧，麻痹自我和周围人对生活的感受力。林震对于刘世吾这种回避矛盾的消极人生态度的审视、批判以及超越，正是这个青年走向成熟的开始。

对比手法

作品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将几个人物结合在一起写，通过对比手法来表现人物性格的不同之处，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具体。同是组织部成员，在面对麻袋厂问题时，林震是心急如焚，想方设法地解决问题，而早就知晓此事的刘世吾，教训林震幼稚，面对林震的汇报，他总能找到一套借口和理论来为自己开脱。在区常委开会讨论麻袋厂问题的会议上，林震为会议准备了几千字的发言提纲，坐在角落里紧张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而同在会上的韩常新正专心地把自己的鞋带解开又系上了；刘世吾面对林震在会上所提的意见只是“点点头说：‘小林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他的精神也给了我一些启发……’然后他悠闲地溜到桌子边去倒茶水”。通过对比很自然地表现人物性格和他们各自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

除了横向对比，小说还采用了纵向对比的方式丰富人物形象。刘世吾曾告诉林震“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做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做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锦……”从中可知，以前的刘世吾也曾和林震一样，但是后来刘世吾变得世故圆滑、明哲保身，“取笑缺陷，仅仅是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青年刘世吾与中年刘世吾的对比，揭露了官僚体制对人性的异化。

语言特点

小说将讽刺隐含于简练质朴的叙事语言中，例如，生活、工作经历十分丰富的刘世吾常常把“把党的生活建立在……上”挂在嘴边，而这段话在林震听来是“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重复的“登”字加快了这句话的节奏感，也正是在“登登登”中读者能看出青年林震对党工作的满腔热情。而刘世吾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概念，“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有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看似头头是道，实际是他充分利用自己深厚的政治素养掩盖其官僚主义的惰性。小说中质朴却形象的比喻也为揭露现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纯熟地驾驭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地灵活。”这句话表面是夸赞刘世吾谙熟党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是讽刺他利用职权将制度玩弄于股掌之中。

小说发表后，受到极大关注，出现了各种反应，有的工作部门甚至对号入座。《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率先决定组织对该小说进行讨论。从1956年第12期起，《文艺学习》连续进行四期针对该小说的讨论，收到稿件1300多篇，前后发表25篇，参与者既有文艺界人士，也有党团机关干部。一般来说大学生和青年作家对小说持肯定态度。随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延河》等媒体亦参加了讨论。

1957年1月，中国作协党组组织了讨论会，与会的郭小川、林默涵等人认为小说是有毒素的。有人将其与《野百合花》相提并论。2月9日，李希凡在《文汇报》发表《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将讨论推向另一个阶段，他对小说的真实性提出根本性否定，指控小说对官僚主义的描写歪曲了现实，因为北京根本没有官僚主义。对于该小说的讨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自2月16日开始至4月，毛泽东先后五次表达了自己对于这篇小说的态度：否定李希凡所谓“北京没有官僚主义”的论调；强调“保护”青年作家王蒙；强烈批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小说原稿的修改。《人民日报》5月日至10日，连续三天刊登文学界关于《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小说时产生的问题的座谈，以及《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修改经过所进行的详细说明。毛泽东的表态，使批判的对象转为《人民文学》和秦兆阳，王蒙暂时“化险为夷”，但是到了1957年11月，他被召回团市委参加运动，之后被补划为“右派”，其小说也随之成为“毒草”。

刘绍棠、从维熙：王蒙同志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由于作者严酷地、认真地忠实于生活，已经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应。它激励了那些想要改造我们生活中那种衰退的、不良现象的人们，也刺疼了那些正在衰退和已经衰退的人们，以及那些对生活熟视无睹和善意地粉饰太平的人们。

何西来：它在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追求和理想、热情和真诚，它在艺术境界上所表现出来的单纯和明净、透亮和晶莹，打动着无数读者的心，给他们以美的启示和力量。……它不仅是王蒙本人创作道路上的一块高耸的里程碑，而且已经是公认的当代文学史上的名作。

王蒙，河北南皮人。中共党员。青年时代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后任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副书记。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改正。历任北京师范学院讲师、新疆文联编辑、文学局创研室干部、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第四、五、六届副主席等职。1953年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因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成名。其代表作有《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其中短篇小说《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分获1978—1980三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蝴蝶》《相见时难》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访苏心潮》获市三届全国报告文学奖等各种国内文学奖。1987年获日本创作协会和平奖，同年获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等二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