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逊的理论相反，熊彼得采取另一种不同的论点。他不去探究引起三十年代经济停滞的原因，而去探究1933年开始的周期性景气上升为何很快就告结束。熊彼得和其他人往往设想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结束的正常状态—完全就业、物价上涨，银根紧缩，等等。熊彼得把经济周期分为三种类型:(1)“基钦”型(为期很短，基本上是存货周期[inventor cycles])；(2)“朱格拉”型(大多数经济学家把这种周期看成是商业周期)；(3)“康德拉契耶夫”型(一种想象的、以五十年为期的周期，熊彼得相信这种周期是确实存在的)。他把三十年代的经验形容为“令人失望的朱格拉”，其原因何在?

为了对抗汉逊的“投资机会减少”的理论，熊彼得把经济停滞归咎于当时的“反商业风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称之为“经济停滞下的新分配原理”，并为大多数政治上的保守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予以赞同。但是，熊彼得象过去一样，采取了转弯抹角的说法。他认为，问题的核心与其说是对“新分配法”的内容(他认为它与资本主义的正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倒不如说是对实施“新分配法”的全体人员抱有反商业态度的作法。他相信，当前这种态度已经使资本家的信任和乐观受到打击，使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化为泡影，从而抑制了他们的投资热情。

当然，在1937-1938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之后出现这种关于经济停滞的争论，.并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原以为从1933年开始的经济景气有希望使高度生产力和完全就业长期维持下去。因此，随之而出现的经济大衰退无异是晴天霹雳。在1938年，失业率猛升至19%，直至1939年，失业率仍停留在17%，经济停滞的严酷现实再也不能否认了。汉逊1日38年的和熊彼得1939年的著作只是经济思想史的若干古典论战中的一场突出的争论而已。不仅经济学家卷入这场争论，连弗兰克林·罗斯福，他的一次有希望的新政也因一场新的和出乎意料的经济灾难而宣告失败，为此委任了一个临时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调查出毛病的原因和制定解救措施。但是，还未等到该委员会提出它的调查报告(内容极其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突然来临。一夜之间，关于经济停滞的种种议论顿告烟消云散，从此再也无人提及。

战后的1952年，关于这一主题的一部认真而又重要的研究著作《美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停滞》在英国出版，著者为约瑟夫.斯坦德尔(Josef Steindl)，一位奥地利的流亡者，他在牛津统计学院消磨了整个战争时期。但是这部著作并未引起经济界的重视，并且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这本书的问世只是使人们把“莫名其妙”的经济停滞当作历史奇闻来看待而已。

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了那种“经济停滞永不再来”就在七十年代中期，经济停滞问题又重新光临，的断言是过于轻率了。我无须再提而这次则使用了另一个古怪难懂的新名词：滞胀(Stagflation)。它的重新出现又将引起一场争论。有些人认为，停滞问题在五十年代后期即已出现，是越南战争起了暂时的延缓作用。有些人则认为，可能在七十年代初期，随着宾夕法尼亚中心的信贷危机和尼克松的正式放弃金本位及工资与物价控制等主要经历，在1974-1975年，这场经济危机即真正来临。谁都能看出，在七十年代下半期，经济停滞以新的滞胀的形式呈现。谁都不会怀疑，这场经济危机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槽，这可从以下两方面的事实得到证实。第一，在先进资本主义世界(指24个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的失业人数今年预计将达三千万(占全部工人总数的10%左右，其中妇女、青年和少数民族的比率当然要高得多)。第二，美国在一些取得成就的年份中也出现了两次衰退，而最近的一次衰退很可能导致进入大萧条时期。

必须指出，近年来全部经济形势之所以实际上不比三十年代更糟(或一样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事实所造成:(1)大量增加的政府行政开支和行政赤字所起的作用;(2)消费者债务的巨额增长，包括房屋的抵押债款(这种情况在七十年代更甚);(3)经济的金融部门的畸形膨胀，这部分是由于债务的大量增加，其中包括各种新旧投机事业的激增，它反过来又产生出比平常的点滴购买力更多的资金流入“实际的”经济(the real economy)，绝大部分是以扩大奢侈品需求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些历来都是对付经济停滞的重要力量，但是也往往构成不可收拾的危局—如果一切走过了头，就会爆发出类似1929-1933年期间所经历过的、一场老式的经济恐慌。

这样，我们实际上又回到三十年代的被中断了的争论上来:为什么对投资的刺激如此无力?我个人认为，汉逊的答案在今天已没有多大的说服力。而对于熊彼得的关于反商业政策导致投资税减的指责，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今天也肯定不会有人再表同意。我认为，答案应从对战后二十五年的漫长时期的分析中去找寻，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们没有遇到经济停滞问题。在此期间，对投资的刺激力事实上是强大而持续不断的，而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高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于战争使世界经济的原有地位发生改变，因而大大增强了对投资的刺激力。这里举出几个主要的刺激因素:(1)在战争废墟上进行重建的需要，(2)因战时所造成的物资奇缺现象而产生极大的提高生产的需要，(3)大战的结果使美国建立起世界霸权，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系统的基础，战前的贸易和通货集团全被摧毁，从而产生了有助于相对地自由的资本运动的条件，上述一切都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空前扩展，(4)民用工业与军事技术分开，特别是电子工业和喷气式飞机工业，(5)由美国建立的规模巨大的和平时期军火工业，这种军火工业创始于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时期。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人忽视的事实是，这些变化都是由商业风气这一基本变化所引起的。三十年代所遗留下来的悲观主义和惨痛教训尚未立即消失，但是现在已可看出，战后的投资热远比对修复战争破坏的热悄为高，人们的精神状态已转变到一种长期性的乐观主义方面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重要工业中的巨大的投资热已经被激发出来，包括钢铁、汽车、能源、造船、重化工业以及其他许多工业。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的几个较发达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印度和南朝鲜等)中都迅速地建立起雄厚的经济力量。

要探究在七十年代重又出现经济停滞的原因，必须牢记的关键问题是:赋予战后长期的经济发展以动力的每种力量是(而且一定是)自我限制(self limiting)。这确实是投资的真正性质之一:它不仅对需求作出反应，而且也满足需求。战争时期的破坏已经修复，被战争所推迟了的需求已经满足。建立新型工业的过程(包括和平时期的军火工业在内)中需要比维持旧状更多的投资。然而，工业发展的能力往往由于过度滥用这种能力而丧失了这种能力。

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强大的投资刺激激发出一阵投资热，它反过来又使投资刺激消失。这就是为什么经过战后长时期的投资热之后，又转而在七十年代出现经济停滞的原因之一。当投资热开始逐渐消失时，由于在若干年内国际和国内的债务发生年年增多，猖狂的投机事业日益风行，通货膨胀直线上升，使得经济停滞的来临推迟了几年。然而这些治标的办法对整个经济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从而造成在经济停滞的问题上又加上财政迅速恶化的局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停滞将处于持久状态?绝对不是1某些人(我认为汉逊也在此列)以为三十年代的经济停滞已经到了头，只要改变一下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就可以克服经济停滞。但是，历史的经验指出，他们完全失算了。今天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意见也同样可证明是错误的。我个人不相信一场新的战争可以取得象上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结果(或者说，能取得象第一次大战后的那种较小的结果)。如果一场新的战争规模大到足以对经济产生很大打击，就可能导致一场核战争，战后就不会再留下什么可以重建的了。但是谁也不能断言，决不会再有其他强有力的刺激投资的因素了，(例如过去所出现过的工业革命，以及建造铁路和汽车工厂等，就是这类刺激因素)。只是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出现了这类因素的迹象。因此，与其坐等奇迹出现(或者听候大难临头)，，倒不如趁这临危的时刻把我们的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改变现今的经济体系方面，这就是，要使经济体系作用在满足人类的需要上，而不是仅仅作为只为一小撮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资本家才感兴趣的投资机会的有无所产生的副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