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与大通学堂的创建

大通学堂是光复会创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的学校，陶成章是该校的创始人之一。他参加了大通学堂的筹办，赶赴杭州申请到了办学的合法地位，又制订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并亲赴各地招募会党骨干分子进行军事培训。大通学堂为浙江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05年7月，陶成章在上海接到秋瑾带来的徐锡麟关于共商革命大计的信后，和龚宝铨一起回到绍兴，与徐锡麟商讨培养革命骨干问题。此时光复会正计划创办一所学校，用办学名义，对浙江各地的会党骨干分子进行军事培训，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作准备。陶成章便与徐锡麟等人一起着手筹办大通学堂。创办学校首先面临办学经费的困难问题，蔡元培的弟弟蔡元康向徐锡麟建议，用抢劫钱庄的办法，来筹集办学经费。徐锡麟表示赞同，并立即行动起来，向光复会会员、绍兴富商许仲卿借银5000元，以绍兴府学堂学生进行体操演习为名，请绍兴知府熊起蟠批准，从上海购得后膛九响枪50支，子弹20000发。徐锡麟又嘱竺绍康回嵊县，挑选20多名身强力壮的会党青年来绍兴，每人发给20元费用，由徐锡麟亲自督率，在东湖进行训练，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实施抢劫计划。陶成章竭力反对这样做，认为不能因非正当途径的筹款而损害全局。因为一旦计划实施，必然引起社会上的巨大反响，从而不但暴露了自己，而且还会给光复会抹黑，最终得不偿失。

除了办学经费上的困难外，选定大通学堂的校址也颇费周折。绍兴城西东浦附近大通桥旁的普济寺，交通便利，房屋宽敞，还有一大片空地，是一个理想的办学场所。徐锡麟征得了方丈的同意，借用寺院的空屋作为办学之用，准备创办大通武备学堂，训练会党成员。徐锡麟的父亲徐凤鸣闻讯后，立即出面予以制止。光复会的办学计划由于遭到徐锡麟父亲的阻挠，眼看即将流产。此事很快为城内豫仓董事候补知县徐贻孙所得知，他想从提倡学务中获得好评，便主动找到徐锡麟，表示愿借豫仓的空屋作为办学之用。于是，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等人向徐贻孙商借豫仓空屋数间作为办学场所。大通学堂的校址遂设在绍兴古贡院前，以山会两邑豫仓作为校舍。　学校名称最初定为大通武备学堂。但当时的清政府有规定，私人不得办武备学堂。陶成章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建议改名为大通师范学堂，但以军事训练为主。为了取得办学的合法地位，陶成章还亲自赴省城杭州，向浙江学务处递交办学申请。在申请书中，陶成章提出大通学堂专门设立体操专修科，学员经过6个月的培训后，回乡替政府创办团练。当时的清吏们被陶成章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迷惑，认为言之成理，便批准了大通学堂的创办申请。

徐锡麟建议在大通学堂举行开学典礼时，邀请绍兴城内所有的清吏参加，趁机予以全部消灭；并要求陶成章通告各地会党同时响应，发动武装起义。陶成章认为时机不成熟，竭力劝说徐锡麟放弃了仓促的起义计划。1905年9月23日，大通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由徐锡麟、陶成章负责，钱葆荪任总教习，陈魏任总监。从此，大通学堂成了光复会吸收会员，从事会务活动的主要基地，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

　为了召集会党骨干到大通学堂培训，陶成章与龚宝铨、吕熊祥奔赴浙江的诸暨、永康、缙云、金华、富阳等地，通知各地会党骨干汇集绍兴，入大通学堂学习兵式体操。大通学堂开创了中国秘密会党接受近代化军事教育的先河。陶成章为大通师范学堂制定了若干规章制度，规定凡是大通学堂的学生，一律加入光复会；学生毕业后，仍受本校办事人员节制；而会党骨干仅习兵式体操，毕业后发给记有特别暗号的文凭。为了挟制绍兴当地的官府和绅学各界，迫使其以后不能随意反对大通学堂，故每当开学及毕业时，均邀请绍兴城内的清吏、著名士绅及学界人士参加，并拍照留念，送各府县署及学校悬挂。

陶成章还规定会党中人，只参加兵式体操的训练，以培养开展武装斗争的军事人才。大通学堂的课程设置以体育为中心，尤其重视军事体育，包括兵式体操、器械体操、夜行军、爬山、泅水、军号等，学校的教学设备也主要是军事演习用的枪支弹药，并配有天桥、榴木、平台、铁杆、木马、秋千、铁环等体育操练器械。大通学堂设特别班和普通班，特别班学生全部都是会党成员，只练操习武，不修其他学科。而普通班招收一般的青年学生，文武兼学，除学习文化基础课程外，也同样重视军事训练。大通学堂的学生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其学风严肃认真。无论是起床和熄灯，还是上课和下课，均用号角；学生仿正式陆军编制，每天三操四讲堂，兵式体操，均在郊外大校场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操练时均身着操衣，排队出入。若遇上大雨，则在饭厅内操练，或在走廊四周跑步。每项训练活动均要重复多遍，直到学生学会学好为止，有时还进行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

大通学堂以办师范学校作为掩护，吸收各地会党志士入学，进行军事化训练。大通学堂成了光复会在国内的重要据点和机关，并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他们成为后来浙江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光复杭州和上海，攻克南京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光绪三十一年夏，孙中山先生由美赴日。六月二十三日，留东学生开欢迎会于富士见楼。旋开革命同盟会于饭田町程家柽寓宅，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二十四字为誓词。翌日，开成立会于赤坂区桧町内田良平之宅。越数日，又在灵南坂子爵阪本金弥宅，开干部选举会，公推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为庶务，汪兆铭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总长。中国十八行省除甘肃外，各组设分会。浙江分会长，即鉴湖女侠秋瑾是也。当是时，上海有光复会，亦以革命为宗旨，与同盟会殊途同归，推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徐锡麟俱为会员。岁丙午，秋瑾归国，因成章而识锡麟，复因锡麟而入光复会。浙人俞炜、周凤岐、朱瑞、夏超、顾乃斌、周亚卫、叶顷清、叶焕华、葛敬恩等亦次第加入焉。

绍兴大通学堂，为徐锡麟所创办，陶成章实助其成，假绍兴城内府山后之豫仓为堂址。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开学，别设体育会，定六个月毕业，广招金、处府属各秘密会党首领入学训练。以兵法部勒之，得数千人，编为八军，曰“光复汉族，大振国权。”统名之曰“光复军”。锡麟自为首领，瑾为协领，张恭（字同伯，金华人）、竺绍康（字酌先，又字谪仙，嵊县人）、王逸（字季高，嵊县人）、吕逢朝（字凤樵，处州人）为分统。三十三年正月，锡麟得党山（村名）富绅许仲卿之助，入赀为道员，指分安徽，堂事委瑾接办。时革命潮流日益发皇，而实力微嫌薄弱，于是聘邑人孙秉彝（字德卿）为总理，瑾则亲往各地运动会党，由诸暨经浦江、武义而至金华、兰溪，复由永康、义乌而至处州，一时如终南会、龙华会、九龙会、平阳党、乌带党以及青帮、洪帮诸魁杰，罔不结盟，声势大振。浙江军界朱瑞等，学界蒋鹿珊等，亦复分途纠合，暗通声气。布置就绪，拟定四月间起事。寻改五月初旬。再改五月二十六日，由金华徐买儿（名顺达）发难，处州继之，俟清兵自杭垣渡江往援，则绍兴之军，截其后路，乘虚占据杭州，皖、江同时响应，即可会师金陵。计划既定，以筹备不及，复定六月初十日。讵事机不密，谣诼繁兴，武义县知县钱宝镕电省请兵，浙抚张曾扬派已革广东补用副将尽先参将驻衢巡防营沈棋山率巡防队前往剿办。五月二十三日，与义军接战，同志刘耀勋死之。聂李唐、李嘉宾、李好江、李良金、李维伦、李何齐、陶思乾等皆被捕。金华府嵩宇密禀浙抚略称：“拿获金华、武义匪目供出系大通学堂勾结起事，请严究。”同时徐买儿又因他案事被捕。部下诸人谋劫狱，不幸为清吏所悉，于五月二十四日杀买儿。金华义军遂告失败。而锡麟在皖，于五月二十六日刺杀巡抚恩铭，亦因军事未能得手，与陈伯平、马宗汉先后被难，故遂有大通之狱。

五月二十九日，浙抚张曾敫致绍兴府知府贵福（字寿君，厢黄旗，蒙古人，翻译进士）电云：“据金华嵩电：‘武义获匪聂李唐等供出党羽赵洪富’，又前准南洋大臣电：‘查拿匪党许道亨即振鹏’。足下办理此案务当慎重。”按：洪富，字卓斋，缙云人，竺绍康之妻弟，任大通学堂会计。振鹏，字云祥，别号道亨，嵊县西

乡人。光绪丙午冬，因与大岚山同伙，曾经官厅悬赏缉拿。贵福奉电，惶遽无措。会绍兴劣绅胡道南等与秋瑾有隙，密函告变。贵福晋省面陈，曾扬信汤寿潜之言，欲兴大狱，允派新军第一标三百人，渡江协助。六月初三日，贵福致曾扬电云：“高牌长早七点到，大队尚未到，一时难下手。闻匪多往嵊县。”曾扬即电复云：“大通学堂徐匪死党必多，家属祈迅饬掩捕。徐纬已在九江拿获。”又致亲笔函云：“足下去后，接安庆来电，内开；‘昨已搜得徐匪信箱，派员遂细点查，内有方世钧誓书一纸，语极背逆。又有沈钧业致徐匪书信八件，多有谋皖之语，并有运动奉天巨匪冯麟阁（即冯庸之父）之意，请速捕’等因。绍城现在无兵，已密派卫队一排

十四名赴绍，以便先将沈匪及徐匪胞弟并武义获匪供出之赵洪富，先行密拿，搜查信件证据，电禀核办。其首要各犯，愿充眼线，另拿紧要渠魁者，亦予免罪，以为解散党羽之计。此系大略办法，一切仍与胡绅道南熟商妥办。”贵福奉命，遂扎饬山阴、会稽两县迅即遵办。惟原函“仍与胡绅道南熟商妥办”一语，扎中删去，殆虑其贾怨，预为之地也。按，道南字钟生，举人候选教谕。传闻其人嗜饮，当具函告密时，正醉欲眠，不假思索，贸然钤印名章于牍尾。此事主动，实别有人在，道南代人受过，致仗〔伏？〕厥辜。越年八月十五日凌晨，为嵊人史进德、裘美根所杀，即因前事报复云。

六月初四日下午，贵福会同常备军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督率山阴县知县李钟岳、会稽县知县李瑞年，带领第一标新军，围搜大通学堂。原有学生八十人已放暑假，留堂者仅三十余人，当场捕获秋瑾、程毅等十三人，余均逃散，搜获证件，择要录之如次：

（一）（上略）若要谋人人要银，入不敷出真无奈，杯水何能救车薪。（以上用铅笔书）近日营谋一件事，未知可成不可成。我二人专任招同学，内地机关尽有人：广东史氏又坚任，他兄前已殉同群；湖南孙化和马慨；湖北事归贾其铭；安徽吴自强和万又复；江南招待派封云；浙江柴氏和齐氏；四川邹氏小容君；甘肃陕西河南地，王、李、陈三人尽是勇闻名，山西卢曾身任事；山东徐谢作经营；贵州云南地偏僻，云是杨郎贵是金。（以上用墨笔书）

（二）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初稿作“啸不平”）！（此稿用墨笔书）

（三）不唱阳关曲，非因有故人。柳条重绻缠（原稿如此，恐系“缱绻”之误），莺语太叮咛。惜别阶前雨，分携水上萍（初稿为“分携作客身”）。飘蓬经已惯，感慨本纷纭。爱国心已碎，合群力未曾。空劳怜彼女，无奈系其亲。万里还甘赴，孑身更莫论。头颅愿大好，志愿贵纵横。权失当思复，时危敢顾身？白狼须挂箭，青史不铭勋。恩宗轻富贵，为国作牺牲。只强同族势，岂是为浮名。（此件由山阴县李令检送）

（四）《俚句六章敬呈　秋姊大吟坛斧正》诗云：“最爱东瀛岛，化育良可钦。涕泣望乡国，顽固一何深。感此结中肠，乃作浩气吟。君负济世才，何异荒年谷？怀瑾复握瑜，恰是丰年玉。喜保千金躯，同胞邀幸福。”（不署作者姓名）《再奉赠别五律一首，录呈并恳赐和》：“叙别短长亭，群山睡已醒。瀛州芳草绿，汉地柳条青。意气吞胡虏，精神贯日星。相思寄鸿鹄，携手复叮咛。”同时被搜出者，尚有《某宫人传》、《读警钟感赋》、《同胞苦》，《支那逐魔歌》及《革命论说》、《革命军制单》等多种，大多出自先大姊手笔。因已见中华书局出版之秋侠遗集，不再复录。

秋瑾等既被逮，即于晚间，在绍兴府廨大堂，由贵福会同徐方诏暨山、会两邑令提讯。已而浙抚又委候补知府吴学庄前往会审。同时被捕者，尚有徐颂扬、徐福昌、傅有堂、陈树南、蒋继云、金阿意、鲁阿敖、王植槐、刘连贵、吕植松、秋氏、程毅、钱应仁、僧明信、张仁有诸人。兹首录先大姊供词如左：

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

初，贵福勾串劣绅，妄兴大狱，意在邀功希宠，干进梯荣，是以倒行逆施，锻练罗织，无所不用其极。惟天下之事，未必尽如人意，踌躇满志，始愿终虚。大通之狱虽成，各方舆论，当加非难。沪上报纸攻击尤力。即编氓小户，街谈巷议，亦罔不太息，痛恨于官吏之无良，谤书盈箧，民实可畏。贵福固声名扫地，寝至浙抚张曾扬亦受其牵累，同染恶名，弄巧成拙，自贻伊戚，不特升迁无望，即原有禄位，亦弗克保。是年十月初四日，贵福卸事调补宁国府，为皖人所拒，不获履新。曾扬于十一月调抚山西，亦不得往。此贵福、曾扬始愿所不及料者也。夫舆人之诵，本权威，笑骂由人，好官自我，司空见惯，何足为奇。大通党案之被祸者，第一为弱女子耳。就令冤蒙不白，惨飞六月之霜；而〔？〕成不追，孰为一言之雪？何况张曾扬者，南皮张之洞（时官大学士）之族人，贵福又为羶胡之族类，奥援既厚，驱逐綦难，乃以文字之鞭挞，口舌之声讨，竟产生不可思议之效力。虏廷卒亦不得不酌予量移，以慰民望。此诚胜清一代破天荒之创举，而民权之膨胀，亦有以肇其端矢！爰将当日上海各报纪事及评论摘要选录如次：

上海《中外日报纪事》云：“绍兴官吏率兵搜捕大通学堂时，嵊县匪首竺绍康、王金发正去府城内中，官吏纵之不问。而先捕学生与秋瑾，指为通匪。其命意何在？真令人百思不得矣。”《时报》云：“浙省官场，因外间人言喷喷，群为秋女士讼冤。大吏授意某某，求秋女士书函等件，仿其笔迹，造通匪等函件，以掩饰天下耳目。此说若真，官吏之用心，不可问矣。”《文汇报》云：“绍府贵守，无端杀一女士，竟无从证实其罪，是诚大误。初指其与徐同党，后因不能搜得实据，故出示称女匪平阳党首领云。”某报评论：《秋瑾有死法乎？》略云：“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果然，则仅得一违警罪而已。嫌其失实矣。乌得而杀之？如是而出于杀，则有以知政府之为此，非出于政治问题而出于种族问题。”

上海各报对于此案证据疑出伪造，贵福内不自安，遂于六月十九日电浙抚云：“前呈悖逆字据，系拿获秋瑾时当场搜出。报章有意反对，乞宪鉴。近闻嵊秦令禀：竺绍康等戕毙哨官，嵊匪裘文高、张岳云改扮学生，逃匿处州府城大通武备学堂及缙云县学堂。又闻竺匪逃宁海，投土匪锡彤党，请饬密拿。”二十日得曾扬复电

云：“府越效电悉。所称当场搜出，系在身边搜出，抑在堂内？字据三纸，内何者是亲笔？欲查实以息邪说，非有疑也。又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均先电复。处、台已电饬。院号。”即日贵福又电浙抚云：“钢笔字据，获秋瑾时，由地检获。会审秋瑾时，已据供认毛笔伪军制单，续据山阴李令搜缴。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

惟近人传说，先大姊临难以前，亲笔所书七字，不知系何人伪造，登诸报纸，实难凭信。今观于贵福之电，则疑团不攻自破。李令钟岳晋省后，此七字之原稿自己缴呈浙抚存档。辛亥革命，抚院焚毁，当已一例付诸劫灰矣。同时浙抚张曾扬又有安民告示，略云：“此次绍兴女匪秋瑾，勾结匪党，图谋起事，并欲先抢郡城绅富，骚扰治安。经本部院查知，派兵将秋瑾拿获，并起出悖逆字据，及枪弹马匹多件，业将秋瑾正法。奸谋已破，匪党散走，除仍严拿各首要外……尔等其各照常安业，不必惊惶，毋得轻信谣言，自相扰乱。”盖亦针对上海各报评论而发也。

自皖案发生以来，两江总督端方、安徽巡抚冯煦，先后电咨到浙，查缉余党。当经浙抚张曾扬转行贵福，札饬山、会两县，指名勾拿。计为：陈威，字公猛，北京法律译馆教员；范肇基，字爱农，系日本留学生，昌安门外皇甫庄人；及竺酌先、许仲青、曹醴泉、陈济安、吕风樵、童济时等八人。六月十三日，又札饬山、会两县云：“奉张抚电准安庆电：据徐伟供：‘锡麟同党为陶焕卿、陈子骝（名志军）、龚味荪、陈寮兼（名德谷）、沈钧业五人，”又其妻王氏，游学东洋，改名徐振汉，与秋瑾同主革命。’应即一律缉拿，务获究办。”即据两县同申复云：“范肇基乳名阿庆，并无家属，去秋旋里，见其已改洋装，家居数日，当复出门，不知去向。焕卿之父陶政，在本村开设灰店，人殊质朴。据称：伊子游学东洋，去年八月曾经回家，不久仍回日本，先前人尚正派，现在久无来信，其行状如何，无从觉察……”贵福又函请嘉兴府知府杨士燮协缉龚昧荪归案，旋接复函云：“龚匪系嘉兴北门外淡弄人。据秀水县秦令复称：‘龚味荪向业药酒店，本在塘汇地方开设杨九牧字号，复在嘉郡北门外北丽桥开设分店。家属即住店内。父寿人，年五旬左右。味荪年约二十五六，在日本有年，时复返国，亦未有一定。今年正月、三月回家两次，居留数日，即又他出。闻先赴鄂，再往南洋群岛。皖案发生，全家迁避。无从查拿。’复请查照。”盖是时虏吏居心，犹欲兴大狱也。所谓绍兴绅士候选教谕举人胡道南、前仁和县教谕谢光枢、候选直隶州州判陈邦翰、举人吴思怀、廪贡谢燮奎等，遂仗义执言，连名禀称：“为文字株累，士气沮丧，环乞恩准，据情转禀摘释，一面札县销案事：……许仲青系己丑进士许在衡之子。在衡在日，与徐锡麟认识，曾延其弟课子。仲青以锡麟为父执，有事请教，时或有之。年才二十余岁，世故茫然，家事旦不能理，遑论其他。曹醴泉以教读糊口，与锡麟幼同里。陈威上年秋间赏举人，断无自行摧折之理。范肇基光绪卅一年在中学堂肄业，为道南监中学堂时学生……环请摘释。”适贵福等惧于品议，不敢罗织，遂置勿问。

其中陈公猛，即为今福建省主席陈公侠先生同怀兄。许仲青即住党山村，为绍兴巨富，与徐锡麟烈士有葭莩谊。大通学堂之开办费，及烈士捐纳道员之资，俱赖仲青资助，盖亦富而好礼者也。自经此案株连，惊恐致疾，未久下世。曹醴泉名钦熙，住东浦村，与徐烈士为近邻。烈士东渡，请醴泉代主大通堂务，数月后辞职。其人身材短小，恂恂如老儒。吾家和畅堂左邻，曹姓为其同族，月必一二至，故予幼时尝见之。彼与革命初无关系，徒以一度庖代，致遭缘坐，闻者冤之。范爱农先生，为予受业师，壬子间，任绍兴师范学堂学监。尔时学风嚣张，驱逐师长之事，数见不鲜，先生管教稍严，不幸遂为众矢之的。任事数月，卒受攻击去职。此公虽为留学生，而无留学生习气。衣履朴素，不修边幅。冬日戴一翻檐之毡帽，绝似村农，人多笑之，先生终不为动。自民元初夏，脱离师范学校后，所如辄阻，百无聊赖。因借酒以浇块垒。一夕，饮至洪醉，雇舟返皇甫庄，途次内急，至艗首，便旋急，见水底之月，醉眼迷离，以为明镜，一跃入水捞取，惨遭灭顶。与李青莲采石矶故事，如出一辙，奇矣！陶焕卿烈士，名成章，辛亥浙江独立，躬亲其役，事定，养疴于沪上某医院，为仇家狙击而死。龚味荪名宝铨，章太炎先生之快婿，民国初年，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长甚久。甫及中年，赍志而丧。此外名列党人碑者尚多，不甚著闻，兹从略。

徐锡麟烈士介弟伟，字仲荪，既在九江途次被捕，六月初五日，张曾扬迭电贵稿，迅即掩捕徐氏家属。十三日又电饬严拿徐烈士之妻王氏即徐振汉。（电文见前）于是徐烈士之封翁凤鸣，遣抱呈徐福具禀，自请投案待质。比经堂讯，凤鸣供云：“职贡徐凤鸣，即梅生，山阴县东浦村人，年五十三岁。家有老母亲，现年八十五岁。职贡世业诗书，束身名教；中年弃书服贾，在郡城间开设绸缎铺，雇伙经理。自因独子，仍在家中侍奉老母，素不干预外事。职贡长子徐锡麟，幼时颇知自爱。因用心过劳，致有怔忡之疾，时发时愈。平日意见，竟与职贡时有反对。职贡素性迂拘，不敢令其出门，曾将锡麟幽闭空室。次子徐伟，即仲荪，与锡麟素来冰炭。是以光绪二十六年间，因兄弟不睦，即为析产分居，立有分书各执。锡麟前曾充当本郡中学堂教员，因科学未

全，有志出洋游学。于三十一年八月间，禀奉前府宪熊（起蟠）保，迭奉前抚宪咨，遣赴日本游学。到日后，因身体验来合格，不能入校，遂报捐道员，指分安徽试用。回国后，请咨赴京引见。到省后，先后奉委陆军学堂及巡警学堂会办等差。遂有五月二十六日之祸。孽由自作，夫复谁尤。职贡与锡麟父子之间，性质殊异，素来反对。锡麟在皖，如何行为，职贡与家属委实毫不知情。兹奉饬提，当即具禀，赴县投案待罪，山阴县解送到案。今蒙亲讯，据实供明。至次子徐伟，自兄弟析产后，即往日本留学，迄未还家。现闻已在九江被获，乞转禀上宪电询，当有确供，委无虚捏是实。”相传贵福于徐氏家属，因徇邑绅之请，有意开脱。徐父供诃，亦由贵福转瞩幕友代拟，故能面面俱到，不留罅隙。事隔三十年，已无法质证，姑妄听之而已。厥后贵福将徐父羁押候夺。胡道南等六人，先后具禀，请暂保释。贵福许之，即援笔批示：“取保释回安业。”而徐妻王氏，则在勾缉之列。道南等复又续为县禀略称：“锡麟之妻王氏，确守妇道，前年以体气差弱，时患疾病，因至日本就医，并无留学之事。至于改名徐振汉一节，从不闻有此名称。因徐伟深恨其兄，迁怒于嫂所致。事之虚实，不暇计及。”……并请转详开恩。”此禀未经批示，后亦不再究问，殆已不了了之矣。

宗章按：五月二十六日皖案发生，清吏派队围搜安庆小二郎巷伯荪先生寓邸，发现昆季往来函件甚多，足证其与烈士关系之密。至徐父亲谓其兄弟不睦，意在为仲荪洗刷，弥见此老苦心。阅者幸勿据以为典要也。

孙秉彝，宇德卿，会稽孙端人。父毓珍，官直隶南皮县知县，颇有政声。秉彝曾入赀为吏，然未赴选。光绪三十三春，任大通学堂总办，数月，辞职。党案既起，六月十三，贵福奉浙抚命捕秉彝下狱。二十九日堂讯，据秉彝供云：“大通学堂经费支绌，暂行经理。自二月十五日开校，自揣学问不及，仅认校物筹款。……四月间，因用度浩大，二十五日告退。……闻校内诸人于五月十四日放暑假。此职仅认大通筹款之实在情形也。……”已而秉彝族人孙祖华等，联名具禀请保，山会劝学所总董杜子懋等，亦有公呈为主缓颊，旋经贵福批示“准予先行保释。”两月以后，贵福卸事，遂成悬案。

宗章按；德卿先生之从事革命，远在光绪癸卯，与同志沈克刚暨嵊县女杰尹锐志、尹维俊姊妹，组设机关开元寺同善局，秘密工作。丙午、丁未之交，光复会诸同志尝应先大姊之召集予家开会，先生亦为座上客。近人记大通事，谓先生与革命无涉者，良误。特胸襟阔大、埋头苦干，不乐标榜，故知者勘耳。辛亥革命，浙省光复，先生出任绍兴军政分府财政课长；又为纪念陶焕卿烈士，特创办成章女学校。民国十年以前，绍兴最有名之《越铎日报》，亦为先生所创。晚年淡于荣利，不乐仕进，惟为桑梓谋福利，则亟亟焉惟恐或后，故乡评月旦举无问。然今距先生之殇，数易寒暑，德音未远，墓有宿草，追维畴昔，为之泫然。

绍兴旧府属之嵊县西乡，民风强悍，勇于私斗。有张岳云者，绰号岳元帅，与裘文高友善，皆为秘密会党之首领，各有部属数百人，均归光复军分统竺绍康、王季高节制。丁未五月初旬，文高未候竺、王命令，遽召台州义军由东阳入嵊，于西乡廿八都起义，谋攻击鸭舍坂、石砩、长乐等处之警察团防，得手后，即乘势攻城。嵊县知县秦家穆闻讯，商同防营副哨长李逢春，率领兵差前往迎战。逢春被杀，并毙营勇二名，阵伤练兵四名。事闻于浙抚张曾扬，飞调防营往助，岳云被获，死之。文高败走，退入东阳。逾月，大通学堂之难作。文高愤甚，日思报复之策，拟克期大举，先攻新昌，后扑嵊县。浙江提督吕本元据报，亟饬练军中营管带刘庆林驻扎嵊县，副堂管带凌绍清驻扎新昌，以为之备，并饬巡防第十队开驻奉化，互相策应。是年十月十五日，文高纠集义军千余人攻嵊县西乡，与刘庆林遇于白竹村，自午至亥，鏖战一昼夜，义军不支退去。十六日夜，复出奇兵，伪装警察，并前往劫营。庆林及哨弁杨泰华暨勇丁二十余人，皆殊死战，力竭捐躯。会新任浙抚冯汝骙视事，电商吕本元，添派营伍接应。义军乌合之众，未经训练，遂致败绩。文高退回仙居，其余同志四散避匿，或先后罹难。同时金华、严州两府属之光复军，亦一度起事响应，两府毗连之马铃山，绵亘数百里，联兰溪、浦江、建德三县，山深林密，土著稀少，向为秘密会党之大本营，平时营县捕拿，每以崇峦复嶂，山路崎岖，无从着手。丁未冬间，前金华光复军首领徐买儿部下健将蒋六飞，召集同志，会于浦邑白沙、陈龙门、张山等地方，竖光复军旗帜发难。浙抚冯汝骙电饬驻衢巡防督带沈棋山，往浦抵御。六飞战失利，遁匿于兰溪之溪里、源垄。翌年二月，将省垣派往侦探之什长王世荣，挖目砍毙。清兵追至，六飞又逃往金华忠村，为绅董周以德所获，遂被害。于是此硕果仅存之光复军，一败涂地，不可复振，而大通学堂之党案，亦于以结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