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04 22:36
经济周期中的增长与波动的关系比较恰当地描述为“产出－物价”的菲利普曲线。这种菲利普曲线以经济增长率替代了原菲利普曲线中的失业率，这一替代是通过“奥肯法则”实现的。
奥肯法则（奥肯，1962）是实际失业率相对于自然失业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实际产出水平就会超过潜在生产水平而增长越两个百分点，这样就将完成了就业与增长的替代，构造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理论假定了“现实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偏离”，这一偏离表现为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压力。从而也计算了潜在增长率，并以此模拟了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即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扩张，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升偏离，物价上升，回落亦是相同原理。
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国际经济学界也存在着争议。比如，在2000年4月5日美国白宫新经济会议上，针对美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高速增长，对于美国是否存在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问题就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意见（Whitehouse，2000）：第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高速增长，而不存在什么速度极限。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加尔布雷思教授提出，传统经济理论所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实际上并不存在。他说：“如果存在增长的上限，或失业的下限，或扩张的极限，那么实际情况是，没人知道它们在哪。”他主张不要受什么增长极限的约束，而要积极地推进经济增长。第二种意见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是存在的，但在不同时期可以提高。美国耶鲁大学诺德豪斯教授提出，就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看，总体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已被提高。他说：“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个速度极限是多少或它将持续多久，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要高。”第三种意见认为，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现实的经济增长率时而高于、时而低于潜在增长率；而就长期趋势而言，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改变。美国Evercore合伙公司的奥尔特曼先生提出，美国在过去3年里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潜在增长率。在过去的40年里，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波动，但生产率的长期趋势线并没有改变。我们尚不知道，美国较高的生产增长率能否持续。
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即20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的扩张期已经结束。这表明，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是存在的。但对于一个中长期，比如说5－10年左右的时间来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下一个5－10年的经济增长率水平比上一个5－10年，可以降低，也可以提高。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确切地判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这一困难就更为突出。尽管如此，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仍然有不少的估计。
关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是HP滤波法，即通过HP滤波方法，得出GDP的趋势增长，这个趋势增长率就是潜在增长率；第二种是生产函数法，即利用总量生产函数，估计潜在增长率；第三种是根据菲利普斯方程，估算潜在增长率。
我们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它反映的是通货膨胀率与实际收入对其潜在水平的偏离。图6是1978-2004年通货膨胀与国内生产总值走势，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变动呈现出某种一致性。
根据价格调整方程，我们可以建立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下面，就利用统计数据对二者进行计量分析。为避免伪回归，我们先对CPI与GDP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变量，于是，我们可以用O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可得回归方程：
CPI=1.006*CPI(-1)–0.412*CPI(-2)+0.966*GDP–6.558
其中，t统计量都很显著，DW值为2.036，R2为70%，调整的R2为67%，计量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回归方程的经济含义：
（1）CPI受其自身的影响。滞后一期(即上期)CPI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同向变动1个单位，这很符合适应期预期假说；同时，滞后两期CPI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反向变动0.41个单位。综合起来，过去CPI的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同向变动近0.6个单位。
（2）CPI受GDP增长率的影响。GDP增长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变动0.97个单位。这恰恰反映出CPI变动与GDP变动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用CPI来衡量经济是否过热，即GDP的增长是否过快。
根据这个回归方程我们可以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所谓稳态，是指增长率保持不变。稳态通货膨胀率，即没有加速通货膨胀)。根据经验，可以容忍的合理的通货膨胀水平在3%-5%，因此，GDP增长率在8.1%-8.9%之间。而这个区间就可以理解成潜在GDP增长率的区间。如果增长率超过9.5%，显然，通货膨胀率将会超过6%。通货膨胀率为0时的GDP增长率6.8%。
综合前面的分析，HP滤波法得出的潜在增长率区间为8%-10%，生产函数法(林毅夫等的估计)得出的潜在增长率为8.56%，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得出的潜在增长率区间为8.1%-8.9%。由于HP滤波法和数据性质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只能就此得出过去的潜在增长率，还不能依此就未来得出准确的判断。就未来而言，假定生产函数不变，或菲利普斯曲线方程不变，那么，潜在增长率将在8.5%-9%之间。
我们进一步对增长和波动的贡献做分解，分析增长与波动的贡献因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着分阶段的特征，我们依据可变价格计算的贡献率分五年规划看（见表6），从增长、消费率和投资比率上也能看到大的发展轮廓，1981－199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74%，六五和七五消费率为68.89%和57.86%，消费占绝对的带动地位，投资率为34%和31%，出口贡献为负，消费主导着经济的增长；1991－2000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八五期间投资率上升很快，但依然为消费主导，但1993年投资的投资过热引起了较大的波动，到九五期间，投资加出口已经超过了消费，外资和对外依存度显著提高，为了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断提高着投资比率，经济增长开始下滑；十五期间投资率超过了消费率，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开始回升，2002年以来增长保持在9%以上的高位。
由于统计局没有公布不变价的统计，我们利用AlbertKeidel(2001)计算的中国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出的按支出法的1979－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贡献看，与我们和上述结论基本是相吻合的，个别年份不同可以互相进行参考校正。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是最大的，这一期间净出口负的年份多，一直受到逆差的困扰。90年代以来净出口带动崛起，主要年份进出口带动是非常明显，特别是经济增长慢的年份，净出口带动更是明显，出现了（1994、1995、1997）投资+净出口贡献超过消费的情景。
们再进一步细致地分析各个发展阶段中的增长带动和调整因素。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以农村改革开始的，1979－1985年农村居民消费主导着经济的增长，仅有1985年的投资超过消费，也与农村住房投资过快有关。80年代后期城市的改革释放了城市居民的消费热情，1988年的抢购导致了物价上涨过快。按不变价计算的贡献看，1989年经济调整开始则也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下降过速引起的，可以看出80年代最主要的增长贡献和波动因素都来自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农村改革是以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开始的，中间经历了1976年的“四人帮”事件后更是大步向前，一直到1989年调整，调整到1990年，历经了16年的发展，基本属于库兹涅兹的发展周期。
所谓库兹涅兹(Kuznets)周期指15～2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刘易斯1986），也称为建设周期，典型的是美国大移民时代就是这一周期的体现，主要标志是两大因素互相作用推进发展，一个是居民财产购建，二是人口转移。80年代中前期主要早期集中在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进入到“数量性扩张”，农村住房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资产累积；中后期农民开始了就业变动，“离土不离乡”的过程，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城市居民进入了家用电器普及化过程，城乡居民进入以耐用消费品为主导的“追求消费质量”阶段，家庭资产中的家用电器累积加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是1994年的汇率改革创造了出口需求，外资激增，制造业高速发展，产业升级；第二是城市化进程启动，1992年土地要素放松管制，价格放开启动了城市化，特别是1997年后住房消费信贷的启动更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两大需求刺激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率提高。
新世纪的近5年的是城市化加速的时期，投资占了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这里值得分析的是，由于投资中包含了居民住宅的个人投资(居民住房消费信贷增长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投资比率，高投资中含有了住宅消费导致的构成变化。在城市化住宅消费推动下，高投资带动的增长依然比较平稳，但也要深刻认识到住宅投资的周期具有强幅波动的特征。
从1992年开始的城市建设周期开始，居民不动产的积累在逐步加速，农村人口也进入了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步伐。居民的高储蓄决定着投资规模，1998年以后在积极财政和消费信贷的刺激下，真正城市化建设周期进入加速期，新世纪则更加体现出来，在这一时期内投资将主导中国增长，这一周期应该会持续到2010年以后。随着城镇人口比重超过农村人口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才会引起大的周期性调整，在此期间经济会保持高速平稳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四次景气循环，正处于第五次循环之中。与前几次循环相比，第五次景气循环的特征与成因发生了一些变化。
以年度数据来观察，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扩张与收缩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与减慢，从未出现过负增长现象，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景气循环是典型的具有现代经济特征的增长循环模式。
从1978年底到1991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景气循环见上表，循环的平均长度为50个月，平均扩张期为21个月，平均收缩期为29个月。这三次景气循环波动中，经济循环主要表现为经济自身固有机制和政策干预的交互作用过程。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方式主要以直接调控为主，多采取的是行政手段。从当时的经济运行状态上看，中国经济总体上还是短缺经济。因此，“瓶颈”行业的周期性短缺，基本建设投资的膨胀与压缩，是导致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最主要原因。
从1991年中到1998年底，中国经济经历了第四次景气循环见上表，循环的长度为88个月。由于第四次景气循环发生在中国经济的转轨时期，因此它表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循环的周期明显延长，此次循环的扩张期为40个月，远长于前三次的任何一次扩张期，收缩期为48个月，从而使得第四次循环成为转轨以来最长的一次景气循环。
导致第四次经济循环特征与以往不同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1、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短缺经济。中国经济经过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较大规模的倾斜投入，使“瓶颈”约束明显缓解。买方市场格局已基本形成，各个方面的供给变得相对宽松。
2、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中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有效的做法在还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针对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特殊情况，仍然有必要采取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
3、宏观调控日臻成熟。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方法上，应用各种现代手段，加强对于经济运行状况的跟综、监测、分析；手段上，从过去以直接手段为主变为以间接手段为主，由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变为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效果上，经济关系逐步理顺，市场行为逐步规范，经济运行趋于平稳。
时间（年月）谷峰谷扩张期收缩期周期长度（月）
第一循环78.180.984.3224264
第二循环84.385.286.2111223
第三循环86.288.991.6313364
平均212950
第四循环91.694.1098.10404888
第五循环98.10